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神像在眼前渐渐消失：二战美国坦克兵的纽约到诺曼底之路

现在想来，把乘坐约翰·埃里克森号（John Ericsson）横渡大西洋和穿越英吉利海峡拿来相比，是我太傻太天真了。

【译者注：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sson，1803-1889）是著名的瑞典裔美国发明家，发明了船用螺旋桨、热空气发动机、海水取盐装置、通风扇、舰载测深仪，以及太阳能利用等，广受世人赞誉。】

▲约翰·埃里克森纪念邮票

我们是在1943年9月5日从纽约出发的，是二战中最大的运输船队，德军潜艇会利用狼群战术对美国船只进行袭击，袭击的最高峰是在1943年春，而现在已经收敛了不少。根据情报，德国人的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现在还在挪威，与几艘巡洋舰和潜艇进行编队，所以他们的海军不会有机会来搞我们。

我们的船队包括了9搜运输船，运载了第3装甲师和第101空降师，他们在诺曼底之战中至关重要。此外还有无数的炮兵、医疗及其它支援部队。船队里面还有9艘运油船，运载着为接下来的攻势准备的燃料和补给，而我们的护航船只则有内华达号战列舰和9艘驱逐舰。

当船队穿过哈得逊河时，我站在船尾的甲板上，跟甲板上的大约两千人一起在享受着九月清朗天空下的斜照夕阳。我们看着自由女神像的身影渐渐消失于海面，这画面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意义重大，很多人肯定都在祈祷能再次见到祖国。

我与5个少尉同住一间客舱。这间客舱大约3米见方，有两排3层铺和一个用海水冲洗的厕所。尽管条件不佳，但跟在底舱里睡5层铺的大头兵们比起来，仍然称得上豪华。我的上铺就挨着右舷一个拆掉的舷窗，我的位置很舒服，除了我的哥们儿们喜欢半夜吹牛、玩扑克之外，睡觉一点问题没有。

到了第5天晚上，也就是大西洋正中的位置，我被远处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和紧随而来的两声较小的爆炸所惊醒，我跳下床铺，只穿着秋裤光着脚跑入走廊，后面跟着我的几个哥们儿，他们也刚打完牌，正昏头昏脑。

穿过两层遮光帘来到甲板上，我们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艘船灯火通明。我的第一个（毫无逻辑的）念头是，船队里有船被鱼雷打中了，不得不打开灯光供载员撤离。但那艘船就呆呆的停在远处，船队继续前进并把那艘船甩在了后面，并没有发生更多的爆炸，也没有别的异常行动，于是我们最后还是回到了客舱，继续睡觉。

第二天，船上的人开始就此事大开脑洞，议论纷纷，大兵们铆足了劲开始编造各种小道消息。最合理的解释是来自一名炮科的海军军官，他认为那艘灯火通明的船是一艘从英国返回美国的医疗船。这种船通常会涂成白色并在侧舷上喷有巨大的红十字，入夜后医疗船会打开灯光以免被德军潜艇误击；事实上，盟军会在医疗船进入公海时向德军发出通报。根据日内瓦公约，非战斗船只可在国际红十字的保护下继续航行。

当一艘医疗船靠近船队后，船队需要散开使其通过。德国潜艇发现这点后，往往会跟着医疗船前进，以利用医疗船推进器的噪音掩盖自己，从而使得潜艇能安全的溜进船队里展开攻击。而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盟军的舰船往往会在靠近的医疗船后面扔几颗深水炸弹。

船上的每个人可供睡觉的地方大约只有61X61X183公分，这点地方要得容纳下一个大活人和他的行李袋。行李袋直径约为46公分，长91公分，里面装着士兵的个人物品。很明显，铺位上非常拥挤。如果船上装上了两倍的人，那士兵们就只有12个小时可以睡在铺位上，另外12个小时就得去甲板，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不得不随身带着自己的行李袋，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不会回到同一个铺位。

甲板的每个区域都有宪兵（MP）巡逻。一天，一个列兵刚走上甲板，把他的行李袋放在储藏柜对面的门口，正打算坐下来和他的伙计们在落日下闲聊，但还没等他的屁股坐热，就被宪兵中士打断了兴致，被要求不得堵塞门道。于是，这个列兵只好把他和行李袋挪到救生艇滑轨边去。

几分钟后，一个年轻的少尉路过了这里，注意到了这个士兵正躺在救生艇下面的轨道上。少尉很生气，告诉这名士兵他堵塞了救生艇的通道，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可这是宪兵中士让我搬过来的呀，”列兵说道，“因为我不能堵塞门道。”

“我才不管什么宪兵中士，“少尉重复着他的话，”挪回去。不准在这里呆着。”

列兵又只好把他的行李袋移到门口。还没等他安顿下来跟同伴们开始聊天，宪兵中士又出现了。

“士兵，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把行李袋移到那边去。”

“中士，我是移过去了，但是有个少尉跟我说放在滑轨那边不安全，我只能挪回来。”

“我才不管那些个菜鸟少尉说的屁话，”宪兵中士重复道，“我负责这个甲板，你必须把你的东西给我搬过去！”

列兵灰溜溜的把东西又搬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少尉再次出现。

“士兵，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把东西从这里搬开。”

“长官，我确实搬开了，但是中士让我搬回来。”

年轻的少尉正在兴头上：“总之，给我把那个该死的包从滑轨上搬走。我不想再说一遍，听明白了吗？”

“是的，听明白了，长官。”

列兵于是又把他的包搬回到门口，“我真是受够了，”他这样对他的伙计们说道，“如果他们还要我把包搬来搬去，那我就干脆把它扔水里算了。”

很快，宪兵中士再次出现在甲板上。当他看到这个列兵的包再次放在门道上时，他彻底抓狂了。

“见鬼，士兵，这是我最后一次告诉你，给我把你的包挪到滑轨那边去！”

“中士，不用这么麻烦，”列兵答复到，“您不用再跟我说一遍这个了。”

说完，列兵站起身来，平静的穿过甲板，将他的行李袋举起来越过滑轨扔进海里。宪兵中士看的目瞪口呆，附近的大兵们则开始幸灾乐祸的鼓噪：“上啊，大兵，上啊~”

下午，船上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军事法庭，经审讯，该名列兵被认定为故意损坏政府财产。

坦克登陆舰还在横穿英吉利海峡，我回到自己的铺位小睡了一会儿，醒来之后感觉精神振奋了不少。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是密密麻麻的船影。多数的作战舰艇要么去了金滩（49°20′25″N 0°36′47″W）支援英军，要么就往西去了尤他滩（49°25′28″N 1°10′47″W）支援美第7军。由于德军已经被赶回了内陆，距离奥马哈海滩（49°22′16″N 0°52′48″W）约有16公里远，基本不用担心敌军炮弹的威胁。

【译者注：奥马哈海滩在诺曼底登陆的几个海滩中最为著名，该海滩总长约8km，海滩前一侧有约45米高的悬崖】

▲在该地登陆的美第5军的目标

▲奥马哈登陆第一波突击部队登陆的地点。

坦克登陆舰缓缓转动，以怠速模式等待着从海滩上传回的信号。现在已经是D+28日了。滩头上的战火早已熄灭。只有空中可能存在威胁，但我对盟军的空优信心满满，感觉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久之后，一架Me109呼啸着从滩头方向冲了过来。尽管各作战舰艇都离开了我们船队，防空火力还是一瞬间就冒了出来，好似有成百根巨大的橡皮水管向天空喷水一样，投射出无数的高射炮弹，炮弹的曳光在天空中划出弯曲的弹道追寻目标，逐渐编织成网。但那架飞机仍然不管不顾的径自飞走，直至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后来才发现，那是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每天都会来观察我们好几次。尽管我在英国时也曾见到过夜间被探照灯光锁住的侦察机，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实战中见到敌人，而且我还记得那天是7月4日。

我曾经跟搭乘另一条登陆舰的哥们儿厄尼·尼伯林克打过一个赌，看谁能先上滩头。我们在船上等着滩头指挥官的信号，目的地都是奥马哈滩的FO区。我们这两条坦克登陆舰的船长肯定也在赌谁先上滩头。

信号发出后，登陆舰立即脱离阵形，直扑滩头，然后尽可能的调整姿态，把尾锚下在距离岸边约180米处，并以最高速度冲滩。由于登陆状态的坦克登陆舰极易受到伤害，因此所有人都急着赶紧卸货然后撤离。

我呆在船舱里，不时给吉普车轰轰油门，就等着冲上滩头。在装船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将我的吉普排在最后的位置以便抢先于厄尼出舱，估计他也是一样的想法。离开登陆跳板时，他的吉普竟然比我超前了那么一点点。但幸运的是，从登陆跳板到水线还有90米的距离，这意味着我们都必须涉水过去，吉普倒是都做过防水保护，能够在90公分深的水中活动，但厄尼的吉普车驶出登陆跳板后就直往下沉，我猜他多半是刚好掉进了一个弹坑；后来我们用上了推土机才把这辆吉普车拖出来。因此毫无疑问是我打败了厄尼，先上了滩头。

登陆的行动组织的井井有条。现在诺曼底海滩平均每天能卸下3万名士兵，并吞下比纽约港更多的货物。不过我军并没有把海滩清理干净，直到现在海滩上还有无数燃烧过后的坦克、半履带车及其他车辆的残骸，这些残骸七零八落的摆在海滩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小孩儿突然发了脾气，把自己的玩具乱扔一气那样。

海滩上的交通也有条不紊，我们很快就通过由推土机开掘的为数众多的通道中的一条离开了海滩。道路两侧都有黄色的胶带标记，就像高速路上的一路向西的牌子。道路的各个出口上的指示牌上都写着“地雷已清理至树篱”。这是一个必须小心对待的警告标识，在车轮压上路肩或者开进田野之前，最好先看看有没有这样一个警示。压上地雷的吉普车多不胜数，每一辆都被炸的面目全非，车上的乘客更是死的难看。带着这种小心谨慎，我们一路来到伊西尼（Isigny，1°6′W 49°19′N）南面的宿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