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之罪

　　

　　2011年初，烟台和威海地区遭遇了罕见的大雪，一时间威海湾内外白雪皑皑，笔者透过挂着冰花的玻璃窗遥望着银装素裹的威海湾，又回想起了116年前的那个同样风雪交加的冬季……

　　1895年，农历甲午年，这一年2月的威海湾寒冷得出奇。就在这个寒冷得出奇的冬季，北洋海军——一支龙旗飘扬的舰队、曾经林立的艨艟樯橹灰飞烟灭，残存的龙旗军舰屈辱地降下了龙旗，升起旭日旗，从此将在死敌的操控下了却残生。

　　屈辱、错愕、不解转化为了愤怒，忍受这种愤怒的对象理所应当是北洋海军本身，而其中的一些军官还承受了一些莫名之罪，这种罪名远远超出战败者该承受的罪名。

　　“倭雷艇复入东口来袭，我‘来远’并‘威远’练船宝筏差船皆沉于敌，时‘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陆逐声伎未归也。”

　　这段话出自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它给我们后人描绘了一个场景：在日军鱼雷艇第二次夜袭威海湾、“来远”和“威远”等军舰被倭寇鱼雷击沉的时候，它们本该在指挥位置指挥作战的管带们却不在他们该在的位置，在哪里呢?在岸上窑姐香艳的被窝里。

　　听起来很让人生气，不是么?这似乎是能够解释北洋海军为什么最终落得全军覆没下场的原因之一。邱宝仁管带当即就被扣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进而清末文人李锡亭本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思路，以部分官兵“登陆逐声伎未归”为由在其小册子《清末海军见闻录》中推断出刘公岛“烟馆林立、光妓院就有七十多家”的结论。目的也是为了指控北洋海军被声色犬马腐蚀掉了军人勇猛顽强的血性，所以才会输掉甲午这一场国运之战。换句话说——战败，责任在于军人，只要军人不贪生怕死、不留恋女人的温柔乡，就没有失败的道理。

　　基于此，拥有斑斑“登陆逐声伎未归”之“劣迹”的“来远”管带邱宝仁被树为了海军军官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典型，接受道德舆论的口诛笔伐，这一骂就足足骂了116个年头。

　　

　　邱宝仁其人

　　

　　在笔者拨开“登陆逐声伎未归”的真相前，觉得很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邱宝仁其人。希望通过勾勒邱宝仁这位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的人生轨迹来让诸位读者自行辨别邱管带是否真的是一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懦夫相?

　　邱宝仁，福建闽侯人，1867年人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期，学习航海驾驶。1871年，上“建威”练船实习，历经南洋新加坡、槟榔屿以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5年，复上“扬武”舰练习，航行外海，南历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口岸，北至日本而还。

　　因为有较为丰富的航海经验，所以在1876年北洋水师初创时期被李鸿章调往北洋海防，任新购自英国的“虎威”蚊子船管带，1877年任“策电”蚊子船管带，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字号蚊子船回国留用北洋，“龙骧”、“虎威”、“策电”、“飞霆”4艘蚊子船改拨南洋，11月，邱宝仁任“镇东”蚊子船管带。

　　1887年，在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以及“左一”鱼雷艇竣工，李鸿章奏派总查琅威理率邱宝仁、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等赴英接舰，返航途中邱宝仁身兼两职，同时担任“来远”和“左一”管带，由“来远”拖带“左一”回华，历尽艰险，1888年，四舰安抵大沽，邱宝仁被正式任命为德制装甲巡洋舰“来远”舰的管带。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1889年，邱宝仁升署右翼左营副将，委带“来远”舰。1892年4月，以3年署理期满，改为实授。

　　邱管带的履历读到这里可谓漂漂亮亮，入学、实习、上舰独当一面，无一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依靠自身努力得来，没有半点水分和花花肠子，尤其是在赴英伦三岛接收新造巡洋舰归国期间的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左一”号鱼雷艇尺寸小、排水量低，飘洋过海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难想象这艘不足百吨的小艇能在人力驾驶下独自从英国航行到中国，所以必须依靠大舰搭载或者拖曳。而出于节省经费和显示中国海军军人能力的目的起见，中国方面并没有雇佣欧洲船员驾驶，也没有按照惯例为军舰的回程购买意外保险，而是决定由中国海军人员自行驾驶回国，而这艘小小的鱼雷艇也放弃了雇外国商船搭载的稳妥方式，决定采用拖带这种在当时颇有挑战性的方式。不过，这项重任并没有交给豪勇敢为的邓世昌和林永升，也没有交给稳重见长的叶祖珪，恰恰交给了邱宝仁。因此才会出现邱宝仁一人身兼装甲巡洋舰和鱼雷艇两船管带的少见情况。

　　虽然“来远”号在对“左一”号进行拖带过程中险象环生，甚至发生过拖带的钢索断裂这样的重大险情，邱宝仁均能一一予以化解。他在回程途中得当的处置给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在这“四大一小”的军舰顺利回国后，李鸿章在给有功人员请奖的奏折中特别提到了这位表现不俗的邱管带。

　　“(邱宝仁)既管驾‘来远’。快船，又拖带新购鱼雷艇，远涉重洋数万里，一人而兼数人之事，并未用洋行保险之费，不特中国水师向未所经，亦为外洋各国所罕有。沿途叠遇风滔，异常险恶，竟能出其死力，得保无虞，实属胆智过人，较之同往接舰各员事难功倍”(李鸿章：“邱宝仁、林泰曾再请给奖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五)。经李鸿章力请，破例给邱宝仁越级奖励，从守备越过都司直接升任游击，并加“劲勇巴图鲁”勇号。很显然，这是对邱宝仁个人能力的肯定。

　　

　　力战甲午

　　

　　也许和平时期的成就并不能证明海军军官的勇敢，最能体现军人价值的无疑是战争。所以在农历甲午年，邱宝仁和他的“来远”号装甲巡洋舰跟随北洋海军卷入一场和日本人之间的国运之战。

　　1894年9月17日邱宝仁管带“来远”舰随舰队参加了为运送铭军的陆军船队护航行动，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不期而遇，黄海大东沟海战就此爆发。遵循北洋海军训练多年的小队乱战战术的布置，在海战中，装甲巡洋舰“来远”号与身为穹甲巡洋舰的“靖远”号编为一个小队，列于北洋舰队右翼。邱宝仁与“来远”全舰官兵拼死作战，与“靖远”、“经远”等舰一起发动了对日本炮舰“赤城”的围追，其炮火多次命中“赤城”舰，致其后桅折断、舰体重创，并击毙其舰长板垣八朗太。但“来远”舰在追击日舰过程中不幸被“赤城”的尾炮击中。由于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广泛装备了装填烈性炸药的炮弹，而“来远”舰后部的机关炮位又堆放着大量的待发炮弹，所以日炮命中引发的火焰瞬间就在全舰甲板蔓延开来。“来远”舰顿时被浑身的烈火所包裹，几乎无法收拾。

　　“‘来远’舱内中弹过多，延烧房舱数十间。”这艘诞生于德国伏尔铿厂的装甲巡洋舰此时就犹如一条火龙，同时也如同一只浑身扎满火矛的猛兽，可是“来远”号一直不曾停止抵抗。

　　在熊熊的猛火中，“来远”舰首的炮位上的双联装210毫米克虏伯主炮依然在以最大的射速不停地发射，全舰官兵齐心奋力救火。当时为防止火焰从甲板烧入机舱，不得不拆除了大部分的通风管，将通往机舱的所有天窗密闭，黑暗中由上甲板向焚火室传达命令仅靠传声管传话。在大部分通风管道被封堵的情况下，轮机舱内的温度显然令人难以承受，然而轮机官兵不顾200度之高温，始终坚守岗位，恪尽职守。邱宝仁指挥全舰官兵一面忍受着大火的煎熬，一面目睹着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伴不断倒在血泊之中，一面操作着业已落后于时代的火炮拼命还击。虽然大火不断吞噬着这艘不满三千吨的小型装甲巡洋舰的躯体，但是在全舰官兵的奋力扑救下终于将火扑灭。身处在装甲司令塔内的邱宝仁本身也承受着巨大的生命威胁，由于“经远”级装甲巡洋舰的司令塔结构设计存在缺陷，司令塔本体和顶盖之间除了几根支柱之外再无防护，一旦弹片侵彻，司令塔内的人员势必受到严重的伤害(“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就死在这种有缺陷的装甲司令塔中)，但是邱管带也不曾露过半点怯色，未步“济远”舰后尘，当“方伯谦第二”。

　　战斗结束后，“来远”舰随着北洋海军残部返回了旅顺，当它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出现在旅顺的修船工们的眼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呆了，大火不但烧焦了装甲巡洋舰的船壳，几乎烧光了军舰的甲板和木质部分，甚至钢铁的肋骨都已经被烧得变了形。人们为之惊讶，惊讶于这艘近乎烧成骨架子的“来远”舰居然也能安全驶回旅顺，在惊叹于装甲巡洋舰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惊叹于邱宝仁管带麾下的全体“来远”舰官兵为抢救军舰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远’驶回旅顺之际，中西各人见其伤势沉重，而竟安然返旆，无不大奇之。”

　　

　　罪名之辩

　　

　　1895年冬，邱宝仁指挥因旅顺修理能力不足同时又迅速沦于敌手而仅仅得到草草修补的“来远”舰参加了威海卫保卫战。在南帮炮台群激战正酣之时，邱宝仁指挥“来远”随“定远”等军舰频频发炮支援龙庙嘴、鹿角嘴、赵北嘴、杨凤岭等炮台的守军。并和友舰一起炮轰了日军刚刚夺占的摩天岭炮台，击毙了日本陆军第11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不少研究者倾向于击毙大寺安纯的炮弹发自“来远”舰)，取得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大也是最后的战果。

　　如果这一切在这里戛然而止的话，邱宝仁必将同已经在大东沟英勇阵亡的邓世昌、林永升等一起作为民族英雄而名垂青史。可是，恰恰是因为“来远”舰遭了日本鱼雷艇的暗算，让邱宝仁万劫不复。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指控邱宝仁“登陆逐声伎未归”的背景也正是这次针对“来远”舰的暗算。

　　可是毕竟姚锡光不是当事人，所谓的“登陆逐声伎未归”也只是“听说”而已，他本人并未亲眼见到。更何况，姚锡光也并没有解释在他的笔下大东沟海战时期的邱宝仁和威海卫保卫战时期的邱宝仁之表现为何判若两人(当然，他也未必解释得清楚)?当时的情景到底如何，还需要听当事人的描述。

　　根据参加过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的北洋海军军官卢毓英战后所著《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本所记。1895年2月6日晨4时，日本鱼雷艇队进威海卫港偷袭，“来远”不幸中雷，舰身倾覆，当时正在甲板上指挥的邱宝仁和大副谢葆璋落水后被官兵救出，同时被救的还有数十名水兵。作为当事亲历者的卢毓英的证词显然要比非亲历者的姚锡光有更强的说服力。

　　所以，姚锡光指称邱宝仁在“来远”遭到攻击之时“登陆逐声伎未归”因缺乏第一手的证据并不能成立。除非邱宝仁在甲板上当着谢葆璋和数十名水兵的面和妓女厮混缠绵，这是一副多么荒唐的景象……

　　甲午战争结束后，被摧残得身心俱疲的邱宝仁返回故里，从此不再复出。同时，此举也放弃了为自己名誉申辩的最后机会。正因为当事人的缄默，更何况在当时举国上下对北洋海军整体评价普遍趋于负面的大环境下，“登陆逐声伎未归”的“罪名”才得以不受丝毫阻挠地坐实。而卢毓英的当事人回忆文字则被清议所不容、被舆情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