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2018年曾特别展示“新加坡之子”林可勝的重要事迹和贡献。图云关建于13世纪的南宋时期，为古代贵阳进出湖南和广西的咽喉要塞，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它也是迎接官员或送别亲友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部设置于此，林可胜就是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干事兼总队长。 林可胜，1898年诞生于新加坡，八岁时母亲黄端琼（黄乃裳之长女）病逝后，被父亲林文庆送去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开始他长期在外的生涯。林可胜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父子在同一所大学的医学院毕业，传为佳话。无独有偶，林可胜和父亲林文庆也先后获得香港大学荣誉博士，那是港大有父子同获此荣誉的首例。 林可胜于1924年到中国，展开他未来25年在中国精彩和贡献巨大的医学研究、战地医护、军医行政等事业。他先后担任的职务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干事和总队长。1942年他还以军医身份参加中国派赴缅甸的远征军，配合盟军对抗日本的侵略。由于担任军医的优异表现，获得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军官勋章嘉奖。二战后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军医署长，并创办国防医学院。 林可胜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在医学教育、军医实务和行政管理上，但他的医学研究成果也被学术界高度肯定。1942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48年当选中国学术界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而且他还是少数获得全票支持的当选者。1949年他移居美国并展开人生另一阶段生活和事业。 1939年基地驻扎图云关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虽然不是林可胜个人的纪念场所，但林可胜的重要事迹和贡献，都铭刻和展现在此。原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林可胜警觉到不久北京可能会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不想在日本占领区中苟且偷生，便毅然弃笔从戎，而且不顾协和医院美国监管方的反对，号召协和医院师生，撤离北京，到中国各地的抗日战地前线，提供军医和救护工作。 林可胜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跟随抗日战线转进，1939年将基地驻扎在贵阳的图云关。除了救护总队总部外，林可胜还在图云关设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以最短的时间培养战地医护人员，对于中国抗日将士的医疗救护和士气的鼓舞至关重要。抗战时期，救护总队下辖大大小小的医疗队150个，医务和辅助人员3000多人，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战区，救治伤病兵员超过百万人。 图云关记载林可胜事迹 林可胜也与国际医疗机构关系密切和友好，所以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林可胜呼吁和招募不少外国医生来协助，其中一名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因侵华日军在广西投掷鼠疫细菌弹，她不顾身体不适，勇敢前往防治菌疫，不幸以身殉职，她的墓碑也竖立在图云关旧址的纪念园区内。纪念园中还有一个“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以纪念这批充满博爱，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医务人员。 图云关旧址纪念园区中的主体，是一座宏大和庄严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和塑像，以及环绕纪念园广场的15个展览橱窗。林可胜的重大贡献在此展现无遗。纪念碑上除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图云关旧址”这几个字外，还刻上格言“救死护伤，博爱恤兵”。两旁站立五位战地医务无名英雄，坚毅不拔的精神，栩栩如生。纪念文字是刻在纪念碑背面，开端文句写道： “1939年3月到1945年底，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和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驻扎贵阳图云关，爱国华侨林可胜博士任总队长兼主任。” 这段文字清楚说明，这个纪念碑及纪念园与林可胜的密切关系。碑文继续叙述救护总队的事迹和贡献。 在纪念园区内竖立15个展览橱窗，其中五个记载林可胜的事迹，或展示他的照片或公文签章，不只显示林可胜的重要性，也肯定他的诸多贡献。其中难得看到的是他的签名图章，以及他聘任高田宜医生及调动她职务的公文。 新加坡之子林可胜在新加坡甚少人关注，但在中国贵阳图云关，他不只曾开创一番轰轰烈烈的救护和博爱事业，也在此树立英名，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史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林可胜于1952年后在美国印地安娜州的一个科学实验室从事医学研究工作，1967年不幸因癌症病逝于其长子居留的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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