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1880——1925），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在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外蒙撤治、直皖战争等过程中均曾扮演重要角色。他一生虽以从军从政为主，但读书和藏书却是他的一大乐趣。

徐树铮自幼随父读书，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父徐葵南，是徐州城乡一带有名的教书先生，曾在徐州设馆教学。徐树铮刚刚学语，即能辨认文字。稍长便在馆内附读。在家期间，其父则杂取书史骚雅，折角交其母亲分日督课。

随着年龄增长，徐树铮渐渐能够自觉读书。十六七岁以后，更知用心勤读。

徐树铮读书目的明确。他认为：“儒者读书，要以致用为宗”，对于国家大事，如果释而不图，纵然读到老死也无所谓有益。他参加江南乡试失败后，即毅然停止举子之业，私究兵书，留意天下政财大略，准备投笔从戎，以国家为己任。于先秦诸子之书，他最爱读《孙子》。他认为，“周秦诸子中，兵家者言，以孙武为最。不仅理胜，兼以文胜”。他有一部《孙子》，总是随身携带，服役，留学日本，回乡省亲，出外游历，均不忘阅读。

徐树铮喜读兵书如此，而于其他诸书中，尤其爱读桐城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该书精选历代古文辞，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记、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具有研读、模习和应用价值。徐树铮从十六七岁起，直至遇难，近30年间，总以《古文辞类纂》相随，无论平时、战时、出国或舟车途中，常常顺手翻阅。他认为一切经国大计、治事律身的道理都可以从这部书中找到。别的书可以不看，这部书却不能不读。1917年和1918年，是他一生中极为忙碌的两年。往来东西南北，几无一刻空闲。但他仍然随带一部《古文辞类纂》，利用途中缝隙，温习汉赋，认为熟读汉赋，可使其作文气息深厚。平日公务再忙，亦坚持读书一小时。

除了熟读喜爱之书外，他也博览其他书籍。特别在下野之后，更是如此。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他避居上海，长期关门读书。日有定课，极少间断。经史子集，几无不览。1921年11月10日，他致段祺瑞信中，回顾此前半年中的读书生活说：“至中秋前，已毕之课，计校读《易》、《诗》、《孝经》、《左氏传》、小大戴记、老、庄、韩、荀，各一遍；批点《资治通鉴》三十卷；点识勘校七十家赋钞二百六篇；精读《握奇》、《六韬》、《孙吴》、《司马》、《尉缭》、《素书》、《心书》各一遍，汉魏六朝，唐宋古体诗二十余卷，唐代五代宋词十余卷。”同时，他还“习南北曲四十出；临径司汉隶《西狭颂》十本、《韩仁铭》十本、《乙瑛碑》四本、《郑固碑》四本、《礼器碑》两本、《石门颂》三本、《裴岑碑》六本，凡万三千八百字，寸楷三千五百字。”由此可以略见徐树铮读书之勤之博，及其校读、批点、点识勘校、精读、泛读等读书之方法。

徐树铮40岁以后，非常重视《易》，兼及其它诸经。在上海闭门读书期间，著名桐城派晚期文人马其昶亲赠《易注》给他。他“受而点读，反复数数，颇于治心治事，治天治人诸大端，恍忽若有所得。”认为“欲闻言性天道，舍《易》更何求哉！”他“读《易》后，发愿总集群经，无时无地，盖未尝不以丹铅典籍自随。近十三经中，惟余《公毂》未毕。非不知贪多之为害。特以不能详博，何由返约？故亦不惮其繁也。”由此可以看出徐树铮受《易》影响之大。

徐既热爱读书，重视读书，自然也就喜欢买书藏书。1911年春，他寄居江苏清河县（今淮阴）时，已“藏书万余卷”。不久，他“奉檄江皖湘鄂，历观军佐。徂夏涉秋，更预开平（即河北滦州）之役。而武昌变起，南北隔绝。”他亦“从第一军、佐幕草檄，不复虑及家事。”就在这个时候，清河县发生兵变，其藏书几遭破坏之险。同年底，其眷属自清河县间关北上，并将所藏万余卷书，“无片纸只字之残毁”地运至北方，后来藏于北京家中。辛亥革命之前，已有如此丰富之藏书，殊属不易。未去日本留学时，他身为低级军官，自无多少买书钱；留日期间，除自己日常费用外，并带养家眷，几个孩子幼小，妻子体弱，生活非常困难。在那种情况下，还能缩衣节食以买书，令人难以想见。辛亥革命之后，情况好转，他更以“累年俸钱所入”，不断买书。藏书越来越多，占了几大间房屋。

徐树铮买书讲究实用。虽然买得很多，但对价格昂贵的珍藏版本，从不曲意追求。他说：“买书为读也，若当古董陈列，有何意味，且一部宋元版，可抵寻常版若干部，多费钱反不能多得书，是殊不值。吾生平讲实用，不尚虚文，买书更应如是也。”

读书和藏书，是徐树铮的一大乐趣，并且是为实用。可谓善读善藏乎？

作者：王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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