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論在中國文化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衆多的文化現象。他們是文化史上的諸元。而其中的觸點有時是通過一個簡單的漢字。而中國的漢字也的確有着豐富的張力。有時一個單音節字就能掀起一種文化波瀾，釋放出斑斕的色彩。在他們的後面，是一種鏈狀結構的文化呈現，從而引發出一連串的文化氣象。從而形成了一種獨到的文化品格，成爲一種文化符號，最終演繹成爲中國文化史上的詠歎調。在這些文化掀起的浪花中，我們信手採擷，就會令我們欣喜。一個是“拍”字，一個是“登”字。雖然是兩個簡單的單音節字，卻彰顯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內蘊，寄寓了飽滿的文化氣韻。

“拍”字使我們想起了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登”字使我們想起了王粲的《登樓賦》。

它們是具象的，更是寫意的。

正是這兩個字，在我們眼前呈現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好像一幅文化史上的動人圖景。這兩個簡單的動詞，恰好是人體的重要肢體。“拍”是手的舞動，“登”是足的應用。這足以說明，古人在表達情感上，是多麼富有創建和詩意。西漢學者毛亨爲《詩經》所作的《大序》裏寫道：“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這一“拍”一“登”，我感覺到，彷彿整部的中國文化史也在我們的眼前舞動起來。

我想，既然是動感十足，就應該是活力四射，輕鬆愉悅。但是它們雖然動力充分，卻不是想象的那樣輕鬆。其實，舞得很辛苦，蹈得頗沉重。

如果把它們置放於中國文化的脈繫上面，讓我們側耳傾聽，會感覺到，它的脈象是沉鬱的，它的波次是緩慢的，我們彷彿聽得見從裏面發出的一聲聲沉重的嘆息。

因爲，在它們的後面，交織着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萋萋情結，而在文人的後面，則是整部厚重的中國文化史。而中國文化史的每一步進程，還是要靠人力來充當縴夫的。因爲，幾千年來，它們是緊密關聯的，是一脈相通的。

它們化爲空靈的視覺元素融入詩詞中，漸次昇華爲寄託情思的審美意象。

它們已經化爲一種深厚的欄杆情結，登臨情懷。

讓我們欣賞一下關於“拍”字。

辛稼軒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岳飛的《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李煜的《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這是一組和欄杆有關的意象，這更是中國文人對於國家民族的一種發自肺腑的情感交織和情懷。

關於“登”字，當然是登高，關於這一點，具體的主要是指山和樓。無論是哪一點，都是登高望遠，抒發情懷。我們這裏姑且侷限在登樓吧。這一意象更加具體。提及登樓，我們的意識中，會立即迸發出繁紛的聯想和意象。首當其衝的一定是唐代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北宋文學家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其中的名句已然成爲格言、警句：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已經演繹爲憂國憂民的象徵。

二

其實，關於登樓，並非是唐宋文人的獨創，古已有之。在漢朝，就有那麼一位文學家，也是登樓，而且寫下了一篇著名的散文，《登樓賦》。他就是位於建安七子之首席作家的王粲。

無論是“拍”，還是“登”， 無論是拍欄杆還是登臨意，都是抒發一種情懷，一種惆悵。而欄杆的意向也是和樓相關的。如此，作家、樓、欄杆組成了三位一體，成爲一組登臨抒懷的意向組合。它們已經不僅是一種視覺的畫面，而是儼然成爲源自心靈深處的意象，情懷，化爲文化史上標誌性的風景。而這種情懷決不僅是狹隘的個人利益，而是賦予了民族情節，滲透了家國情愫。

登高抒懷，憑欄遠眺，這種意象承延了幾千年，這種聲音在中國歷史的天空鳴響了幾千年，直至今天仍然在我們耳際縈繞。

他們是深刻的，是發自靈魂深處的。無論是辛棄疾的欄杆拍遍，還是岳飛的壯懷激烈，抑或是李煜的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他們有着共同的時代背景和心靈感應。讓我們看一下他們抒發這些情感時的時代背景，便可瞭然。

李煜爲南唐後主，亡國之君;岳飛和辛棄疾正是南宋時期國勢危殆時刻;王之渙處於盛唐時期，在登高望遠中展示不凡胸襟抱負;范仲淹因爲改革身處遭貶中。

我們看到，這些感情的抒發，無論是什麼朝代，何種背景，他們的情感都是相似的，心靈都是相通的，心境如一。辛稼軒的慨嘆，岳飛的激憤，李煜的愁緒，王之渙的抱負，范仲淹的磨難，都含有同一個母題：國家安危，政治抱負，建功立業，民族危難。由此，

欄杆成爲心靈的遙感，做着心靈的傳遞;

登樓成爲精神的道場，做着思想的弘揚。

作家的情懷與精神世界，是取決於時代的背景，文明的進程，成爲作家的傳感器。國家的運勢，成爲作家風格的晴雨表。

三

王粲生活的時代也是這樣。

據方誌記載：王粲(176年-2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人。曾祖龔、祖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少年時即爲大文學家蔡邕所器重。博學多識，善屬文，蔡邕見而奇之。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粲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荊州避難，依劉表十六年，建安十三年歸附曹操。闢丞相椽，封關內侯。隨操征戰。十六年，遷軍謀祭酒，始與丕、植諸子交遊。十八年，拜侍中。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復之。棋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也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在“七子”中，粲爲其首。

雖然文字簡略，但是內容還是豐富的。從王粲的出世，家庭背景，才華，從政經歷，直至去世，都有了提綱挈領的介紹。這也引發了我的極大興趣，作爲我生活工作了幾十年的鄒城，早已視爲我的第二故鄉，自然是感情有加。我也深深以其爲榮。這座小城竟然有那麼深厚的文化內蘊。既有思想家孟子，學者匡衡，還有文學家王粲。而且上朔自2000多年以前，從戰國時期，到東漢。今天，他們無論是影響，還是實力，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享有盛譽，確是實至名歸。這種現象出現在一個縣城，實屬有因，絕非偶然，況且2000年前，那時的鄒縣無論是人口，還是城域規模，抑或是社會的穩定，文明程度，人們的生活水平，和今天是無法比擬的。爲什麼會有如此的俊傑迭出，這基本上成爲一個特質，是和這裏的一方水土相關，和這裏的歷史、文化有着血脈淵源的。

從以上的文字記載可以看出，王粲爲“七子之冠冕”，文學成就最高。而且王粲的出身還是顯貴的，應該算是官宦家庭，屬於“貴二代”、“富二代”。可以說是他的頭上罩滿了光環。應該是衣食無憂，可以盡情享樂了。只是他這個富二代不是凡俗之徒，這一切對於他只是浮光掠影，只是虛幻的東西。他不僅天性聰慧，才華橫溢，而且他有着遠大的政治抱負，建功立業的理想。遠非今天的富二代們可以望其項背。關於他的才華，可以看出，少年時就才華顯露，爲大文學家蔡邕所器重，不然，蔡邕不會發出“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的驚歎。當然，這裏面有讚譽的成分，但是還是可以看出這種才氣的彰顯。蔡邕是當時的文壇巨匠和領袖，此人才學過人，朝野聞名，人們對他無不敬仰，家裏常常賓客盈門。有一天，王粲去拜訪他。蔡邕早已聽說王粲的大名，聽說王粲到來，慌忙出迎，連鞋子都穿反了。王粲進屋後，賓客門見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醜陋古怪，大爲驚訝，弄不懂蔡邕爲什麼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衆人的心思，就說：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該送給他，纔算物歸其主。從此，兩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關於他出衆的才華，在他的詩文中多有表露。他以詩賦見長，《初征》、《登樓賦》、《槐賦》、《七哀詩》等是其作品的精華，也是建安時代抒情小賦和詩的代表作。這裏就他的博聞強記略具一例，可以窺斑見豹，領略其過目不忘的風采。《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他“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作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通俗的語言解釋，就是王粲的語文算術成績都好，是一個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的兩件小事，證明了王粲確實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人。

有一天，王粲與幾個夥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發現路旁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滿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奮好學的王粲見碑文寫得不錯，就大聲讀了起來。夥伴們早就聽說他有過目成誦的本領，就和他開玩笑說：

“王粲，你讀完這一遍，能背下來嗎?”

王粲謙虛地說：“試試看吧。”

於是，他把臉背過去，一句句地背誦起來，竟然背得一字不差!

四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很多的文明時代，例如，青銅時代，黃金時代，均是以那個時代的文明程度而言。那麼英雄時代呢，顧名思義，是以英雄輩出爲標準的。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是英雄迭出，就像《東周列國志》那首開篇詞《西江月》所云：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

英雄五霸鬧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

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誠然，這些諸侯都是英雄，也湧現出了已被歷史定位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但是都有一個侷限，他們都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戰，而不是爲了國家民族利益，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分裂。無疑，都是內戰。就像歷史上所云，春秋無義戰。而東漢時期的三國時代也是風雲時代。羣雄並起，英雄輩出，魏蜀吳三國演義。雖然也是屬於軍閥割據，也在無義戰的範疇，但是總的趨勢還是趨向國家統一，基本上和歷史的發展趨勢相吻合。特別是曹操，始終把統一中國作爲終極抱負，這也使得他的理念有了終極的定位，把自己放置在了一個與歷史同步的座標系上。 在整個的中國歷史上，這片歷史的天空也是風雲變幻，雲蒸霞蔚，彰顯着獨特的魅力和亮度。這其中，出類拔萃的代表是曹操。不論後人怎樣評說，褒貶，什麼奸雄，梟雄。曹操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無論是政治抱負，氣魄，還是他的文學才能，都是氣勢如虹的，也是劉備、孫權無法比肩的。

較之曹操年輕20多歲的王粲，雖正值雄姿英發之際，卻空有一腔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此時，王粲一直在劉表的府中，卻一直不被重用，人們說，惺惺相惜，王粲一直是胸懷大志，躍躍欲試的想建功立業。他卻投錯了門下。劉表沒有什麼大的志向，屬於碌碌無爲者。劉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陽郡高平(今山東微山)人。原來還是近鄰。他是漢魯恭王劉餘之後，東漢末年名士，漢末羣雄之一。他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厚偉壯，少時知名於世，與七位賢士同號爲“八俊”。雖然相貌堂堂，身材高魁，在政治視野上卻是短視，在志向上更是短板。就連毛澤東也是褒獎曹操，抑制劉表。三國人物中，曹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紅人，並親自爲他平反。而對於劉表，卻是極盡挪揄。其實，也不是劉表無能，而是因爲曹操太優秀。作爲雄才大略的毛澤東，自然是英雄相惜，他的參照物自然高格，性價比肯定優良。而劉表對待人才問題上的糊塗，也是爲毛澤東蔑視的。比如對於劉備的態度，等等。葉劍英在他的詩中也有同樣的評價“景升父子皆豚犬”。

可想而知，王粲投靠他的結局也就明瞭。公元193年，東漢獻帝初平四年，王粲時年十七，司徒闢之，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而皆不往就其職。於是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軀體羸弱，不甚見重。王粲在他的門下境遇可以想象，於是整日落落寡歡。的確是荒唐，劉表竟然嫌棄王粲的長相醜陋，以貌取人，不僅是狹隘，而且是一種政治家的性格和人格的缺陷。如此，我們對於後人對於他的中肯評價也就釋然了。

雖然已經成爲歷史，我們還是感受到了荒唐可笑之外的三味。人才觀，不僅在古人那裏，就是在今天，也是一個重要的命題。雖然我們現在建立了人才任用選拔機制，雖然以貌取人的狹隘人才觀已爲人不齒，其他方面的不足是否就完全杜絕了呢，其他方面的問題是否就沒有了呢。

可見，王粲的心情是很低落的，精神萎靡不振，理想無着，抱負落空。他不僅是在煉獄中經受考驗，而且陷入了很大程度的孤獨。真正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獨的。孤獨對於他們而言，是一種折磨，也是一種成全。這不是單純生活中的孤單，如同旅遊不同於旅行。這是瀰漫着濃郁的精神感傷，是源自撕扯肺腑的大的孤獨。這種大的孤獨，自古有之。他們都是高昂着頭，有着恢宏的氣勢，向着高處，向着人類精神的深處，發出獵獵長嘯。屈原是大孤獨，對於他而言，人世間已經沒有了參照，已經皆濁，他唯有對着茫茫宇宙發出蒼茫的《天問》;王之渙是大孤獨，登山了幽州臺，發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慨嘆。此時的王粲也是大孤獨。他左顧右盼，都是世俗的人們，心緒茫然。沒有心語者，沒有安慰的人，沒有志同道合者。後面沒有來者，前景一片虛幻。

王粲這種狀況持續了15年，這是何等的殘酷，對於一個有着雄鷹般志向的人，卻曲附在一個雞羣裏。這是多麼殘忍的現實。如果不是堅強，意志如鐵，就像虎獅一樣，被囚於籠子裏，機能會發生異化，功能會退化，縱使沖天的理想也會枉然。幸運的是，王粲不是這樣。他的心靈是煜煜的，他的思維沒有紊亂，他的豪情更是沒有減弱。只是，他心靈的痛苦也是深刻的，他需要找到一個缺口，一個載體，來表現，來宣泄他內心的壓抑，明鑑他的理想，噴薄他的思想。人的一生中，坎坷、磨難有時就是如影隨形。其中也有積極和消極兩重性，但是還是因人而異，而且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轉折。特別在意志堅韌者那裏，在思想者那裏，痛苦和挫折帶來的不再是消極，而是一種動力，是對於自身思想的一種添薪加柴，是一種崔燃劑，是對於思想的一種推波助瀾。這時，火山的積累已經到達沸點，他的壓抑已達到臨界點。他急需要傾吐，需要一個投放。這時候，只是看他所選，不是選，而是他所遇見的哪個載體有這種歷史的幸運了。有可能是一個樓，也可能是一座山。無論是哪一種，必須是高處。就像火山噴發，總是從高點開始。

他唯有獨自登高。於是，他帶着這種大孤獨，去尋覓一個精神的“制高點”。

正值青春氣盛，懷有強烈建功立業的他，就在這種憂鬱的情緒下，東漢建安十三年年(公元208年)秋，荊州劉琮投降曹操後，王粲以降俘之身隨大軍南下，途徑襄陽城的仲宣樓。仲宣樓在今湖北襄陽城東南角城牆之上，他信步登上閣樓，縱目四望，此時，他心中的“火山”已經達到了沸點。於是，一篇集思鄉、壓抑，壯懷、希望諸多情感與一體，傳誦不衰的名賦華章《登樓賦》噴薄而出。

五

鑑於這首作品很短，現原文抄錄於下，至於裏面的藝術，結構，特點，思想，還是見仁見智，自己欣賞吧。

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逾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慘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王粲站在樓上抒發這種情感時，我想，經過了15年的遭際，當此際，他的身心一定非常放鬆，眉宇間會英氣四射。他的身軀是直立的，目光是深邃的，表情是沉鬱的，胸臆間奔騰着洶湧的波瀾。人們說，好的文章都是噴湧出來的。不錯，優秀的文章不是漢字的疊加，而是思想的湧動。經過15載的壓抑，此時，他的噴發滔滔不絕，一瀉千里。他的思想閃爍着煜煜的光芒，天空的雲朵也在這種璀璨的思想映照下，發出七彩之光。周邊的山水也呈現着亮色，樹木也宛如披上了錦緞。隨着他的吟誦，情思與才思齊飛，哲思與美學交織，蒼鬱與豪邁共鳴。

我詫異，一座不起眼的樓臺究竟有幾許文化的承載量，能鼓盪起幾笛歷史之風。

這就是一箇中國古代文人的情結，一種文人的燭照。一個傑出的作家，一篇好的文章，不僅是才華的流瀉，思想的積澱，還是挫折的擠壓，苦難的集成，當然還有人格的高貴，煢煢孑立的處事風格，邈遠的理想等等的結晶體。只有他們在一個文人的身上，不斷聚集，融合，有了一個恰到好處的燃點，纔會凝結成一首絕唱。

我有時感到困惑的是，王粲區區381個字的《登樓賦》，不僅千古流芳，而且製造了那麼大的衝擊波，帶來了撼人心魄的文化效應，原因安在哉。我們今天的寫作，就像機械製造一樣，流水線式的加工，每天有千千萬萬的文字變成鉛字，遺憾的是，絕大部分都是垃圾，甚至是精神污染。那動輒幾十萬字，幾十集的所謂精神食糧，電視劇，無論是思想內容，格調，蘊含的正能量，都是多遜風騷。其影響遠遠也不如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封建文人的381個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比例。難道只是爲了賺取一定的物質利益?真是令人堪恨更堪憐。相比之下，捫心自問，難道不使我們的作家、編劇汗顏。作家作爲文明、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情何以堪!我們並不奢求流芳百世，但是起碼應該具備作家基本的要義，符合創作的宗旨，應有作家的良知。雖然原因諸多，但是其中的一個內核是，現在的創作者，缺乏一個基點，就是，人格的缺失，責任的匱乏，理想的破滅。

王粲在登樓抒發情感時，他的萎頓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放飛，禁錮的心靈得到了一次突圍，低沉的情感得到了一次昇華。他不知道，他的這一舉止，會在歷史上，文學史上留下多麼濃墨重彩的一筆，有着怎樣的歷史文化當量，會成放射狀輻射歷史文化幾千年。不僅成爲一道靚麗的風景，而且羽化成中國文人的一道文化盛筵。

因爲這一次登樓，不僅是一篇文章載入了文學史，而且她相得益彰，散發出多元的馨香。一座名不見經傳的閣樓被澤上了濃郁的文化色彩，成爲了歷史的一個元素，這座城市成爲了一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是誰成全了誰。但是對於一個樓，這是一個偶然，對於王粲，這是一個必然。對於歷史，這是一個節點。對於思想，這是一段華彩。

“王粲登樓”演化爲一種文化意向，這種意象也成爲後人的依照。以此作爲抒發鄉愁，傾吐情感，釋解鬱憤，懷國思鄉的濫觴，並被當做漢語語序裏的一個典故，而倍受追捧，屢屢提及。這應該是中國士大夫心靈深處的一種共鳴。

此處的“樓”已不再是一個物質，一個個體，而是演變成爲一種精神，一種共性，一種高度，一種共享的文化意志。

從此，中國文人的這種登樓情結便被固化下來，後人也多以附會，發揮。宋朝的高似孫《木蘭花慢》：“只問寒沙過雁，幾番王粲登樓。”周密的《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 明朝許三階的《節俠記·遁荒》：“休休，絕塞羈留，怎如王粲登樓?”

抒發完情感的王粲，就像如釋重負，或許是感到疲憊，或許是一身輕鬆，總之，有了解脫感。他身心愉悅，抖擻了一下精神，走下樓，或許是攜帶着這種豪情。終於，一直懷才不遇，不甘願成爲池中物的王粲，走進了曹操的府中。而此時的曹操，也正在吸納人才。一個招賢納士，求賢若渴;一個汲汲營營，心似箭出。再加上兩人文心相映。於是，正在四處尋覓政治舞臺的他，因爲歷史的機遇，投向了年長他20多歲的曹操。這時的曹操，正是事業的起步之時，正在廣納俊才。王粲的命運在這裏有了一個拐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王粲來到了曹操的府中。

這與其說是王粲個體的投入，不如說是歷史的機遇，時代的大潮把他裹捲了進來。

在這裏，歷史成爲最大的推手。

六

如果說王粲是曹操欣賞的“海中物”，曹操本是就是大海。

一場波瀾壯闊的事業在召喚着他，面對機遇，他義無反顧地縱深躍入滾滾歷史洪流中。

這是一個改變他命運的選擇，這是一次歷史的契合。從此，王粲如同龍歸大海，虎入深山，真正的走向了歷史舞臺，融入了統一中國的廣闊偉業，開始了他嶄新的生命征途。

只是，曹操的用人之道是高邁的，沒有特殊之才，不是俊傑，是納不進他的眼簾的。王粲既然不是“池中物”。他也不會讓曹操失望。他備受曹操重用，官拜侍中，賜爵關內侯，在興革制度、謀劃軍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8年的一天，王粲縫曹操大宴賓客之際，給曹操獻了一個計策，也算是晉見的禮物，這個禮物就是劉表病死後，王粲力勸劉表的兒子劉琮歸附了曹操。荊州平定後，曹操任命王粲爲丞相掾，賜王粲爵關內侯。一次，曹操在漢水邊設宴款待百官，王粲給曹操敬酒說：“當今袁紹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將廣，志在奪取天下，但雖愛惜賢才卻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終歸離他而去。劉表盤踞荊楚，從容不迫，坐觀時變，自以爲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難到荊州來的賢士，都是海內的俊傑，可劉表卻不善於任用他們，結果當國家危難之際卻無人輔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時候，下車伊始就忙着整頓冀州的軍隊，收錄當地的豪傑各盡其用，因此能稱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漢，又徵召這一帶的賢才各居其位，使天下歸心，望風歸附，文武並用，英雄盡力，這些都是夏、商、週三代開國國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後來，王粲又被調任軍謀祭酒。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魏王國建立以後，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一同被任命爲侍中，王粲因博學多識，總能做到對答如流。當時舊禮儀制度廢弛殆盡，需要重新制定，王粲與衛覬等負責除舊佈新，制定新的典章。據《決疑要注》記載：漢末喪亂時，玉佩斷絕消失。而王粲認得舊佩，才重新作之。西晉時的玉佩，都是受法於王粲。

有時我想，作爲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人物，曹操可謂是英雄，可謂是慧眼識英才。但是，按照世俗的觀念，他還是一個“奸雄”，梟雄。他和王粲有着怎樣的因緣，走到了一起，他們之間有着怎樣的契合點。僅用歷史的機遇，巧合來解釋，是不能釐清的。這需要從政治和文學，曹操和王粲各自的政治理念加以解析。

自古以來，政治對於文學好像本源上就有着敵意和排斥，一次次的文字獄也說明了這一點。政治對於文學只有迫害和抑制，對於統治者而言，文學對於政治好像總是在揭疤亮短，出政府的醜。政治家和文人也是有着大的鴻溝。出於潔身自好也好，明哲保身也罷，文人往往對於政治總是敬而遠之，唯恐避之不及。而文人往往還有着獨特的人格，他們注重特立獨行，富有人文情懷。其實政治和文學雖然看似格格不入，“一對冤家”，其實是一脈相通，什麼時候也沒有真正的隔離過。政治本身沒有過錯，關鍵是從事政治的人。政治自身也有兩面性，有着陽光的一面，也有暗影。看似是一個高危的領域，好像不可叵測，雲遮霧罩。從事政治，確實需要相當的智慧和藝術，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適合。而作爲政治家，他們的情懷往往和治國平天下相連。只是他們的作爲，手段更加具有詭祕性，甚至是血腥。特別是作爲政治家的曹操，這種本性表現得更加露骨，赤裸裸。一般人，特別是文人很難走進他的世界。被他加害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數。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學家孔融，醫學家華佗等等。這一切，的確留下了歷史的陰影。當然，就像一面鏡子，這畢竟是一個背面，還有它的正面。不同之處就在於，曹操不僅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還是一個文學家，他欣賞的是“海中物”，而非“池中物”。他有着遠大的政治抱負，濟世情懷。他和他的兩個兒子曹植、曹丕在獨具特色的建安文學中佔有重要位置。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首次將漢獻帝年間的七位文學家：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與“三曹”相提並論，七子與“三曹”往往被視作三國時期文學成就的代表。

就如同曹操創建的帝業一樣，他的文學才能也是彪炳史冊的。他的政治抱負就如同《觀滄海》那樣浩茫，遼闊;他的政治理想好像《短歌行》那般恢弘燦爛;他的志向恰如《龜雖壽》那樣堅毅。他集政治家和文學家於一身，兼收幷蓄，剛柔相濟，在他身上，文學和藝術高度融合。這在中國歷史上確實鮮見。這也說明了一個特點， 政治和文學系於一人的時候，並不是沒有矛盾的，只是作了高度融合。而一旦分離時，具體表現在兩個人身上， 其中的矛盾便顯現出來。但是也是有異同的，是因人而宜。在政治圈子裏，關鍵是如何把握好政治和文學，政治家和文人的關係。

而王粲就是這樣的人，他是既有政治抱負，又有文學才能，屬於兼具形的。

這一點，他們兩個是有着相似和共同點。這也是他們的一種緣分。

就這樣，王粲開始了他新的人生，就像他的《登樓賦》一樣，開始一路走高。

就這樣，在時代的浪潮中，在政治的波瀾裏，政治砥礪了王粲的豪情，文學又得以載道，給與了政治以智慧。兩者本來是不相關聯，無法兼容的，在王粲這裏卻是融爲一體，有了很好的交融。本來複雜的關係被他打理的井井有條，和諧自然。

就這樣，王粲在曹操的幕府中，如魚得水。而且他還得以善終，沒有被政治漩渦吞沒，在那時的環境裏，也是一個奇蹟。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衆所周知，曹丕、曹植哥倆都是著名文學家，但是他們的關係卻是水火不容。後來的《七步詩》就是兄弟鬩牆的例證。但是曹丕、曹植均非常尊重王粲，關係也很融洽。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這固然是給文學詩話增添了一個景觀。這不僅是文學的牽線，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其中的曲徑是怎樣通幽，他怎樣在這個充滿險情的環境裏超然物外，灑脫自如，輕鬆走太極，一定有着玄機。這說明王粲不僅有着超人的心智，出衆的文學才華，還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這也說明了政治和文學，政治家和文學家也是可以兼容的，儘管這裏面有着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

在落魄荊州時，王粲的作品主要抒發羈旅之情和壯志難酬的感慨，如《七哀詩》;在歸附了曹操，從了政以後，依然沒有放棄對於文學的追求，仍然密切關注時運和人間疾苦。因爲在他看來，憂國憂民和百姓的疾苦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他把這看似有區別的兩點，自然融合在一起。這樣的關心，更加增加了他的文學的現實性和深刻意義。因爲有了施展的政治舞臺，又爲北方地區即將統一的現實所鼓舞，他的創作風格呈現出激昂的旋律。加上他跟隨曹操東征西戰，對於國家的現狀和戰爭帶來的破壞，人民的流離失所，有了更加直接的感受，如分別寫於曹操西征關右和東征孫權的《從軍詩》五首等。

七

此時的王粲正值盛年，本可以大顯身手的時候，厄運卻盯上了他。就像人們常說的，天妒英才。英才短命，這在文學史上不乏先例。王勃，李賀，王令，隨便舉出幾個例子，我的內心就會感到隱約的心痛。這幾乎成爲英才俊傑的一種宿命。他們僥倖沒有被政治的漩渦吞噬，卻都逝於疾病和意外。王粲也是如此。他正在政治舞臺上春風得意馬蹄疾，文學上屢有建樹之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曹操興兵伐吳，他隨軍南下。次年暮春，在返鄴城途中，不幸染瘟疫而終，年僅40歲。的確令人扼腕。儘管死後哀榮無限。曹操、曹丕親臨弔唁，曹植作《王仲宣誄》，讚揚他“既有令德，材技廣宜，疆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又云“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作爲肱股之臣英年早逝，曹操父子又是文壇上的風雲人物，文人相惜，都在情理之中。然而，作爲“太子”的曹丕，以後將承繼大統的他卻不顧身份，不分場合，做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要學驢叫。他的舉動，令衆人一片駭然。他自己學也就罷了，而是讓大臣們和他一起學。大家雖然面面相覷，卻也不敢違抗。於是，在王粲墓前，響起了一片驢叫的聲音。此情此景，我想，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原來，曹丕和王粲生前的關係非同一般，可謂情誼篤厚。王粲生前有一個癖好，喜歡聽驢叫，每次聽到驢叫，他都手舞足蹈，興奮不已，如癡如醉。只是，此時面對這番情景，不成體統，有違常規之舉，若九泉有知，不知他是何種感受。如果是作爲政治家，曹丕斷然是不會做出這樣的舉止的。然而他還有另一個身份，文人。但是也可以看出來，曹丕和他的情誼是多麼的深厚，對於王粲的去世是切膚的沉痛，他是以這種方式寄託了自己的哀思。而曹丕同時也在無意中展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八

落日樓臺一笛風。雖然人去樓空，卻演繹了歷史的一闕絕唱。

今天，人們仍然在登高，然而，現實環境已然失卻了那種古韻，人們已經沒有了古人的那種境界，更是稀釋了思想的內斂。站在高處，只是單純的看一種自然景色，一種娛樂，一種物語。而不會再有高古的情調。現實版的高層、小高層摩肩接踵，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直衝雲霄。人們已經無須刻意登高，還有那些處於高位的“公僕”們，無論工作，居住，時時刻刻位居高處。人們都在崇尚產品的高端，物質的高度是有了，精神的高度卻在萎縮，思想的品味正在下滑，道德的底線趨於低端。

當我旅行時，站在任何一處樓臺，我的眼前彷彿依然閃映着王粲的身影，他的《登樓賦》常常在我的耳際縈繞，迴旋，而我彷彿在傾聽思想的聲音。

今天，作爲一名作家，我們可以不再登樓，但是，我們一定要經常吟誦一下《登樓賦》，因爲它不僅是對於自己境遇的感慨，更有着對於國家動亂，渴望統一，心繫蒼生的深厚的家國情懷。

而這，正是我們或缺的。（畢季青）

作者簡介：

畢季青，祖籍山東青島。幹過鉗工，下過礦井，造過醬油，做過記者、編輯。現爲鄒城市作家協會理事，濟寧市作家協會會員，濟寧市散文學會理事，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兗礦新聞報社副刊編輯。近年來，在《鄒城文藝》、《鄒魯作家》《新晨報》《濟寧文藝》、《中國煤炭報》《散文詩》《花溪》《中國文學》《山東文學》《當代散文》等報刊雜誌發表散文、詩歌、散文詩等40餘篇(首)。詩歌《望雲》《觀普陀山觀音菩薩像》《人與獸》獲中國作家世紀論壇二等獎，入編“獲獎作家文庫(2005卷)”。散文《高原的月亮》獲“華夏情”全國詩歌散文徵文一等獎，被收入《華夏情--全國詩歌散文獲獎作品集》。另有多篇作品分別入編《中華散文精粹》《遊記散文選》《當代抒情散文辭典》《當代律詩選》等。同時，翻譯長篇小說《大森林裏的小屋》《大草原上的小屋》《農家子》《澳大利亞小說選》《西方美學、哲學文論選》《紀伯倫散文詩》《英國當代散文選》等8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