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DM 71) 在所有这些讨论诗歌与时间的关系的笔记中，策兰似乎质疑了他在1953年读到的海德格尔关于“诗歌的纯粹自立”的观点。策兰在写作这些笔记时，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很可能就存在于他心中，因为在1959年底到1960年上半年间，他正在阅读这位思想家最近的著作《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by Rockwell Kent

作为催化剂的海德格尔

——策兰开始撰写自己的诗学，

1959-1960

在1954至1959年间，策兰就自己的诗歌和普遍性的诗歌所做的几点理论陈述，都是为了回应特定的要求或者形势：他在1954年底回答汉斯·本德尔提出的他怎样写诗和为什么写诗的问题；1958年在回答巴黎Librairie Flinker书社的问题时关于自己所从事的写作工程的讨论；1958年在不莱梅文学奖受奖词中关于自己的诗歌的思考。所有这一切至少有两个共同因素：它们都没有太多的细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海德格尔的影子。

至少从1957年开始，策兰就在考虑更加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诗学。珀格勒说，当年他见到策兰后，两人就同意继续讨论“现象学和文学”的问题。①策兰的不莱梅演讲，就是这一处于萌芽阶段的工程的第一步，它所指向的，是对自己的诗学更加综合的表达。在那次演讲后，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他并没有进一步努力推进这一工程，但是，1959年8月的两起事件似乎为他重启这一工程提供了催化剂。第一件事是他写下了诗歌《山中对话》。这首叙事诗通过两个犹太人在山中的相遇，特地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问题。这首诗的写作，源于他错过了一场和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计划在瑞士南部的恩加丁(Engadin)的会面。第二件事是他在同一个月里阅读了海德格尔的两部著作—《演讲与论文集》和《同一与差异》。他所书写的与阿多诺的想象性会面，以及他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相遇——这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似乎对他的工程构成了挑战。在这项工程中，他明确地想要形成让自己满意的诗学，并且超越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那些关于诗歌和美学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从他去世以来，策兰总被人认为是某个哲学家的诗人。比如近来的那些哲学家，像德里达、列维纳斯、拉库一拉巴特等，都对他的作品表示了关注（阿多诺还试图写作关于他的诗歌的著作），而策兰自己也对先前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他们那些关于语言的思考和著作。此外，他和哲学家们那些共同的思想，都或隐或现地出现在了他的许多诗歌和理论著作中。到1959年，他广泛的理论阅读让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很自在，而且，他逐渐感觉到自已的思想和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的思想一样，都具有合法性。但是，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位一流的诗人，而且他具有他们所没有的洞见。总之，这种不寻常的强大的哲学基础，加上他那独一无二的诗人天赋，使得策兰能够很好地与这两位杰出人物并驾齐驱，并且创造出一种20世纪独有的诗学。

他在1959年8月阅读海德格尔并开始了这个更大的“现象学与文学”的工程。这个特定的日期，表明两者之间绝不是巧合。在《演讲与论文集》这本书中，策兰注明，他在1959年8月9日和30日读完了各个章节。另一条笔记表明，他在1959年8月30日读完了《同一与差异》。因此，他在这个月的后20天里读完了这两本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同样开始为这项新的诗学工程做了各种各样的笔记。从他遗留的各种手稿来看，他所留下的30多条关于诗歌的笔记中，都特地标有1959年8月19日、20日、22日和30日这样的日期——在第二年所做的《子午线》演讲中，他首先引用了这一组笔记。有人在编辑这些与这项工程伴生(1959年8月的最后20天)的广博的笔记时暗示说，策兰还留下了很多没有注明日期的笔记，都是与诗歌同题有关的。②

这些文字是策兰试图更加系统地建立自己的诗歌思想的第一步，而且有可能是为了出版，虽然还没有想到特定的出版商和版式。然而，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一些别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那些评论过他的作品的批评家们身上真正存在着的反犹主义，或者被他察觉到的反犹主义，让他在处理的时候经受着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在西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各种反犹主义事件的爆发；克莱尔·戈尔主使的针对他的诽谤事件——吸引了他太多的注意力，促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忽略了这一工程。直到1960年3月，当他受人委托为北德电台撰写一篇关于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的文章时，他才又重新开始了1959年8月在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时所开始的诗学思考。1960年3月，在这项工程开始9个月后，当他了解到自己将要获得德国语言文学院颁发的声望极高的毕西纳奖（Büchner Prize）时，他才又继续这一工作。他了解到这项大奖是用格奥尔格·毕西纳（Georg Büchner）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他将要为现场观众做一次演讲。这促使他要使用这些先前的笔记，并做了一些新的笔记，最终又把它们融入到了当年10月所做的《子午线》演讲中。在1959年8月开始的还是一种普遍性的诗学，但在一个仅仅代表了他的部分诗歌思想的精简版中，却达到了顶峰。

1999年，他在不同的时期写成的上百页的笔记，作为唯一的史料集出版了，标题是《子午线：定稿、草稿与材料》。这本书的编者们说，当他知道达姆施塔特（Darrnstadt）（语言与诗歌）学院的决定后，“毕西纳演讲中的主要观点已经形成了”( DM xii)。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在这些笔记中，只有大约六分之一成为了毕西纳演讲的直接材料（DM 256）。这表明这项工程本来的思想，是一种更为全面的诗学。海德格尔作为一种催化剂所发生的作用，在最早的时期，已经明显地表露出了迹象，而在策兰重复并扩展一开始就表达出来的那些思想的时候，这些迹象就一直贯穿于整个过程了。

策兰工作笔记中的海德格尔式的词汇

在最早的阶段，策兰的批注中有某些特定的词语和较长的短语，都可以直接地上溯到海德格尔那里。其中一个是“Gleichursprünglichkeit（同样源始性）”。这个词出现在关于“诗歌的含混性的同样源始性(DM 87)”的笔记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从《存在与时间》中吸收这个独特的海德格尔式术语的。在那本书中，这个术语多次出现。策兰在1953年读过那本书，并且在这个术语出现的地方，留下了很多记号（G2：213-214）。他扩展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认为不但诗歌的语言，而且它的含混性，都是同样源始的。

在1959年8月30日留下的一条笔记中，又有明显的借鉴行为。这条笔记讨论了两个问题——诗歌的含混性与死亡:“诗歌的含混性=死亡的含混性。人=终有一死者（Die Menschen = die Sterblichen）因此，作为一种仍然关心死亡的东西，诗歌算得上是一个人身上最为人性的东西之一。”(DM 89)

就在策兰写下这条笔记的同一天，他阅读了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的一篇名为《物》的文章。他为这篇文章的一段话加了下划线，并且在同一页的边缘处写下了一条笔记，讨论的是海德格尔提到的“四重”。这位思想家认为，所谓“四重(fourfold )”是指地、天、神和终有一死者(G 7 ; 179-180 )。海德格尔随后给出了这四重中的最后一个术语的定义:“终有一死者就是人。”这就是策兰在8月30日的笔记中的引文“终有一死者=人”的来源。尽管“终有一死者=人”这一论断似乎是很明显的，但海德格尔这样说，则是为了专门区分人类与动物，因为动物不是终有一死者。据他说，动物并不会有人类死亡那种意义上的死亡，它们仅仅只有终止（“Das Tier verendet”）。在这一页下面的空白处的笔记中，策兰写下了海德格尔的术语（“终有一死者”和“人”），并且通过调换顺序，让其基本的观念得到了保持。他的笔记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终有一死者(Der Mensch = Der Sterbliche ) 。”考虑到他后来关于这一主题的思考，这似乎是他的下列观点的一种速记：因为其源头在人，所以，诗歌和终有一死者注定不能永存。随后，他把这一颠倒了的公式直接转化成了以上所引的8月30日的笔记：“人=终有一死者。”

还有一条批注，可以证明海德格尔充当了这些思考的催化剂之一。这条批注同样隐约地涉及到了策兰在1959年8月阅读的《演讲与论文集》中关于尼采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个带有编号的索引词列表。这些词汇都是他想要详细阐述的。策兰的列表中的第三项，包含有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来说非常熟悉的语义——“物、世界、存在、存在者、显现”（Die Dinge , die Welt, das Sein , das Seiende , Erscheinen）。但是，第四条笔记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它提到了“思考和语言( Denken und Sprache )”，随后是加了括号的“引自《泰阿泰德篇》等”( Theaetet Zitat etc. DM 104 )这样几个字。

“引自《泰阿泰德篇》”指的是在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海德格尔引用了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的一个观点。策兰阅读了海德格尔对这句话的翻译，并加上了下划线。据这位思想家说，这句话把思想描述成了一场“灵魂与它自身的对话”( Selbstgespräch der Seele mit sich selbst , G 7 ;108 )。在同一页中，海德格尔对希腊文独具个性的翻译，把这段引文变成了:“灵魂在自己所见到的东西的包围之下，在走向自我的途中，所经历的那种言说着的自我的聚集(Sichsammeln)。”( G 7:108 )

策兰在《演讲与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不但读到了海德格尔不同寻常的翻译并加上了下划线，而且还在原书中抄写了柏拉图的这段话，并用自己的话做了复述，也认可了海德格尔的德文翻译。③这再次证明，在1959年8月撰写这些笔记的时候，他直接抄录并研究了《演讲与论文集》。尽管此时还未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他从海德格尔的这段描述中推导出来的观点——诗歌，和思想一样，可以看作是诗人和他自己的一场对话—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并且在他形成自己的诗学的时候，成为了他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之间的区别的重要因素。

工作笔记中的相近观点

策兰的那些关于诗歌的观点，绝不会全都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回应海德格尔的特定概念的，尽管在某些例子中，它们确实是的。但是海德格尔，还有在更小的程度上，阿多诺，都广泛而创造性地思考过诗歌和语言的问题，而且，他们似乎也激发了策兰这样做。和他们一样，他在1959年8月和1960年10月之间写下的各种思考的主题，涵盖面非常广，而且也触及了这两位思想家已经涉及的问题，尽管他自己比他们更加专注于诗学问题。他的思考，比如，从当代文学理论和运动，包括具体派诗歌，直到控制论和信息理论；从《尼伯龙根之歌》到超现实主义；从隐喻的本质，到诗歌的声调、节奏、时长、音色等。而且，他的笔记还追问了一些关于诗歌的本质的基本问题，比如它是“写成”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它是否能够被描述；它是否意在交流，而如果是这样，那么，它要交流的是什么；它与另一个“他者”的关系是什么。它们还思考了“他者”在被倾诉后是否会回答；一个人该如何理解诗歌与自身的语言、诗歌与那个诗性的“我”之间的双重关系。还有别的笔记考察了诗歌的含混性和不可解索性、诗歌的声音的本质以及这种声音的功能。还有笔记集中在策兰的一项兴趣上，即诗歌与诗歌所源自的社会事件、诗歌的作者之间关系，也就是诗人自己，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对一首诗的介入程度、相关程度，以及反映在其中的程度。

此外，这些笔记中还有一张独立的书单，列出了策兰认为对他的诗学非常重要的二十多种专门的著作的作者和标题。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海德格尔的名字出现在了其中，列在其名字后面的有《存在与时间》《论根据的本质》（DM 210)。另外，在他的笔记中，他转述、提及，或者特地引用了几十位其他哲学家和作家的作品，而且经常没有给出具体的文献来源。他的很多笔记都清楚地表明，他在初次阅读海德格尔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思想上的相似性，仍然灌注在了他的思想中。有时候，他通过零散地借鉴来建立起自己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的观点之间的这种联系，比如，1959年8月19日的一条笔记。这条笔记这样简单地写道：“诗歌:并非表现的艺术！” ( DM 143)在《演讲与论文集》中，海德格尔曾用了类似的术语来哀叹在诗歌被仅仅降格为一种“表现方式”（G 7;193）的时代诗歌语言的腐败。在另外的段落里，策兰将这种观点上的重合呈现得更清楚了。在这些段落里，他重申了海德格尔的观念，即“诗歌是一种馈赠”。现在，他在笔记中把诗歌描述成“献给一个受灵感激发的人的馈赠( das Gedicht als Geschenk an den Beseelten, DM 63,75,76)”；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诗歌把它自己……放到了你的双手中(Das Gedicht gibt sich dir. . . in die Hand , DM 34 )”。在别的地方，他还重复了海德格尔的一个观点，即语言向诗人“说话”。还有好几条笔记对“Zuspruch（说话）”这个名词进行了稍微的改变，使用了“ das Zuspruchende （DM 63 , 76 ,111）”这个词来描述诗人对那些向自己言说的语言的聆听和复写的现象，但是，它们的意思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段落，通过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另一个海德格尔的术语而暗示了自己的来源——对动词“ sich ereignen （自己发生）”的使用，与语言向我们的言说结合在了一起：“在一个狭小、局促的空间里，诗歌自己发生了，这是一种解放，不仅仅是语言的解放，而且是说话者的解放——通过向他言说的东西。” ( DM 63 ,75-76 )

回应、暗示、模仿

除了把这位思想家的这些观念融人到自己的笔记中外，策兰还在很多其他的笔记中，使用了那些听起来明显是来自海德格尔的措辞、修辞、典故等，尽管我们一般很难辨别其特定的来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诗歌的“臆想的源始性”（vermeintliche Ursprünglichkeit)这个短语的。另一条语气非常熟悉的笔记包含有两个词语，而几乎可以肯定，这两个词语是从这位思想家那个含混意义的或者古义的宝库中借来的。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两个词出现在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的文章《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在这篇文章里，海德格尔根据历史的用法，使用了他认为与德语词Ereignis（事件）同义的词语，又使用了“Eräugen”这个含混的术语。第一个词翻译成英语是“占有事件(event of appropriation)”或者“自我生成（a coming into its own）”，但是，第二个古代德语词是无法翻译的，其原意是指观看的行为。它也许可以翻译成“看见(espy)”或者“descry(观察)”，尽管两者都没有抓住德语原词中包含的表示“眼睛”的词根。策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回应这一段文字的笔记中，稍微修改了第二个词，但却让海德格尔的意思保持不变。这条笔记是:“占有事件(Ereignis)=观察(Eräugnis)??在眼前——。”(DM 98)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什么目的，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它的起源在海德格尔，这似乎是明白无误的。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的借鉴，但没有标明出处。这个例子隐藏在这样一条笔记中：“某些东西来了，也许，甚至现在，甚至今天，在鸽子的脚上（Taubenfüβen, DM 108)。"1954年，在阅读《何谓思想》的时候，他在一段话中读到了海德格尔引用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个观点。这一观点便是这个意象的来源。它指出，革命性的思想来自鸽子的脚上。海德格尔所引用的尼采的观点的是这样的:“风暴是由最安静的词语带来的。从鸽子的脚上来的思想引导着世界。”(G8：77)

策兰很可能在海德格尔的引文之外，读到过尼采的这一段话，但是，他在1954年读《何谓思想》时，将这段话逐字逐句地抄录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中。这一事实表明《何谓思想》才是他的材料来源。和他阅读的其他东西一样，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将它存储了起来，并在1959-1960年间又重新温习了。

最后一个涉及海德格尔的例子，存在于两条含混的笔记中。其中一条笔记是后来对另一条的加工。这两条笔记首先思考了作为犹太人的问题，随后又思考了“umkehr”这个词。这个词可以指颠覆、背叛旧思想或者旧行为，或者，在宗教语境中，指忏悔或者皈依一种新生活。策兰感叹这个词总是被频繁地讨论（可以设想，是指在当代德国），然而在实际的活动中，这种行为却很少发生。由此，策兰推论说：“有很多单行道的街道。逆行的交通工具和逆行是不同的两件事。而且，哦，甚至是在田间路（field paths）上，也很少有这样的场合。(DM 199：31页也有类似笔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田间路”这个词指的是海德格的《田间路》( The Field Path这本小册子。策兰在1951年读过它。他发现，即便是在这样一种道路上，也不存在颠覆或者忏悔的时机。这一痛苦的观察，可以看作是隐晦地批评海德格尔不愿承认甚至否认自己的纳粹经历。

此外，还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海德格尔的影响。这些证据存在于那些在语气、结构，或者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明白无误地与海德格尔的用语相似的笔记中。比如，在几条笔记中，策兰写下了“der/das Kommende（即将到来的东西，DM 42,131,149）”这样一个词。很明显，这个词是从他所熟悉的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借用的。他还通过多方面地模仿海德格尔来创造新词，比如给某个词加上前缀（比如，策兰那个听起来很别扭的词“enthoffen”[减少希望，DM 91]），或者喜欢把两个常见的词语用某种方式组合起来，让新词变得很陌生(比如，“gedichtlang [像诗歌一样长的，DM 53]”)，或者随便组合可以辨认的词语，但却具有了新的意义（比如“Seinswurzeln”[存在之根,DM 166]）。这些构词是否成功是另一回事，就像在海德格尔那里一样。但是，除了策兰对这位思想家关于诗歌的起源的思考所感到的同情外，海德格尔在词语和意义的创造方面独一无二的特征，似乎也引发了这种特定的模仿行为。策兰自己在诗歌、散文和书信中对文字游戏和生造词语的喜好是很明显的，但是，只有在这些笔记中，某些措辞听起来似乎就是从海德格尔那里来的。

在策兰的笔记中，那些完整的句子，同样也有可能很轻易地被误认为是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这其中，有“诗人栖居在他的词语中”（DM 115）这样的论断；又有俄国阿克梅派诗人“把语言带向了存在”(DM 112)这样的观察；还有“我们要努力，从各个方面，让自己进入到无言的、没有回音的状态”（DM 66）这样的口吻。

还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的变体，还出现在了其他笔记中——明白无误地使用了海德格尔的言辞。在这里，策兰提到了“人性意义上的诗歌，冒险地思考着的极端思想”( DM 62 )。策兰称，某种抽象的东西，比如一首诗，“思考某种思想”。这样的创造，模仿了海德格尔常用的做法，即让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接直接宾语，由此变成及物动词，并且改变了人们已经接受的语义上的用法。比如，这位思想家曾在《歧路》中写下这样的句子：“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更清楚地思考（denken）里尔克的诗歌的视野。"(G5：277)

策兰说，某种方式的思考，仅仅是诗歌可以选择的道路之一。在随后的一句话中，策兰在指出诗歌的其他可能性的时候，运用了一个更加海德格尔式的术语：“其他的，从无根据的地方来，又回到无根据的地方去；对它们来说，故乡就是深渊：它们的语言正在途中。"（DM 62）在这段话中，有个三个明显的海德格尔式的术语：“深渊（Abgrund）”“无根据（das Bodenlose) ”、还有德语名词“在途中（das Unterwegssein)”。策兰在不莱梅演讲中已经引用过“在途中”这个词，而且还把它用作了他最近的著作《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标题。这本书出版于1959年11月。在另一条记录中，他列出了海德格尔的四个基本概念，并加上了问号，但是没有任何的评论。这很可能不是随意的联想。这条笔记是这样的:“?本质基础(Wesensgrund) /?深渊(Abgrund) /?源始的根基(Urgrund) /?无根基(Ungrund。”(DM 89)

他对海德格尔的言辞的模仿和借鉴，还有一个相关例子，发生在不同的批注中。在这些批注中，他在语言上，向着他已经熟悉的这位思想家的著作靠近了。这涉及到动词stehen（站立）的不同寻常的用法。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词语。策兰的一条笔记沿袭了海德格尔的习惯，用一个熟悉的词来造成一个不那么熟悉或者完全陌生的词，然后赋予它新的意义。在“stehen”这个词的原形上进行试验后，他总结说：“对象=对立之物（Gegenstände = das Entgegenstehende ，DM 212)。”他从表示“对象”的德语词“Gegenstände ”——其字面意义为“对立”——提取了从“stand”演变而来的词根，并且用等号来让它与另一个表示“对立之物”的词成为同义词，尽管在语义上，它与物品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意图何在，还需要解释，但是，他用这两个似乎没什么关系的词语来造成一个同义词，这种做法似乎完全复制了海德格尔在《演讲与论文集》中同样用这两个词来造词的做法。在那本书里，他让它们成为了同义词。④在关于“stehen”这一概念的笔记中，这只是几十例类似的文字游戏中的一个。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与诗歌的本质有关的。

尽管我们不能够确定地证明，大多数关于“stehen”的文字游戏，似乎都集中在海德格尔的《歧路》里的《艺术作品的起源》这篇文章的一段文字的言辞上。在1953年阅读它时，策兰就在关于“艺术作品的绝对自立”( das reine Insichstehen des Werkes, G 5 ;25)的这段文字下面加上了下划线，又在文字后面加上了斜线。或许，甚至是在当时，而且，在他于1959-1960年间写作《子午线》演讲的主要观点的笔记以前，他不再承认艺术作品的存在是自在的和自为的这种唯我论的观点。相反，他运用海德格尔的修辞来颠倒了这一观点。他曾在很多的笔记中重复和不断地变换着如下一种陈述:诗歌“自立于时间中。”(DM 34 ,69, 106, 113, 215)同样，在重申每一首诗都是“站立”的时候，他好几次都运用了包含“stehen”这一词根的不同的合成名词。这绝不是偶然的。有一条强调这一观点的批注采用了以“stehen”作为词根的别的词语。在德语中，这种关联是很明显的，但在翻译中，它却消失了。这条批注说，诗歌“是某一个人的形态变化的语言(gestalt-gewordene)，它有自己的对象(Gegenständlichkeit、具体性(Gegenständigkeit)、现实性( Gegenwärtigkeit)和当下性(Präsenz)。他站立(steht)于时间中”。(DM 69)

格尔豪斯曾经研究过策兰对时间这一概念的复杂理解，并特别注意“世界时间”(Weltzeit) ⑤。这个复合词似乎与诗歌在时间中“站立”这一观念有关。策兰首次遇到这个运用广泛的短语，是在1952年或者1953年阅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参见G2；535,536,548,553-554)。在1954年底阅读《形而上学导论》时，他又把这个词抄录在了笔记本中。那时，他同样把它与“stehen”这个动词联系了起来：“诗歌的站立，与时间的关联，不如与世界时间的关联那么多。”（B 351）

在《子午线》演讲笔记中，策兰运用了这种海德格尔式的造词法，来表达自己关于“世界时间与内心时间（Herzzeit）的交汇（DM 195)”的观点。如果合成词“Herzzeit”表示的是诗人或者诗歌的个人的、主观的时间，那么，策兰坚持认为诗歌“站立于时间中”，似乎就与“世界时间”相关了。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时间”是按照我们看待时间和事件的方式而给它们的命名。⑥

其他还有几条批注暗示了某种意义。其中有一条称，“因为语言可以构成一个世界”，诗歌“带着世界”（DM 84)来到了世界中。这一观念所指的，或许就是他的语言在纳粹时代所经历和后来摆脱了的世界。因此，它会显露出它的起源。还有一条笔记似乎在阐述这一观点：“节奏、时态、时间的各个方面：在诗歌中都亲密地栖居在一起。"(DM 119)然而，还有一条笔记称：“诗歌一直对时间保持着开放，时间可以加入它，时间可以参与。”（DM 71) 在所有这些讨论诗歌与时间的关系的笔记中，策兰似乎质疑了他在1953年读到的海德格尔关于“诗歌的纯粹自立”的观点。

还有一条使用了“stehen”这个词根的笔记，表明策兰在努力地区别他自己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它涉及到所谓的诗歌的“持久性”或者永久性——不管它是否会变得“不朽”或者“没有终点”。策兰此前阅读过的海德格尔的著作，都表明这位思想家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是矛盾的。然而，在策兰的一条笔记中，他暗示说，它有这样的可能性。他的笔记是这样的：“诗歌立于无限性中：因此，它就具有了寓言的特征。" (DM 122)在几个月后的《子午线》演讲中，他充分地发展了这一观点。

宣布独立于海德格尔

尽管策兰从他的思想同道那里借鉴了很多，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有几条笔记表明，他明显地在远离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考，并试图宣告自己将独立于这位已经教给他很多东西，然而现在他却需要带着宽恕来看待的杰出人物的思想。然而，即便是有部分的拒斥，海德格尔仍然是策兰的参照点，尽管很多时候是隐晦的。

策兰努力地要表明自己的自主立场，这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好几段文字中，他提到了这位思想家对“呼应（Entsprechen )”这个词的使用，以及它在英语中的意义，即“correspondence”(我将之翻译为despeaking)。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海德格尔定义了这个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出现的术语：“说话利用了聆听中的某种东西，就叫呼应……当说话利用了聆听中某种东西的时候，反应同时便是一种认知的呼应。在这种程度上，人们说，他们以一种双重的方式，通过利用和呼应，来对语言做出回应。”(G12：32)还有一段关于这一术语的阐述，出现在《演讲与论文集》中：“但是，人们在某种呼应中本真地聆听语言向我们说话，而这种呼应就是在诗歌的元素中说话(spricht)的那种言说。”(Sagen，G7:194)⑦

当这个词在他的《子午线》演讲的笔记中一出现，策兰就会用引号来表明他是从某种没有指明的材料那里引用这个词的。同时，他也采取某种方式确认或者反驳材料来源中的用法。很明显，其来源就是海德格尔。比如，在讨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时，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做的。在这句话中，他使用的一个术语，几乎明确承认了海德格尔就是它的来源。这段话是这样的：“在这里，这首诗的作者知道……他的在诗歌的语言既不是“呼应”(‘更源始’的语言)也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被现实化的语言。” (DM 69)与他对待“呼应”这个词很相似的是，策兰在“更源始”的语言这个尴尬的比较级的术语上加上引号，或许是为了强调，它也是参考了某个特定的资料来源的。在这个例子里，那便是“更源始的语言”(G8：189)这个明显的海德格尔式的提法。诗人是在1954年从《何谓思想》中读到它并且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的。他后来在很多著作中多次引用了它，但在形式上稍微进行了修正。

在这段话中，策兰似乎在挑战或者修正他在海德格尔那里遇到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语言本身向诗人说话，而且，诗人的作用，就是反馈性地聆听，就是放弃自己说话的愿望，或者“消除言说(de-speaking)”，以便让语言说话，或者让语言对他做出呼应，或者通过他做出呼应。策兰指出，诗歌的语言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对语言所做的“呼应”。在表达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策兰很明显是在质疑海德格尔所持的基本美学立场。

第二项挑战，似乎发生在他的如下观点中，即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语言不是纯粹的，或者源始的语言，而是“现实化”的语言。由此，他似乎要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诗歌语言是与真实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于实现中，为现实服务。在几个月后的《子午线》演讲中，他就自己的诗歌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通过尝试让自己的诗歌语言接近现实，他似乎再次否定了海德格尔此前提到的诗歌“纯粹自立”的观点。在这里，策兰似乎也在试着让自己远离海德格尔关于诗歌的语言的看法。

还有一些笔记的主题，明显地引用或者涉及了海德格尔，并第一次就诗人在诗歌中的呈现问题，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其中一条笔记以熟悉的术语“他人”开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条笔记对这个词的使用，与他在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27节时所发现的用法一样。在书中，思想家写道:“每个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己。这个他人，为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他人，就是无人。每一个此在在共处中，都受制于这个无人。” ⑧

策兰的笔记提到了格奥尔格·毕西纳的短篇小说《伦茨》( Lenz ) ,并在一开始提出了德语中这个非人化的“他人”。但是，就像心里记着海德格尔对这个术语的解释一样，这条笔记突然笔锋一转，宣称这个“他人”并不是一个非人化的“无人”，而是一个明显的、可以辨认的“我”。他认为这个“我”就是伦茨本人；“他人(=我，伦茨)，这个他人明显拥有一个‘我’的意义。” (DM 52)

在另一条笔记中，策兰试图给诗歌下定义。这条笔记把诗人在诗歌中的歌中的呈现这一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条笔记中，策兰主张作为说话者的人的声音，并且使用了似乎是直接来自他几年前阅读、标注过的海德格尔的著作里的术语——“极端个人化”。《存在与时间》中这段话是这样的：“此在的存在的超越，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暗示了最极端的个人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G2：51）⑨策兰借用了这一概念的笔记是这样的：“诗歌：通过极端的个人化来实现的语言的自我现实化。”（DM 73）

以上的两条笔记，似乎都在以某种方式来修正或者远离海德格尔的陈述中所包含的观点。海德格尔称，语言向诗人说话，并且通过诗人说话，而诗人作为一个人，隐藏在走近他/她的语言背后，因此，诗人并不是诗歌中的一种呈现。策兰在写作这些笔记时，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很可能就存在于他心中，因为在1959年底到1960年上半年间，他正在阅读这位思想家最近的著作《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在书中，海德格尔重申了早期的观点，即语言在说话，而诗人的角色，就是聆听和再造这种“语言的说话”（G12：243)。从策兰的笔记来看，他不再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观点。现在，他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个人，作为一种声音，呈现在了诗歌中。这是他和海德格尔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区别之一，并且进入了1960年10月的《子午线》中，而且成为这篇演讲的中心。

文章来源：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美）林恩（Lyon,J.K.）著；李春译.—背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注释：

① Pöggeler, Der Stein hinterm Aug, 10.

② Celan，Der Meridian: Endfassung, Entwurfe, Materialien, xi.

③ 据Böschenstein等人透露，见Celan, Der Merdian: Endfassung, Entwurfe, Materialien, 235.

④ Martin Heidegger, Gesamiausgabe,7:68-72.

⑤ Gellgaus，”Das Datum des Gedichts.”

⑥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anomenologie,” in Gesamiausgabe, 24:370

⑦ 霍夫斯塔德的翻译，见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216.

⑧ Macquarrie和Robinson的翻译，Heigegger, Being and Time, 165-166.

⑨ Macquarrie和Robinson的翻译，Heigegger, Being and Time,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