9.9元或者29.9元的價格，會把一部精心製作的、有美學追求的電影變成賤價貨。

李天鐸 （IC photo/圖）

大約1992年，學者李天鐸、葉月瑜和鄭樹森一道提出“華語電影”概念。他們“希望能讓大陸學者、臺灣學者坐在一起，從語言共同體的角度來談論華語電影”。二十多年間，時代背景和產業規模發生了巨大變化，他認爲這個概念已經不存在了。

李天鐸很早就參與亞太影展、金馬獎等電影活動，對電影實務、學術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得非常深厚。2019年4月26日，他於北京電影學院的講座中繼續強調：電影產業的健康發展不能僅靠票房促動，關鍵在於結構鏈的掌控。

在較早的訪談中，李天鐸向南方週末闡述了他的長期觀察，包括“華語電影”、配額制，以及互聯網企業帶來的利弊。

現在不大提“華語電影”這個概念了

南方週末：經過這些年發展，你認爲“華語電影”概念還存在嗎？

李天鐸：提出“華語電影”有特定的時代背景，當時港臺觀衆會看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欣賞《菊豆》《霸王別姬》，很多大陸觀衆喜歡侯孝賢、楊德昌的作品，還有許多觀衆喜歡臺灣地區“新電影”。香港電影不用說，在大陸和臺灣都非常流行。觀衆會發現電影中的價值，相互觀看、欣賞和交流。我們提出“華語電影”後，學人們聚在一起，有共通的文本可以探討。但今天大陸的電影在臺灣沒有太多觀衆，目前賣座最好的《唐山大地震》也只賣了600多萬臺幣，（約合）120多萬人民幣，還不如這部電影在北京某個影院的收入。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香港。《戰狼2》在內地的票房很強，單體市場票房創造的收入可以擠進全球前五十強，在香港的票房卻不盡理想。差不多的情況也發生在內地，觀衆現在也不怎麼看香港電影了，《一念無明》這樣的電影，內地票房只有一兩千萬。香港電影衰落了，產量在下降。臺灣電影產量比香港多一些，大概一年20部，但基本都是臺灣自產自銷。電影製片方面還有互通，可觀影交流已經很少，所以現在我不大提“華語電影”這個概念了。

南方週末：香港電影和臺灣電影的前景怎麼樣？

李天鐸：港臺兩地的電影都在走向衰落。香港電影很難恢復到鼎盛時期，終究會變成地方性的電影，再也不是曾經紅遍東南亞的華語電影。現在香港和內地結合得很緊密，留守香港的導演、演員所剩無幾，主要票房也依靠內地。我曾經和陳可辛、徐克談過香港電影，問他們會不會回香港拍片，陳可辛說不會回去了。不僅是他，香港過來的美術師、攝影師、電影工作團隊也都不回去。他們說，在內地和香港拍片唯一的區別是：在香港拍片，晚上可以回家睡覺，在內地拍片晚上得睡賓館。但是回香港拍片，薪資和機會都會大幅度減少。

臺灣的電影產業很糟糕，沒有類似華誼這樣的大電影公司。有些年輕人熱愛拍電影，會利用自己開出租車和打工的錢，以及抵押房子，向親朋好友借錢，申請政府的輔助金等方式來籌錢拍電影。拍電影沒問題，但大部分都沒辦法賺回來，沒有發行通路。臺灣電影的題材往往以臺灣觀衆爲導向，常出現歷史題材電影，對臺灣之外的市場觀照不足。現在臺灣電影更多取材於日本動漫，前一陣拍了（電視劇）《深夜食堂》，還拍了很多日本流行的鬼片。有的公司去日本拍片，或者和日本公司合拍。雖然在題材上的交流不少，但臺灣電影的數量真的起不來了。

互聯網商沒有創造出真正的票房

南方週末：大陸現行的電影配額是34部進口片，20部普通格式電影，14部高科技格式電影，也就是巨幕或3D技術電影。配額制過去被認爲是保護國產電影的有效措施，其今後效用如何？

李天鐸：前段時間上映《巨齒鯊》，這部電影將近一半的資金來自大陸，被認定爲合拍片。合拍片被視爲國產影片，不會佔用配額，且分成比例更高，因此成爲進入國內市場的快車道。類似情況也發生在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上，這部電影以合拍片方式進入歐洲市場，出品方是法國公司，還有一家法國電視臺，60%是歐洲投資。

配額制很多時候都是比較僵硬地死摳數字，實際上電影的構成已經非常複雜了。仔細把所有影片的投資結構、人員結構和拍攝結構找出來分析一下，就會發現有些影片是和其他國家合資完成的。舉個例子，我在美國看了《攻殼機動隊》。電影一開場，字幕出現了上海電影製片廠、華樺影視集團，派拉蒙緊隨其後。於冬也在外面投資，《長城》也有萬達的投資。這些投資構成非常複雜的電影，該怎麼規定它的國別歸屬呢？ 在全球化背景下，資金、人員、創意、題材都是流動的，很多規定變得難以出臺，難以形式化。我國的配額制規定引進多少不同類型的電影，但早些年我就聽說，其實我們引進的電影遠遠超出了配額限制。許多電影都可以通過合拍或其他方式進入全球市場。

南方週末：幾年前，一些中國互聯網巨頭宣佈進入電影產業，併成立各自的電影部門。在你看來，這是福音還是隱憂？

李天鐸：互聯網巨頭進入電影產業的心態是想 “賺快錢”。日本互聯網產業也進入電影業，但運作的不是資金，而是作品和IP。互聯網公司進入電影業是以IP爲主，不能喧賓奪主。但是我國的互聯網巨頭比如阿里巴巴，它沒有院線，但是有資金，於是一直買IP，或者通過“淘票票”參與電影產業。全國買IP最多的就是阿里影業，有的價格高達1億元人民幣。但他們真正全資支持、掌控的電影只有兩部——《擺渡人》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阿里經手的電影有幾十部，利用淘票票“插花”，比如一部電影需要100萬預算，會“插”10%，這10%就拿來做“淘票票”。阿里其實還是做電商，通過電商進入許多行業，不僅電影業，還有服裝、貨品等，只要可以幫助提拉股票價格的都可以做。電商的本質是一個轉手平臺，沒有自己的貨品，只是中間商。因此，我們不能期待他們能爲電影產業做什麼貢獻。

騰訊低調一點，但和阿里有同樣的問題。騰訊還說要把遊戲引進來改編成電影，但進入產業後什麼也沒做。即便他們有分散投資，但真正的票房都不是他們做出來的。所以這些互聯網商進入電影產業後，沒有創造出真正的票房。房地產商也是同理。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電商介入創意行業，原來很多擁有實體結構的產業都空掉了。而國外的實體結構是一直存在的，在已有的實體結構上加其他工程，根基越來越厚。Netflix和Hulu原來只是播放影視作品的視頻窗口，現在開始參與影視製作。Netflix自制很多美劇和電影，有些可以走上銀幕，有些就在自己的視頻網站上播放。中國的網絡大電影體系不一樣，拍完之後直接售賣，與整個產業的聯繫不緊密。

票補把精心製作的電影變成賤價貨

南方週末：主管部門要求停止電影票補貼，這是好事嗎？

李天鐸：我認爲應該禁止。從經濟學角度說，一部電影應該有恆常的市場價格，票補進入市場後，價格就變得浮動不定。票補也讓電商進入電影市場，將價格弄亂。願意補貼時票價變成20元、30元，甚至9.9元，不補貼就變成40元、50元。9.9元或者29.9元的價格，會把一部精心製作的、有美學追求的電影變成賤價貨。

此外，票補只願意補貼那些有票房價值的電影，願意爲這些電影做票務。獨立製作的小片子沒什麼票房，就沒有票補，票價也更貴。消費者的想法很簡單，花30元看一部大片娛樂效果高，當然不願意花更多錢看獨立電影。《路邊野餐》等藝術電影幾乎沒有票補，票價也相應變貴，賣座率降低，排片率也會降低。中國很多年輕人作品的曝光機會很少，票補是很重要的原因。

電商進入電影產業，產生票補，把整個系統的價值都弄亂了。在香港，網上買票很方便，但得支付一點額外的手續費。臺灣也要付一元人民幣左右的手續費，美國也要支付手續費，都沒有票補。

南方週末：在你眼中，當下的中國電影產業和國外相比，還存在那些差距？

李天鐸：在美國，一部電影所賺的錢只有27%來自電影院，70%來自後續的家庭影音、電視付費頻道等渠道。雖然好萊塢電影主要的資金回收方式不是電影院，但電影的賣座情況卻是決定其後續收入的關鍵。比如《毒液》，票房僅在中國就有18.7億元。我們常常說中國即將超越美國，成爲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好萊塢的電影市場是100億美元，中國600多億元人民幣，但我們要清楚，好萊塢的100億隻是整個電影市場的27%。

關於中國的電影產業結構，我訪問了很多公司，問他們中國電影的主要收入來自哪裏。他們告訴我是“電影院”。偶爾出現《戰狼2》這種超級賣座的電影，後續還會有一些來自網絡等途徑的收入，但大部分電影80%至90%的資金都通過電影院回來，只有10%的後續收入。因此中國的電影基本在上映期間就能看到最終結果，下映了大家就可以分錢。

此外，在美國與日本，電影的產權是70年，70年內可以一直循環利用，利用版權創收。獨立電影人的作品和小衆藝術片也有專門放映渠道，投資能夠慢慢回收，賺到一些錢。這和中國電影產業中的“賺快錢”截然不同。但中國目前處於社會發展最迅速的時候，資金充裕，甚至充滿各種各樣的“遊資”，資金支配了許多運作規則。因此中國的電影產業需要慢慢調整，尋找良性發展的途徑。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曹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