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死後，曹錕、吳佩孚先在直皖戰爭中排擠走皖系段祺瑞，隨後又在直奉戰爭中趕走了奉系張作霖，直系勢力成爲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軍政集團。

這個時候，曹錕信心滿滿，春風得意，不再滿足當一個地方軍閥的現狀。在一幫政客的慫恿下，他決然地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誰料到，就是這一步，不僅給他自己沾上了污點，摧枯拉朽般倒臺下野，而且直接導致了中國政局的再一次裂變。

那麼，究竟是一件什麼事情，讓他牽一髮而動全身地走向了政治生涯的遲暮呢？

1923年10月5日，北京古城，秋高氣爽。然而，這一天的氣氛卻異常緊張。一大早，京畿衛戍司令部的巡邏車就叫囂着滿街跑。街頭巷口，警察也多了起來，還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物遊神般地在街巷中東張西望。

更緊張的是衆議院，因爲這一天是召開國會的日子。

非同往屆的是，這次國會的任務是選舉總統。

國會會場裏軍警林立，荷槍實彈。進來的議員，務必按“路標”行進，而且只許進不許退，任何人進來了，想擅自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就在如此緊張氛圍中，院內卻備着豐盛的午餐。8點鐘剛過，議長吳景濂便出現在大門外，滿面笑容地迎接來自各方各界的議員。議員們明白了：“恩威並用，看來，不投曹三傻子一票是走不了人了！”

由此，在逼走了臨時總統黎元洪之後，一場曹錕賄選第五任總統的鬧劇正式開演。

黎元洪6月中旬去了天津，大總統位置一空就是四個月。經過多方努力，國會終於取得了他的800位成員中的590多人的承諾，才決定召開會議。

大選時間雖然定在上午10點，實際上到下午1點20分前，來參加會議的議員還沒有達到法定人數。於是，曹錕選舉大本營甘石橋議員俱樂部向一些議員祕密承諾：只須列席會議，哪怕不選曹錕都可領取5000元。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後，一批又一批議員乘汽車趕到，準備乾淨利索地投票—拿錢—走人。但是，即便如此，最後仍缺數人，俱樂部便到醫院把一些臥病在牀的議員用軟牀抬來，這樣才湊足法定人數。

軍閥混戰時期，民主數遭摧殘，國會歷經喪亂，議員大多窮困潦倒，且對時局失望至極，早已激情不再，自暴自棄，與民國初年早已大爲不同。而曹錕的手段就像棉花蘸糖，溫柔甜膩，恰好擊中了他們的軟肋。人常說“好漢喫軟不喫硬”，所以當時從外地返京參會的議員不少，他們抱定了一拿錢便走人的心理。議員們只想佔這個現成便宜，而不願承擔任何責任，所以賄選才得以有驚無險地大功告成。這次賄選也斷送了議會政治在中國的前途。

賄選，人款兩足，就這樣水到渠成了。

以5000元一張選票的價格花錢買總統，本就是商人的手段，曹錕把他做賣布郎時候的經濟頭腦也帶進了他的政治生涯當中。當然，曹錕並沒有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買得動的。

大選當日，曹錕披掛上陣，親自臨場督選。據說，當他走到北京議員國民黨員呂復席前時，發現呂復竟沒有選他，禁不住心急火燎，竟然附耳輕語：“如何不選曹某？”誰料到，呂復把筆一扔，插着雙手大聲罵道：“你要能做總統，天下人都能做總統了。你要是當了總統，總統也就不是總統了。”說完，隨手操起桌上的硯臺向曹錕擲去。

除此之外，直系的政治對手也紛紛拆臺。比如曾受排擠的張作霖聽說賄選的事後，就勃然大怒說：“曹錕是三花臉，是小丑，我們東北人絕不捧他。”不僅如此，他還宣稱議員若能不接受曹錕的賄賂，就可以向他領取相同數目的酬金，這叫“反賄選”。

據史料揭露：當時，共有480名參會議員收受了曹錕的賄賂。賄金原定數額爲每人5000元，但實際上根據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達到1萬元，低的還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發出。整個賄選共花費1356萬元。

曹錕出身小商人，發跡之後尤重斂財。據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視日報五週年彙刊》登載，曹錕家產爲5000萬元，位列北洋軍政人物之首。他本人完全有能力承擔所有賄選花銷。但此次賄選，花費並非出自曹錕私囊。

直隸省長王承斌爲籌集大選用款，逮捕了一批製毒販毒的奸商，勒令他們以錢贖身，得款數百萬，又向直隸170個縣強迫性借款共數百萬元。此外，各省督軍、省長多有“報效”，數目最多的爲山西督軍閻錫山、湖北督軍蕭耀南、江蘇督軍齊燮元，每人50萬元。

曹錕賄選幾乎是公開進行的，一方面他在選舉程序上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對法定人數等要求都嚴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沒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有的人拿了錢不投票，他也沒有采取報復手段。因此，曹錕的部下王坦就曾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要了錢得貪污之名的人強多了，也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

1923年10月10日，曹錕終於如願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第五任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