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谁才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摘要：司马光曾说“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仅不择优劣尽罢新法，同时还对变法派进行无差别打击，甚至于连变法期间北宋将士浴血打下的疆土都要免费送还西夏，一寸河山一寸血，司马光此举已经可以上升到“卖国”的高度了。虽然变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端和不足，由于用人不当，急于求成的思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大相径庭，而且造就了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如蔡京等人，为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
王安石和熙宁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曾在宋仁宗期间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变法，史称“庆历新政”，这场短命的变法持续了一年多，就被紧急叫停，没能改变帝国的走向，北宋王朝依旧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相较于“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持续时间更长，变法的内容更为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以后世的眼光看，王安石变法简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二是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理天下之财以奉天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充实国库；三是大力发展军备，提升国家军事力量，彻底解决西夏和辽国等外患问题，恢复汉唐气势，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大宋帝国。 虽然和庆历新政一样，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告终，但是通过变法，北宋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负担有所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据《文献通考》载，元丰年间天下垦田数比治平年间多了20余万顷。毕仲游于元祐元年《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对外方面，王安石的“强兵之法” 扭转了北宋西北边境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在王安石支持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对于熙河之役的胜利，史书评价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虽然变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端和不足，由于用人不当，急于求成的思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大相径庭，而且造就了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如蔡京等人，为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 南宋时期的《神宗实录》和《宋史》认为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元凶，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摈忠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之语。 明代杨慎在《铅丹录》中更是把王安石说成是“古今第一小人”，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 其实从“富国”和“强兵”这两个出发点来看，变法本身是部分成功的，熙宁到元丰间国库丰饶，收复失地，军声微振，北宋王朝也因此呈现出一副中兴的势头。 晚清时期，梁启超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可以这么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处于混吃等死的状态，通过王安石的治疗，病人身体变好了，和邻居打架也能打赢了，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病情可能会有所好转。 可惜的是，由于害怕副作用，病人和家属中断了治疗。最后病人在和新邻居打架中，因为自身各种原因嗝屁了，家属就把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了，觉得是当初医生治疗的问题，这就有点乱弹琴了。正如清人蔡上翔所言：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司马光和“除四害” 司马光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写了部《资治通鉴》，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
关于变法之争，司马光曾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争斗不涉及个人恩怨和私利，是为国为民的君子之争。 但他上台执政后，却把新法比之为毒药，必须全部废除。而实际上，新法的一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比如曾经备受争议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让国家财政收入得到高速增长，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又如“将兵法”等“强兵之法”让大宋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和西夏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曾经极力反对新法的范纯仁、苏轼等人，由于目睹新法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好处，纷纷谏言：新法不可尽废！户部尚书李常说："法无新陈，便民者良；论无彼己，可久者确。"这句话就如邓公所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但是司马光依旧坚持全面废除新法，不管黑猫白猫，不管会不会抓老鼠，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法废了一大半。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废除了。气得苏轼在家中跺脚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 ’，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对于免役法被废，王安石愕然不解，你们不是说新法扰民害民吗，不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反对我的变法吗，而免役法是真正的利民之法，已经深入人心了，为何你们连此法也要废除了？
其实，任何争斗到最后都会变味的。司马光曾说“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仅不择优劣尽罢新法，同时还对变法派进行无差别打击，甚至于连变法期间北宋将士浴血打下的疆土都要免费送还西夏，一寸河山一寸血，司马光此举已经可以上升到“卖国”的高度了。 司马光曾经这么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殊不知最后他比王安石更为执拗。 明末清初，面对山河破碎，异族统治下的江山，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读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愤怒：“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结语： 历史最忌非黑即白，我们不能否定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变法确实对当时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果司马光在废除新法之时，能够有选择地进行废除和改正，或者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历史的车轮或许会因此改变。 但他对新法的看法过于偏激，有的纯粹是为反对而反对，把新旧党争，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从此宋朝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新法也因此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最后成就了蔡京等一批政治投机分子，为北宋带来了灭顶之灾。 如果说王安石给北宋王朝带来希望，那么司马光则把北宋王朝带入绝望。
如同明朝陈汝锜所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实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