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性犯罪者治疗室
美国心理治疗师对16名性犯罪者进行心理治疗，本文对部分治疗过程做了摘要。专家认为，研究其作案动机和思维模式，树立积极的目标，而非单纯惩罚，有助于减少累犯和再犯。
他们鱼贯而入，有几个穿了衬衫，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有几个人的牛仔裤脚上沾满泥巴。他们在这座南方小城的老旧平房里聚齐，这里街道上的树木高大茂密。为了把椅子摆成圈，有人把健身车推到了角落，但椅子还是太多。有几个人找到了令其他人羡慕的躺椅，然后坐了下来。他们不是在抱怨同事，就是在讨论不同卡车的性能优势。忽然间，微弱的嘟嘟声打断了他们。一个男人拿起一只抱枕试图掩盖来自他脚踝的声响，这一声音也提示了人们他们在这里的原因。这个房间里的8个男人都因性犯罪獲刑，并被法院强制执行接受心理治疗。根据他们各自的罪行，治疗可能持续数月到数年不等。（《时代周刊》已为文中人物使用化名。）
他们围坐成一圈，向至少100名女性暴露下体的男人旁边坐着的男人猥亵了自己的继女，他们对面的男人性侵了自己的邻居。还有因网聊中的不当言行锒铛入狱的马特，犯有强奸罪的罗勃，及长达数十年在影院中坐在陌生女性身旁手淫的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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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罪行同针对凯文·斯佩西、比尔·科斯比、哈维·温斯坦这些名人的指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是，他们请不起律师为他们撰写保密协议，负不起封口费，也无法对有罪判决提起上诉。他们没有科斯比那样的律师——在其4月获罪后还为其百般筹谋（科斯比也可以预约文中所述的同种心理治疗），也不可能逆袭复出、恢复名誉，或出版名为《我认罪》的回忆录。
事实上，这些男人都被判有罪，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了“全国性犯罪者名录”，几十年都不会被除名，有的可能会保留一生。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到他们的丑陋罪行，包括他们的雇主、伴侣及子女。法官对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工作、社交区域以及是否可以上网做出了限制。他们中有人找不到工作，大部分靠微薄薪水度日——愿意接受他们有前科者的雇主为数不多。
全美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超过80万名，他们可能觉得假释限制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但继“我也是”揭露性侵及性骚扰运动后，任何社区中出现一个性犯罪者都足以令该区的竞争力下滑并引发法律纠纷。在宾州及科罗拉多州等州近来发起的至少10宗诉讼中，民权人士站队性犯罪者，称他们所受罪罚比其他类型的罪犯更严酷，有违宪之嫌，还指出大部分州政府并未对谋杀犯及其他重型犯进行全网实名曝光。今年年末，美国最高法院计划对一起起诉实名登记的案件进行听证。
然而，上百万遭受过性暴力的男性、女性及儿童正奋力抵制上述维权及法改，与此同时，去年有12个州通过或推行了针对性犯罪者的更加严格的假释限制。“我的大部分客户希望袭击他们的人能够消失，”强奸受害者的代表律师丽萨·安德森表示，“如果可以在这些人的额头上刻字，我一定会这么做，因为我不希望任何女人再受到类似伤害。”
大多数人希望性罪犯能够改过自新，但又压抑不了想让他们永远消失的冲动。但单一的法律制裁并不能有效提高社会的安全度。美国心理协会表示，配合严格的假释制度进行心理治疗，能显著降低累犯或再犯率。“我本人不太相信一个无视他人主观意愿的暴力罪犯通过教化可以洗心革面，”安德森说，“但是如果可以教会他们共情，这一措施就应该获得法律的支持，并强制执行。”
全美有共计2350位心理治疗师对性犯罪者进行强制治疗，监狱及其他政府机构亦提供咨询服务。法官会将他们指派给心理医生或获得认证的有临床治疗资质的社工。政府会对部分案例的罪犯发放治疗补贴，私人治疗师可自行决定是否拒绝对部分罪犯提供服务。
临床社工谢丽尔和执业咨询师詹妮弗是这场平房集体咨询治疗会的负责人。近20年来，她们的服务对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她们并不用接受政府指派的所有治疗任务，她们说有一部分人基本无药可救，比如娈童惯犯——因为他们几乎无法从内心上得到教化。但是她们也说，大部分病人结束治疗时都能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起责任，明白自己犯罪的根源，最终都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并心怀歉意。“与这些人共事，看着他们发生改变，实际上使我重拾了希望，”詹妮弗说，“因为如果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和成长，则意味着我们对新闻里的坏蛋及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人无计可施。”
脚环的警报声没有停止，但谢丽尔和詹妮弗决定开始小组咨询。“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如何辜负了自己及他人，以及我们如何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谢丽尔说。
马特，30岁，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他始终抓着一只抱枕。
从小到大，他都无法与女孩正常交流，总是惴惴不安地吱吱唔唔，似乎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上高中后，他常去聊天室聊天，因为那里没人会看到他的尴尬举动。不久后，他开始旷课，也不参加社交活动，只一味地上网聊天，聊天中的对话点燃了他的性幻想。“在我脑海中，似乎屏幕那头的人已经不再是人，只是我臆想的对象，是我发泄欲望的手段。我从未从身体上伤害过任何人，但我的内心深处早已对对方大开杀戒。”
他同未婚妻是上大学时认识的。他学的是政治科学，希望将来能当律师，甚至有朝一日进入参议院。他渴望身居高位，他说：“因为没人会骂美国的参议员是废柴。”他说医生给他下的诊断囊括了注意力缺陷障碍、抑郁症及边缘性人格障碍，詹妮弗则觉得马特属于自闭症谱系。有了未婚妻后，马特依然常去聊天室。26岁时，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个他认为只有14岁的姑娘。他常和未婚妻因为一些事争吵，而这个女孩喜欢听他讲笑话，而且只要他上网她就会出现。当他们的谈话涉性后，她要求与他见面。最终，他同意和女孩在他公司对面的沃尔玛里会面。
“我到了那，但一个人也没有。我很兴奋，我就想：不会发生什么坏事的，我会回去继续工作。”然而，刺眼的蓝光突然打在他脸上，他听到有人喊：“警察！不许乱动，趴下！”原来，那个“14岁女孩”是警察假扮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马特被判入狱11个月，工作丢了，未婚妻也走了。现在他在一个工地上班，他说他很讨厌那里。
马特叙述时，詹妮弗插话问道：“对于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聊性，你有什么可以解释和自辩的吗？”“我觉得，至少我没有碰她，”马特说，“我没把14岁的姑娘看成孩子，我自己那样大时，已经足够成熟了，我觉得其他人也是如此，至少其他人也都假装自己很成熟了。”“好！就停在这里。”詹妮弗打断了他的话，“这里就出现了‘认知扭曲’。”
詹妮弗解释说，性犯罪者常常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比如：“她希望我那样做”，或“我的需求比她的更重要”。他们总能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使自己相信某个充满谬误的观点是对的，这就是认知扭曲。治疗师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挑战和打破治疗对象的错误认识，鼓励他们发展出一套更真实客观的世界观。
针对性犯罪者，并没有标准化的治疗方法，但是许多专家一致认为，确定动机和思维方式对治疗至关重要。但是有一些治疗师的治疗手段却非常激进和咄咄逼人。“我就见过一些治疗师使用羞辱和打压的手段，直接让他们跪在地上说‘我是畜牲，我是畜牲’，”谢丽尔说，“而我更倾向于伸出手对他们说‘咱们来聊聊你们有多畜牲’。”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近来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以惩罚为目标，不寻求更积极的结果，实际上提高了累犯率。2006年司法部批准发布了一系列更具积极意义的改造手段，譬如“改过自新——良好生活示例”项目，其目的是教导人们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满足自身的情感及生理需求，它包括挑战性别歧视及纠正可能引导人们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扭曲的社会观念。
在另一次小组治疗中，谢丽尔和詹妮弗设置了一个场景，并就此向他们提问。场景是，一个男人走进办公室，女前台冲他微笑。问题是：这个男人该不该约她出去？小组中两个50多岁的男人回答，只要有女人对他们笑，或穿着短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女人对他们有意思。而一个30出头的男子争论道：这个前台只是为了表现得友好，这是她的工作需要。詹妮弗向他们解释，前台小姐实际上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她担心，拒绝重要客户的挑逗可能会被炒掉。
每周小组讨论结束后，谢丽尔和詹妮弗都会给他们布置作业，比如要求他们列出他们生活中曾经出现的低谷和高潮，或从受害人的角度写一份声明，或是讨论曾轰动一时的臭名昭著的性罪犯们。
马特曾看过拉里·纳萨尔的审讯，这个前体操队队医曾利用职务之便猥亵、性侵160多位女性，其中大部分为未成年人，他被判监禁175年。“审讯中，检察官叫他‘社会的渣滓和祸害’，而我当时也觉得，嗯，这家伙对社会来说就是祸害，”马特说，“但是，我案子里的律师竟然也这么说我。我并没说我是多好的人，但我并没像他那样伤害过那么多人。”
小组讨论一致认为——包括非法贩卖儿童色情品和性侵自己继女的男人都认为，拉里·纳萨尔是个禽兽，“他们不希望自己与这样的人相提并论，”谢丽尔说，“同时，小组一致认为，那些名人都是特权阶级。”
当马特坐在詹妮弗和谢丽尔面前的破沙发里，被迫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之时，正因强奸罪在纽约接受调查的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却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温泉疗养中心接受为期45天、报价5.8万美元的“性瘾”治疗。性瘾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诊断，《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并没有这一概念，性瘾治疗倾向于用来帮助那些有冲动控制障碍的人，譬如AA匿名戒酒会就属于“戒瘾”范畴，关注于禁欲，节制，避免受到外部刺激触发酒瘾。
专家们强调，强奸犯和露阴癖应该接受的是性犯罪治疗，而非性瘾治疗。通过使用强迫及暴力手段发生的性行为是犯罪，它与一个人欺骗配偶或不惜耽误工作也无法克制自己去看色情片的自身强迫性性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与性犯罪者打交道的心理医生们称，太多男人设法给自己贴上“性瘾”标签，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治疗师表示，使他们改过自新并减轻其社会危害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正视自己的罪行，而不是推卸责任寻找借口。
谢丽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在她成为治疗师之前就开始了。她最初的服务对象是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首次被安排治疗性罪犯时，她是拒绝的，但出于好奇，她还是决定参加，参加前她的想法是：噢上帝，我要与那些令人作呕的肮脏恶棍打交道了。但当她真正走近他们，她发现，那些男人看上去与她的邻居、朋友没有两样，而其中一些诚心想做出改变。她决定接受挑战，不久她便与詹妮弗开了一家诊所。
与此同时，她们也与性犯罪案件的幸存者一起工作，她们深深地体会到，罪犯对受害者做出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但她们也渐渐相信咨询工作可以降低大部分性犯罪者的冲动，使他们不再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我听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案件真的让我反胃和呕吐，”谢丽尔说，“有时候这些家伙跟我抱怨他们不得不多开好几公里去买日用品，因为他们的犯罪记录被实名登记了，我的想法则是，‘你们活该如此！想想你们的受害者是什么样的感受吧！’”
许多接受治疗者不愿接触他们的受害者，至少最初时如此。有的治疗师就让他们参加当地的判决听证会，去听受害者们的证词，有的治疗师则引导患者角色扮演他们自己的受害者。谢丽尔则选取了一种更具个性化的方法。
罗勃20岁时，常出没于各种派对，夜不归宿，也不回母亲的短信，幾乎每晚都醉醺醺地开车回家。在一次派对上，他认识了一个15岁的女孩，并和她发生了关系，女孩的父母起诉了他，他因强奸罪被监禁一年，又因违反假释获刑两年。见到谢丽尔时，他说：“女士，我会坐在这里，但我不需要治疗，而且我不在乎你做些什么。”但最终罗勃成了小组活动中最积极的成员。现在，罗勃从事电工工作，他说他要感谢他曾经想逃避的治疗，他目前的工作是谢丽尔以前的一个治疗对象介绍的。罗勃近来向女友求了婚，还带她参加了几场个人治疗会，女友比他大，有两个女儿，但法律禁止他参加两个女孩的学校演出及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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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尔问他治疗项目是如何帮他为曾经犯的错误承担责任的，他回答，他知道“自己是个畜牲”，谢丽尔让他具体解释一下。罗勃说：“我曾经有份好工作，但我过于叛逆，不听家人的劝告，然后失去了一切……”
“不要只说你自己，说说你的受害者。”
“她的生活因此改变了。”
接着谢丽尔改变了交谈策略，问罗勃：“作为继父，你的两个继女与她年龄相仿，你觉得如果她们碰上了20岁的你，她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她们的身心都会受创。我不希望她们遇上那时的我，那时的我酗酒，吸毒，滥交——无所谓跟谁，无所谓多大年纪……而现在我想同她们说起这些，是因为我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你成长了不少。刚来时你对任何人或事的态度都很恶劣，如今你有了两个女儿，你可能会对她们说，‘我20岁时曾迫不及待地想和一个15岁的姑娘上床’。你可以说，你没有对她动粗，因为她也喜欢你。我的意思是，你没强迫她，你也没引诱她。”
“事实上，我确实引诱了她。”
谢丽尔微笑道：“谢谢你纠正我。”
“我确实引诱了她，我有一辆不错的车，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利用了我拥有的一些东西。但我骗她去黑巷了吗？没有。我们双方是自愿的吗？是的。但我确实用一些东西引诱了她——我有钱去买酒和毒品，所以我确实引诱了她。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们受到引诱，即使她们是自愿的。因为她们年纪还太小，很多事情根本不懂。”
接着谢丽尔问罗勃愿不愿意和那个女孩聊聊，而他坦白表示他并不愿意，理由是，他的生活刚刚正常起来，如果他看到女孩的生活因他而一塌糊涂，可能会让他故态复萌。但谢丽尔告诉他，做到这些，才算真正具有共情能力。“与你的受害人相对而坐，听她说话，理解、体会她的感受。”她对罗勃讲，她曾有一个患者，去超市购物时被邻居撞见，女邻居冲他大吼：“你竟然伤害一个孩子”。听了她的话，他愣了一下神，然后双膝跪地道：“我以前对那个女孩做出那样可怕的事，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我的悔恨是无以复加的。”谢丽尔说：“只有这样，才算真正为你自己的罪行承担起责任。”最后，罗勃表示，如果女孩愿意，他同意和她见一面，但他还是充满畏惧，他说这样做太难了。
征求过双方的意见，并目睹过上述类似对话的谢丽尔相信，受害者的创伤是有可能被抚平的。但一部分受害者的律师或支持者却持怀疑态度。律师安德森大学期间曾被教授性侵，事后她立志成为律师，专门为性侵案的受害者做代理。“我有一个客户就因为被强迫与侵犯她的人见面而自杀了。”
治疗师与受害者支持者在谈及罪犯刑罚及改造问题时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虽然他们的初衷可能都是减少性暴力。2010年，《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登记、监管及居住地限制等有关过于严苛的法律法规，会使犯人感到绝望和被孤立，反而会刺激其再犯罪；而心理治疗等康复项目，配合一定的监管措施，能使他们心存希望，愿意改变和进步，事实证明，再犯率也因此下降了22%之多。
对于幸存者及他们的支持者来说，被性侵的经历可怕至极，而再犯的风险又极其之高。“受害者受到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安德森说，“噩梦可能会伴随她们一生。”此外，受害者的数量远远高于加害者，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数量不到100万，而其受害者的数量却是数以百万计的。该数据来自于“全国反强奸、虐待及乱伦网络”，一个幸存者声援组织。
68岁的凯文也曾是她们二人的治疗对象，他曾使数百位女性的心灵受创。在长达45年间，他频繁无法自控地在女性面前暴露私处。他走入电影院，在女观众旁坐下，灯光暗下后，就开始手淫。他想象自己的行为使她们产生性欲，“但事实并没有。”如今他终于明白。他几乎每天如此，有时候一天要去好几次。凯文后来进过收容所，也接受过精神科治疗，但没被判过刑。他一直干着一份家居店的店员工作。后来，他不再这样做，他觉得并非因为治疗，而是他老了，性欲弱了，也因为他在服用一种药物，它可以降低睾酮水平，减少性欲。“我不确定光凭心理治疗就能使我停止这样做。”
但凯文说小组治疗确实帮他明白了自己行为的根源。他现在知道了，自己没完没了地向女性露阴，是想同她们进行人际互动。“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他说，“当我那样做时，我好像昏迷了一样，我对这件事非常投入，想获得积极的回应，但我从未如愿过。在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女人们并不想看到那些，她们觉得那很恶心。”
你是否相信心理治疗可以使凯文这样的人改邪归正，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拥有共情的能力。剑桥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共情能力与基因无关，它由后天习得，也就是与被抚养长大的方式有关。善解人意者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并非天生。
在谢丽尔二人的治疗小组中，很多人在幼年遭受过情感、身体及性虐待。就像治疗师们常说的那样：受伤者才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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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末，最高法院将对一宗挑战联邦法律的案件进行裁决，届时将决定是否允许几十万名性罪犯在本州内活动更自由，以及是否将他们从实名登记中除名。实名登记违宪一说，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来自6个州的多位律师撰写联合简报要求驳回该上诉。事实上，在尝试化解公共安全与个人救赎之间的矛盾关系時，法律已经做出了不完美且不服众的妥协：性犯罪者被实名登记，并全网通报，并可能持续一生，但同时也勒令他们接受心理治疗以洗心革面。而对于无法改邪归正者，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
坏人就应该下地狱，常人都会这么想。而在詹妮弗和谢丽尔的小平房里，她们正努力着，试图通过一次次的恳谈，把这些男人从地狱中拉回来。这次的会议已比平日里延长了45分钟，随着太阳落山，屋里也渐渐冷了起来。谢丽尔宣布结束后，男人们纷纷从旧沙发中起身，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有的人要回去为脚环充电，有的要赶在假释宵禁时间前回到家。第二天，谢丽尔和詹妮弗会给一部分人发短信了解近况，会给他们的妻子、老板或保释官打电话，然后检查他们刚刚上交的作业，以为之后的个人治疗模块做准备。
当所有治疗项目结束，这些男人不再来这里时，谢丽尔和詹妮弗将无法得知他们未来将会怎样。但她们都希望，不要再看到有关他们的新闻。
他们的罪行同针对凯文·斯佩西、比尔·科斯比、哈维·温斯坦这些名人的指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是，他们请不起律师为他们撰写保密协议，负不起封口费，也无法对有罪判决提起上诉。他们没有科斯比那样的律师——在其4月获罪后还为其百般筹谋（科斯比也可以预约文中所述的同种心理治疗），也不可能逆袭复出、恢复名誉，或出版名为《我认罪》的回忆录。
事实上，这些男人都被判有罪，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了“全国性犯罪者名录”，几十年都不会被除名，有的可能会保留一生。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到他们的丑陋罪行，包括他们的雇主、伴侣及子女。法官对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工作、社交区域以及是否可以上网做出了限制。他们中有人找不到工作，大部分靠微薄薪水度日——愿意接受他们有前科者的雇主为数不多。
全美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超过80万名，他们可能觉得假释限制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但继“我也是”揭露性侵及性骚扰运动后，任何社区中出现一个性犯罪者都足以令该区的竞争力下滑并引发法律纠纷。在宾州及科罗拉多州等州近来发起的至少10宗诉讼中，民权人士站队性犯罪者，称他们所受罪罚比其他类型的罪犯更严酷，有违宪之嫌，还指出大部分州政府并未对谋杀犯及其他重型犯进行全网实名曝光。今年年末，美国最高法院计划对一起起诉实名登记的案件进行听证。
然而，上百万遭受过性暴力的男性、女性及儿童正奋力抵制上述维权及法改，与此同时，去年有12个州通过或推行了针对性犯罪者的更加严格的假释限制。“我的大部分客户希望袭击他们的人能够消失，”强奸受害者的代表律师丽萨·安德森表示，“如果可以在这些人的额头上刻字，我一定会这么做，因为我不希望任何女人再受到类似伤害。”
大多数人希望性罪犯能够改过自新，但又压抑不了想让他们永远消失的冲动。但单一的法律制裁并不能有效提高社会的安全度。美国心理协会表示，配合严格的假释制度进行心理治疗，能显著降低累犯或再犯率。“我本人不太相信一个无视他人主观意愿的暴力罪犯通过教化可以洗心革面，”安德森说，“但是如果可以教会他们共情，这一措施就应该获得法律的支持，并强制执行。”
全美有共计2350位心理治疗师对性犯罪者进行强制治疗，监狱及其他政府机构亦提供咨询服务。法官会将他们指派给心理医生或获得认证的有临床治疗资质的社工。政府会对部分案例的罪犯发放治疗补贴，私人治疗师可自行决定是否拒绝对部分罪犯提供服务。
临床社工谢丽尔和执业咨询师詹妮弗是这场平房集体咨询治疗会的负责人。近20年来，她们的服务对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她们并不用接受政府指派的所有治疗任务，她们说有一部分人基本无药可救，比如娈童惯犯——因为他们几乎无法从内心上得到教化。但是她们也说，大部分病人结束治疗时都能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起责任，明白自己犯罪的根源，最终都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并心怀歉意。“与这些人共事，看着他们发生改变，实际上使我重拾了希望，”詹妮弗说，“因为如果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和成长，则意味着我们对新闻里的坏蛋及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人无计可施。”
脚环的警报声没有停止，但谢丽尔和詹妮弗决定开始小组咨询。“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如何辜负了自己及他人，以及我们如何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谢丽尔说。
马特，30岁，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他始终抓着一只抱枕。
从小到大，他都无法与女孩正常交流，总是惴惴不安地吱吱唔唔，似乎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上高中后，他常去聊天室聊天，因为那里没人会看到他的尴尬举动。不久后，他开始旷课，也不参加社交活动，只一味地上网聊天，聊天中的对话点燃了他的性幻想。“在我脑海中，似乎屏幕那头的人已经不再是人，只是我臆想的对象，是我发泄欲望的手段。我从未从身体上伤害过任何人，但我的内心深处早已对对方大开杀戒。”
他同未婚妻是上大学时认识的。他学的是政治科学，希望将来能当律师，甚至有朝一日进入参议院。他渴望身居高位，他说：“因为没人会骂美国的参议员是废柴。”他说医生给他下的诊断囊括了注意力缺陷障碍、抑郁症及边缘性人格障碍，詹妮弗则觉得马特属于自闭症谱系。有了未婚妻后，马特依然常去聊天室。26岁时，他在网上遇到了一个他认为只有14岁的姑娘。他常和未婚妻因为一些事争吵，而这个女孩喜欢听他讲笑话，而且只要他上网她就会出现。当他们的谈话涉性后，她要求与他见面。最终，他同意和女孩在他公司对面的沃尔玛里会面。
“我到了那，但一个人也没有。我很兴奋，我就想：不会发生什么坏事的，我会回去继续工作。”然而，刺眼的蓝光突然打在他脸上，他听到有人喊：“警察！不许乱动，趴下！”原来，那个“14岁女孩”是警察假扮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马特被判入狱11个月，工作丢了，未婚妻也走了。现在他在一个工地上班，他说他很讨厌那里。
马特叙述时，詹妮弗插话问道：“对于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聊性，你有什么可以解释和自辩的吗？”“我觉得，至少我没有碰她，”马特说，“我没把14岁的姑娘看成孩子，我自己那样大时，已经足够成熟了，我觉得其他人也是如此，至少其他人也都假装自己很成熟了。”“好！就停在这里。”詹妮弗打断了他的话，“这里就出现了‘认知扭曲’。”
詹妮弗解释说，性犯罪者常常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比如：“她希望我那样做”，或“我的需求比她的更重要”。他们总能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使自己相信某个充满谬误的观点是对的，这就是认知扭曲。治疗师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挑战和打破治疗对象的错误认识，鼓励他们发展出一套更真实客观的世界观。
针对性犯罪者，并没有标准化的治疗方法，但是许多专家一致认为，确定动机和思维方式对治疗至关重要。但是有一些治疗师的治疗手段却非常激进和咄咄逼人。“我就见过一些治疗师使用羞辱和打压的手段，直接让他们跪在地上说‘我是畜牲，我是畜牲’，”谢丽尔说，“而我更倾向于伸出手对他们说‘咱们来聊聊你们有多畜牲’。”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近来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以惩罚为目标，不寻求更积极的结果，实际上提高了累犯率。2006年司法部批准发布了一系列更具积极意义的改造手段，譬如“改过自新——良好生活示例”项目，其目的是教导人们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满足自身的情感及生理需求，它包括挑战性别歧视及纠正可能引导人们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扭曲的社会观念。
在另一次小组治疗中，谢丽尔和詹妮弗设置了一个场景，并就此向他们提问。场景是，一个男人走进办公室，女前台冲他微笑。问题是：这个男人该不该约她出去？小组中两个50多岁的男人回答，只要有女人对他们笑，或穿着短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女人对他们有意思。而一个30出头的男子争论道：这个前台只是为了表现得友好，这是她的工作需要。詹妮弗向他们解释，前台小姐实际上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她担心，拒绝重要客户的挑逗可能会被炒掉。
每周小组讨论结束后，谢丽尔和詹妮弗都会给他们布置作业，比如要求他们列出他们生活中曾经出现的低谷和高潮，或从受害人的角度写一份声明，或是讨论曾轰动一时的臭名昭著的性罪犯们。
马特曾看过拉里·纳萨尔的审讯，这个前体操队队医曾利用职务之便猥亵、性侵160多位女性，其中大部分为未成年人，他被判监禁175年。“审讯中，检察官叫他‘社会的渣滓和祸害’，而我当时也觉得，嗯，这家伙对社会来说就是祸害，”马特说，“但是，我案子里的律师竟然也这么说我。我并没说我是多好的人，但我并没像他那样伤害过那么多人。”
小组讨论一致认为——包括非法贩卖儿童色情品和性侵自己继女的男人都认为，拉里·纳萨尔是个禽兽，“他们不希望自己与这样的人相提并论，”谢丽尔说，“同时，小组一致认为，那些名人都是特权阶级。”
当马特坐在詹妮弗和谢丽尔面前的破沙发里，被迫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之时，正因强奸罪在纽约接受调查的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却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温泉疗养中心接受为期45天、报价5.8万美元的“性瘾”治疗。性瘾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诊断，《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并没有这一概念，性瘾治疗倾向于用来帮助那些有冲动控制障碍的人，譬如AA匿名戒酒会就属于“戒瘾”范畴，关注于禁欲，节制，避免受到外部刺激触发酒瘾。
专家们强调，强奸犯和露阴癖应该接受的是性犯罪治疗，而非性瘾治疗。通过使用强迫及暴力手段发生的性行为是犯罪，它与一个人欺骗配偶或不惜耽误工作也无法克制自己去看色情片的自身强迫性性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与性犯罪者打交道的心理医生们称，太多男人设法给自己贴上“性瘾”标签，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治疗师表示，使他们改过自新并减轻其社会危害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正视自己的罪行，而不是推卸责任寻找借口。
谢丽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在她成为治疗师之前就开始了。她最初的服务对象是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首次被安排治疗性罪犯时，她是拒绝的，但出于好奇，她还是决定参加，参加前她的想法是：噢上帝，我要与那些令人作呕的肮脏恶棍打交道了。但当她真正走近他们，她发现，那些男人看上去与她的邻居、朋友没有两样，而其中一些诚心想做出改变。她决定接受挑战，不久她便与詹妮弗开了一家诊所。
与此同时，她们也与性犯罪案件的幸存者一起工作，她们深深地体会到，罪犯对受害者做出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但她们也渐渐相信咨询工作可以降低大部分性犯罪者的冲动，使他们不再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我听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案件真的让我反胃和呕吐，”谢丽尔说，“有时候这些家伙跟我抱怨他们不得不多开好几公里去买日用品，因为他们的犯罪记录被实名登记了，我的想法则是，‘你们活该如此！想想你们的受害者是什么样的感受吧！’”
许多接受治疗者不愿接触他们的受害者，至少最初时如此。有的治疗师就让他们参加当地的判决听证会，去听受害者们的证词，有的治疗师则引导患者角色扮演他们自己的受害者。谢丽尔则选取了一种更具个性化的方法。
罗勃20岁时，常出没于各种派对，夜不归宿，也不回母亲的短信，幾乎每晚都醉醺醺地开车回家。在一次派对上，他认识了一个15岁的女孩，并和她发生了关系，女孩的父母起诉了他，他因强奸罪被监禁一年，又因违反假释获刑两年。见到谢丽尔时，他说：“女士，我会坐在这里，但我不需要治疗，而且我不在乎你做些什么。”但最终罗勃成了小组活动中最积极的成员。现在，罗勃从事电工工作，他说他要感谢他曾经想逃避的治疗，他目前的工作是谢丽尔以前的一个治疗对象介绍的。罗勃近来向女友求了婚，还带她参加了几场个人治疗会，女友比他大，有两个女儿，但法律禁止他参加两个女孩的学校演出及毕业典礼。
谢丽尔问他治疗项目是如何帮他为曾经犯的错误承担责任的，他回答，他知道“自己是个畜牲”，谢丽尔让他具体解释一下。罗勃说：“我曾经有份好工作，但我过于叛逆，不听家人的劝告，然后失去了一切……”
“不要只说你自己，说说你的受害者。”
“她的生活因此改变了。”
接着谢丽尔改变了交谈策略，问罗勃：“作为继父，你的两个继女与她年龄相仿，你觉得如果她们碰上了20岁的你，她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她们的身心都会受创。我不希望她们遇上那时的我，那时的我酗酒，吸毒，滥交——无所谓跟谁，无所谓多大年纪……而现在我想同她们说起这些，是因为我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你成长了不少。刚来时你对任何人或事的态度都很恶劣，如今你有了两个女儿，你可能会对她们说，‘我20岁时曾迫不及待地想和一个15岁的姑娘上床’。你可以说，你没有对她动粗，因为她也喜欢你。我的意思是，你没强迫她，你也没引诱她。”
“事实上，我确实引诱了她。”
谢丽尔微笑道：“谢谢你纠正我。”
“我确实引诱了她，我有一辆不错的车，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利用了我拥有的一些东西。但我骗她去黑巷了吗？没有。我们双方是自愿的吗？是的。但我确实用一些东西引诱了她——我有钱去买酒和毒品，所以我确实引诱了她。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们受到引诱，即使她们是自愿的。因为她们年纪还太小，很多事情根本不懂。”
接着谢丽尔问罗勃愿不愿意和那个女孩聊聊，而他坦白表示他并不愿意，理由是，他的生活刚刚正常起来，如果他看到女孩的生活因他而一塌糊涂，可能会让他故态复萌。但谢丽尔告诉他，做到这些，才算真正具有共情能力。“与你的受害人相对而坐，听她说话，理解、体会她的感受。”她对罗勃讲，她曾有一个患者，去超市购物时被邻居撞见，女邻居冲他大吼：“你竟然伤害一个孩子”。听了她的话，他愣了一下神，然后双膝跪地道：“我以前对那个女孩做出那样可怕的事，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我的悔恨是无以复加的。”谢丽尔说：“只有这样，才算真正为你自己的罪行承担起责任。”最后，罗勃表示，如果女孩愿意，他同意和她见一面，但他还是充满畏惧，他说这样做太难了。
征求过双方的意见，并目睹过上述类似对话的谢丽尔相信，受害者的创伤是有可能被抚平的。但一部分受害者的律师或支持者却持怀疑态度。律师安德森大学期间曾被教授性侵，事后她立志成为律师，专门为性侵案的受害者做代理。“我有一个客户就因为被强迫与侵犯她的人见面而自杀了。”
治疗师与受害者支持者在谈及罪犯刑罚及改造问题时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虽然他们的初衷可能都是减少性暴力。2010年，《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登记、监管及居住地限制等有关过于严苛的法律法规，会使犯人感到绝望和被孤立，反而会刺激其再犯罪；而心理治疗等康复项目，配合一定的监管措施，能使他们心存希望，愿意改变和进步，事实证明，再犯率也因此下降了22%之多。
对于幸存者及他们的支持者来说，被性侵的经历可怕至极，而再犯的风险又极其之高。“受害者受到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安德森说，“噩梦可能会伴随她们一生。”此外，受害者的数量远远高于加害者，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数量不到100万，而其受害者的数量却是数以百万计的。该数据来自于“全国反强奸、虐待及乱伦网络”，一个幸存者声援组织。
68岁的凯文也曾是她们二人的治疗对象，他曾使数百位女性的心灵受创。在长达45年间，他频繁无法自控地在女性面前暴露私处。他走入电影院，在女观众旁坐下，灯光暗下后，就开始手淫。他想象自己的行为使她们产生性欲，“但事实并没有。”如今他终于明白。他几乎每天如此，有时候一天要去好几次。凯文后来进过收容所，也接受过精神科治疗，但没被判过刑。他一直干着一份家居店的店员工作。后来，他不再这样做，他觉得并非因为治疗，而是他老了，性欲弱了，也因为他在服用一种药物，它可以降低睾酮水平，减少性欲。“我不确定光凭心理治疗就能使我停止这样做。”
但凯文说小组治疗确实帮他明白了自己行为的根源。他现在知道了，自己没完没了地向女性露阴，是想同她们进行人际互动。“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他说，“当我那样做时，我好像昏迷了一样，我对这件事非常投入，想获得积极的回应，但我从未如愿过。在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女人们并不想看到那些，她们觉得那很恶心。”
你是否相信心理治疗可以使凯文这样的人改邪归正，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拥有共情的能力。剑桥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共情能力与基因无关，它由后天习得，也就是与被抚养长大的方式有关。善解人意者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并非天生。
在谢丽尔二人的治疗小组中，很多人在幼年遭受过情感、身体及性虐待。就像治疗师们常说的那样：受伤者才伤人。
今年年末，最高法院将对一宗挑战联邦法律的案件进行裁决，届时将决定是否允许几十万名性罪犯在本州内活动更自由，以及是否将他们从实名登记中除名。实名登记违宪一说，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来自6个州的多位律师撰写联合简报要求驳回该上诉。事实上，在尝试化解公共安全与个人救赎之间的矛盾关系時，法律已经做出了不完美且不服众的妥协：性犯罪者被实名登记，并全网通报，并可能持续一生，但同时也勒令他们接受心理治疗以洗心革面。而对于无法改邪归正者，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
坏人就应该下地狱，常人都会这么想。而在詹妮弗和谢丽尔的小平房里，她们正努力着，试图通过一次次的恳谈，把这些男人从地狱中拉回来。这次的会议已比平日里延长了45分钟，随着太阳落山，屋里也渐渐冷了起来。谢丽尔宣布结束后，男人们纷纷从旧沙发中起身，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有的人要回去为脚环充电，有的要赶在假释宵禁时间前回到家。第二天，谢丽尔和詹妮弗会给一部分人发短信了解近况，会给他们的妻子、老板或保释官打电话，然后检查他们刚刚上交的作业，以为之后的个人治疗模块做准备。
当所有治疗项目结束，这些男人不再来这里时，谢丽尔和詹妮弗将无法得知他们未来将会怎样。但她们都希望，不要再看到有关他们的新闻。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