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性犯罪者治療室
美國心理治療師對16名性犯罪者進行心理治療，本文對部分治療過程做了摘要。專家認爲，研究其作案動機和思維模式，樹立積極的目標，而非單純懲罰，有助於減少累犯和再犯。
他們魚貫而入，有幾個穿了襯衫，釦子扣得嚴嚴實實，有幾個人的牛仔褲腳上沾滿泥巴。他們在這座南方小城的老舊平房裏聚齊，這裏街道上的樹木高大茂密。爲了把椅子擺成圈，有人把健身車推到了角落，但椅子還是太多。有幾個人找到了令其他人羨慕的躺椅，然後坐了下來。他們不是在抱怨同事，就是在討論不同卡車的性能優勢。忽然間，微弱的嘟嘟聲打斷了他們。一個男人拿起一隻抱枕試圖掩蓋來自他腳踝的聲響，這一聲音也提示了人們他們在這裏的原因。這個房間裏的8個男人都因性犯罪獲刑，並被法院強制執行接受心理治療。根據他們各自的罪行，治療可能持續數月到數年不等。（《時代週刊》已爲文中人物使用化名。）
他們圍坐成一圈，向至少100名女性暴露下體的男人旁邊坐着的男人猥褻了自己的繼女，他們對面的男人性侵了自己的鄰居。還有因網聊中的不當言行鋃鐺入獄的馬特，犯有強姦罪的羅勃，及長達數十年在影院中坐在陌生女性身旁手淫的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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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罪行同針對凱文·斯佩西、比爾·科斯比、哈維·溫斯坦這些名人的指控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不同的是，他們請不起律師爲他們撰寫保密協議，負不起封口費，也無法對有罪判決提起上訴。他們沒有科斯比那樣的律師——在其4月獲罪後還爲其百般籌謀（科斯比也可以預約文中所述的同種心理治療），也不可能逆襲復出、恢復名譽，或出版名爲《我認罪》的回憶錄。
事實上，這些男人都被判有罪，他們的名字被寫進了“全國性犯罪者名錄”，幾十年都不會被除名，有的可能會保留一生。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搜索到他們的醜陋罪行，包括他們的僱主、伴侶及子女。法官對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生活、工作、社交區域以及是否可以上網做出了限制。他們中有人找不到工作，大部分靠微薄薪水度日——願意接受他們有前科者的僱主爲數不多。
全美登記在冊的性犯罪者超過80萬名，他們可能覺得假釋限制對他們來說過於沉重，但繼“我也是”揭露性侵及性騷擾運動後，任何社區中出現一個性犯罪者都足以令該區的競爭力下滑並引發法律糾紛。在賓州及科羅拉多州等州近來發起的至少10宗訴訟中，民權人士站隊性犯罪者，稱他們所受罪罰比其他類型的罪犯更嚴酷，有違憲之嫌，還指出大部分州政府並未對謀殺犯及其他重型犯進行全網實名曝光。今年年末，美國最高法院計劃對一起起訴實名登記的案件進行聽證。
然而，上百萬遭受過性暴力的男性、女性及兒童正奮力抵制上述維權及法改，與此同時，去年有12個州通過或推行了針對性犯罪者的更加嚴格的假釋限制。“我的大部分客戶希望襲擊他們的人能夠消失，”強姦受害者的代表律師麗薩·安德森表示，“如果可以在這些人的額頭上刻字，我一定會這麼做，因爲我不希望任何女人再受到類似傷害。”
大多數人希望性罪犯能夠改過自新，但又壓抑不了想讓他們永遠消失的衝動。但單一的法律制裁並不能有效提高社會的安全度。美國心理協會表示，配合嚴格的假釋制度進行心理治療，能顯著降低累犯或再犯率。“我本人不太相信一個無視他人主觀意願的暴力罪犯通過教化可以洗心革面，”安德森說，“但是如果可以教會他們共情，這一措施就應該獲得法律的支持，並強制執行。”
全美有共計2350位心理治療師對性犯罪者進行強制治療，監獄及其他政府機構亦提供諮詢服務。法官會將他們指派給心理醫生或獲得認證的有臨牀治療資質的社工。政府會對部分案例的罪犯發放治療補貼，私人治療師可自行決定是否拒絕對部分罪犯提供服務。
臨牀社工謝麗爾和執業諮詢師詹妮弗是這場平房集體諮詢治療會的負責人。近20年來，她們的服務對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她們並不用接受政府指派的所有治療任務，她們說有一部分人基本無藥可救，比如孌童慣犯——因爲他們幾乎無法從內心上得到教化。但是她們也說，大部分病人結束治療時都能爲自己的罪行承擔起責任，明白自己犯罪的根源，最終都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並心懷歉意。“與這些人共事，看着他們發生改變，實際上使我重拾了希望，”詹妮弗說，“因爲如果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和成長，則意味着我們對新聞裏的壞蛋及那些仍然逍遙法外的人無計可施。”
腳環的警報聲沒有停止，但謝麗爾和詹妮弗決定開始小組諮詢。“今天的主題是：我們如何辜負了自己及他人，以及我們如何爲自己的錯誤負責。”謝麗爾說。
馬特，30歲，敘述自己的經歷時，他始終抓着一隻抱枕。
從小到大，他都無法與女孩正常交流，總是惴惴不安地吱吱唔唔，似乎忘了自己要說什麼。上高中後，他常去聊天室聊天，因爲那裏沒人會看到他的尷尬舉動。不久後，他開始曠課，也不參加社交活動，只一味地上網聊天，聊天中的對話點燃了他的性幻想。“在我腦海中，似乎屏幕那頭的人已經不再是人，只是我臆想的對象，是我發泄慾望的手段。我從未從身體上傷害過任何人，但我的內心深處早已對對方大開殺戒。”
他同未婚妻是上大學時認識的。他學的是政治科學，希望將來能當律師，甚至有朝一日進入參議院。他渴望身居高位，他說：“因爲沒人會罵美國的參議員是廢柴。”他說醫生給他下的診斷囊括了注意力缺陷障礙、抑鬱症及邊緣性人格障礙，詹妮弗則覺得馬特屬於自閉症譜系。有了未婚妻後，馬特依然常去聊天室。26歲時，他在網上遇到了一個他認爲只有14歲的姑娘。他常和未婚妻因爲一些事爭吵，而這個女孩喜歡聽他講笑話，而且只要他上網她就會出現。當他們的談話涉性後，她要求與他見面。最終，他同意和女孩在他公司對面的沃爾瑪裏會面。
“我到了那，但一個人也沒有。我很興奮，我就想：不會發生什麼壞事的，我會回去繼續工作。”然而，刺眼的藍光突然打在他臉上，他聽到有人喊：“警察！不許亂動，趴下！”原來，那個“14歲女孩”是警察假扮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馬特被判入獄11個月，工作丟了，未婚妻也走了。現在他在一個工地上班，他說他很討厭那裏。
馬特敘述時，詹妮弗插話問道：“對於與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聊性，你有什麼可以解釋和自辯的嗎？”“我覺得，至少我沒有碰她，”馬特說，“我沒把14歲的姑娘看成孩子，我自己那樣大時，已經足夠成熟了，我覺得其他人也是如此，至少其他人也都假裝自己很成熟了。”“好！就停在這裏。”詹妮弗打斷了他的話，“這裏就出現了‘認知扭曲’。”
詹妮弗解釋說，性犯罪者常常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比如：“她希望我那樣做”，或“我的需求比她的更重要”。他們總能爲自己的錯誤行爲找到合理的解釋——使自己相信某個充滿謬誤的觀點是對的，這就是認知扭曲。治療師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挑戰和打破治療對象的錯誤認識，鼓勵他們發展出一套更真實客觀的世界觀。
針對性犯罪者，並沒有標準化的治療方法，但是許多專家一致認爲，確定動機和思維方式對治療至關重要。但是有一些治療師的治療手段卻非常激進和咄咄逼人。“我就見過一些治療師使用羞辱和打壓的手段，直接讓他們跪在地上說‘我是畜牲，我是畜牲’，”謝麗爾說，“而我更傾向於伸出手對他們說‘咱們來聊聊你們有多畜牲’。”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近來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以懲罰爲目標，不尋求更積極的結果，實際上提高了累犯率。2006年司法部批准發佈了一系列更具積極意義的改造手段，譬如“改過自新——良好生活示例”項目，其目的是教導人們以不傷害他人的方式，滿足自身的情感及生理需求，它包括挑戰性別歧視及糾正可能引導人們做出傷害他人行爲的扭曲的社會觀念。
在另一次小組治療中，謝麗爾和詹妮弗設置了一個場景，並就此向他們提問。場景是，一個男人走進辦公室，女前臺衝他微笑。問題是：這個男人該不該約她出去？小組中兩個50多歲的男人回答，只要有女人對他們笑，或穿着短裙，他們就會覺得這個女人對他們有意思。而一個30出頭的男子爭論道：這個前臺只是爲了表現得友好，這是她的工作需要。詹妮弗向他們解釋，前臺小姐實際上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她擔心，拒絕重要客戶的挑逗可能會被炒掉。
每週小組討論結束後，謝麗爾和詹妮弗都會給他們佈置作業，比如要求他們列出他們生活中曾經出現的低谷和高潮，或從受害人的角度寫一份聲明，或是討論曾轟動一時的臭名昭著的性罪犯們。
馬特曾看過拉里·納薩爾的審訊，這個前體操隊隊醫曾利用職務之便猥褻、性侵160多位女性，其中大部分爲未成年人，他被判監禁175年。“審訊中，檢察官叫他‘社會的渣滓和禍害’，而我當時也覺得，嗯，這傢伙對社會來說就是禍害，”馬特說，“但是，我案子裏的律師竟然也這麼說我。我並沒說我是多好的人，但我並沒像他那樣傷害過那麼多人。”
小組討論一致認爲——包括非法販賣兒童色情品和性侵自己繼女的男人都認爲，拉里·納薩爾是個禽獸，“他們不希望自己與這樣的人相提並論，”謝麗爾說，“同時，小組一致認爲，那些名人都是特權階級。”
當馬特坐在詹妮弗和謝麗爾面前的破沙發裏，被迫爲自己的行爲承擔責任之時，正因強姦罪在紐約接受調查的好萊塢大佬哈維·韋恩斯坦卻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家溫泉療養中心接受爲期45天、報價5.8萬美元的“性癮”治療。性癮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診斷，《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並沒有這一概念，性癮治療傾向於用來幫助那些有衝動控制障礙的人，譬如AA匿名戒酒會就屬於“戒癮”範疇，關注于禁欲，節制，避免受到外部刺激觸發酒癮。
專家們強調，強姦犯和露陰癖應該接受的是性犯罪治療，而非性癮治療。通過使用強迫及暴力手段發生的性行爲是犯罪，它與一個人欺騙配偶或不惜耽誤工作也無法剋制自己去看色情片的自身強迫性性行爲是有本質區別的。與性犯罪者打交道的心理醫生們稱，太多男人設法給自己貼上“性癮”標籤，從而逃脫法律的制裁。治療師表示，使他們改過自新並減輕其社會危害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讓他們正視自己的罪行，而不是推卸責任尋找藉口。
謝麗爾的整個職業生涯一直在幫助人們解決問題，在她成爲治療師之前就開始了。她最初的服務對象是遭受過虐待的兒童。首次被安排治療性罪犯時，她是拒絕的，但出於好奇，她還是決定參加，參加前她的想法是：噢上帝，我要與那些令人作嘔的骯髒惡棍打交道了。但當她真正走近他們，她發現，那些男人看上去與她的鄰居、朋友沒有兩樣，而其中一些誠心想做出改變。她決定接受挑戰，不久她便與詹妮弗開了一家診所。
與此同時，她們也與性犯罪案件的倖存者一起工作，她們深深地體會到，罪犯對受害者做出的傷害是不可挽回的。但她們也漸漸相信諮詢工作可以降低大部分性犯罪者的衝動，使他們不再做出危害社會的事情。“我聽過的最駭人聽聞的案件真的讓我反胃和嘔吐，”謝麗爾說，“有時候這些傢伙跟我抱怨他們不得不多開好幾公里去買日用品，因爲他們的犯罪記錄被實名登記了，我的想法則是，‘你們活該如此！想想你們的受害者是什麼樣的感受吧！’”
許多接受治療者不願接觸他們的受害者，至少最初時如此。有的治療師就讓他們參加當地的判決聽證會，去聽受害者們的證詞，有的治療師則引導患者角色扮演他們自己的受害者。謝麗爾則選取了一種更具個性化的方法。
羅勃20歲時，常出沒於各種派對，夜不歸宿，也不回母親的短信，幾乎每晚都醉醺醺地開車回家。在一次派對上，他認識了一個15歲的女孩，並和她發生了關係，女孩的父母起訴了他，他因強姦罪被監禁一年，又因違反假釋獲刑兩年。見到謝麗爾時，他說：“女士，我會坐在這裏，但我不需要治療，而且我不在乎你做些什麼。”但最終羅勃成了小組活動中最積極的成員。現在，羅勃從事電工工作，他說他要感謝他曾經想逃避的治療，他目前的工作是謝麗爾以前的一個治療對象介紹的。羅勃近來向女友求了婚，還帶她參加了幾場個人治療會，女友比他大，有兩個女兒，但法律禁止他參加兩個女孩的學校演出及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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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麗爾問他治療項目是如何幫他爲曾經犯的錯誤承擔責任的，他回答，他知道“自己是個畜牲”，謝麗爾讓他具體解釋一下。羅勃說：“我曾經有份好工作，但我過於叛逆，不聽家人的勸告，然後失去了一切……”
“不要只說你自己，說說你的受害者。”
“她的生活因此改變了。”
接着謝麗爾改變了交談策略，問羅勃：“作爲繼父，你的兩個繼女與她年齡相仿，你覺得如果她們碰上了20歲的你，她們的生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她們的身心都會受創。我不希望她們遇上那時的我，那時的我酗酒，吸毒，濫交——無所謂跟誰，無所謂多大年紀……而現在我想同她們說起這些，是因爲我把她們當作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你成長了不少。剛來時你對任何人或事的態度都很惡劣，如今你有了兩個女兒，你可能會對她們說，‘我20歲時曾迫不及待地想和一個15歲的姑娘上牀’。你可以說，你沒有對她動粗，因爲她也喜歡你。我的意思是，你沒強迫她，你也沒引誘她。”
“事實上，我確實引誘了她。”
謝麗爾微笑道：“謝謝你糾正我。”
“我確實引誘了她，我有一輛不錯的車，爲了達到我的目的，我利用了我擁有的一些東西。但我騙她去黑巷了嗎？沒有。我們雙方是自願的嗎？是的。但我確實用一些東西引誘了她——我有錢去買酒和毒品，所以我確實引誘了她。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兒們受到引誘，即使她們是自願的。因爲她們年紀還太小，很多事情根本不懂。”
接着謝麗爾問羅勃願不願意和那個女孩聊聊，而他坦白表示他並不願意，理由是，他的生活剛剛正常起來，如果他看到女孩的生活因他而一塌糊塗，可能會讓他故態復萌。但謝麗爾告訴他，做到這些，纔算真正具有共情能力。“與你的受害人相對而坐，聽她說話，理解、體會她的感受。”她對羅勃講，她曾有一個患者，去超市購物時被鄰居撞見，女鄰居衝他大吼：“你竟然傷害一個孩子”。聽了她的話，他愣了一下神，然後雙膝跪地道：“我以前對那個女孩做出那樣可怕的事，當我意識到自己錯了的時候，我的悔恨是無以復加的。”謝麗爾說：“只有這樣，纔算真正爲你自己的罪行承擔起責任。”最後，羅勃表示，如果女孩願意，他同意和她見一面，但他還是充滿畏懼，他說這樣做太難了。
徵求過雙方的意見，並目睹過上述類似對話的謝麗爾相信，受害者的創傷是有可能被撫平的。但一部分受害者的律師或支持者卻持懷疑態度。律師安德森大學期間曾被教授性侵，事後她立志成爲律師，專門爲性侵案的受害者做代理。“我有一個客戶就因爲被強迫與侵犯她的人見面而自殺了。”
治療師與受害者支持者在談及罪犯刑罰及改造問題時的態度往往大相徑庭，雖然他們的初衷可能都是減少性暴力。2010年，《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發佈的研究結果表明，登記、監管及居住地限制等有關過於嚴苛的法律法規，會使犯人感到絕望和被孤立，反而會刺激其再犯罪；而心理治療等康復項目，配合一定的監管措施，能使他們心存希望，願意改變和進步，事實證明，再犯率也因此下降了22%之多。
對於倖存者及他們的支持者來說，被性侵的經歷可怕至極，而再犯的風險又極其之高。“受害者受到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安德森說，“噩夢可能會伴隨她們一生。”此外，受害者的數量遠遠高於加害者，登記在冊的性犯罪者數量不到100萬，而其受害者的數量卻是數以百萬計的。該數據來自於“全國反強姦、虐待及亂倫網絡”，一個倖存者聲援組織。
68歲的凱文也曾是她們二人的治療對象，他曾使數百位女性的心靈受創。在長達45年間，他頻繁無法自控地在女性面前暴露私處。他走入電影院，在女觀衆旁坐下，燈光暗下後，就開始手淫。他想象自己的行爲使她們產生性慾，“但事實並沒有。”如今他終於明白。他幾乎每天如此，有時候一天要去好幾次。凱文後來進過收容所，也接受過精神科治療，但沒被判過刑。他一直幹着一份家居店的店員工作。後來，他不再這樣做，他覺得並非因爲治療，而是他老了，性慾弱了，也因爲他在服用一種藥物，它可以降低睾酮水平，減少性慾。“我不確定光憑心理治療就能使我停止這樣做。”
但凱文說小組治療確實幫他明白了自己行爲的根源。他現在知道了，自己沒完沒了地向女性露陰，是想同她們進行人際互動。“雖然這聽起來很荒謬。”他說，“當我那樣做時，我好像昏迷了一樣，我對這件事非常投入，想獲得積極的回應，但我從未如願過。在很長時間之後我才明白，女人們並不想看到那些，她們覺得那很噁心。”
你是否相信心理治療可以使凱文這樣的人改邪歸正，取決於你是否相信人們可以通過學習來擁有共情的能力。劍橋大學今年3月發佈的研究結果表明，共情能力與基因無關，它由後天習得，也就是與被撫養長大的方式有關。善解人意者是後天培養的結果，並非天生。
在謝麗爾二人的治療小組中，很多人在幼年遭受過情感、身體及性虐待。就像治療師們常說的那樣：受傷者才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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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末，最高法院將對一宗挑戰聯邦法律的案件進行裁決，屆時將決定是否允許幾十萬名性罪犯在本州內活動更自由，以及是否將他們從實名登記中除名。實名登記違憲一說，也引發了軒然大波，來自6個州的多位律師撰寫聯合簡報要求駁回該上訴。事實上，在嘗試化解公共安全與個人救贖之間的矛盾關係時，法律已經做出了不完美且不服衆的妥協：性犯罪者被實名登記，並全網通報，並可能持續一生，但同時也勒令他們接受心理治療以洗心革面。而對於無法改邪歸正者，等待他們的只有地獄。
壞人就應該下地獄，常人都會這麼想。而在詹妮弗和謝麗爾的小平房裏，她們正努力着，試圖通過一次次的懇談，把這些男人從地獄中拉回來。這次的會議已比平日裏延長了45分鐘，隨着太陽落山，屋裏也漸漸冷了起來。謝麗爾宣佈結束後，男人們紛紛從舊沙發中起身，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有的人要回去爲腳環充電，有的要趕在假釋宵禁時間前回到家。第二天，謝麗爾和詹妮弗會給一部分人發短信瞭解近況，會給他們的妻子、老闆或保釋官打電話，然後檢查他們剛剛上交的作業，以爲之後的個人治療模塊做準備。
當所有治療項目結束，這些男人不再來這裏時，謝麗爾和詹妮弗將無法得知他們未來將會怎樣。但她們都希望，不要再看到有關他們的新聞。
他們的罪行同針對凱文·斯佩西、比爾·科斯比、哈維·溫斯坦這些名人的指控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不同的是，他們請不起律師爲他們撰寫保密協議，負不起封口費，也無法對有罪判決提起上訴。他們沒有科斯比那樣的律師——在其4月獲罪後還爲其百般籌謀（科斯比也可以預約文中所述的同種心理治療），也不可能逆襲復出、恢復名譽，或出版名爲《我認罪》的回憶錄。
事實上，這些男人都被判有罪，他們的名字被寫進了“全國性犯罪者名錄”，幾十年都不會被除名，有的可能會保留一生。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搜索到他們的醜陋罪行，包括他們的僱主、伴侶及子女。法官對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生活、工作、社交區域以及是否可以上網做出了限制。他們中有人找不到工作，大部分靠微薄薪水度日——願意接受他們有前科者的僱主爲數不多。
全美登記在冊的性犯罪者超過80萬名，他們可能覺得假釋限制對他們來說過於沉重，但繼“我也是”揭露性侵及性騷擾運動後，任何社區中出現一個性犯罪者都足以令該區的競爭力下滑並引發法律糾紛。在賓州及科羅拉多州等州近來發起的至少10宗訴訟中，民權人士站隊性犯罪者，稱他們所受罪罰比其他類型的罪犯更嚴酷，有違憲之嫌，還指出大部分州政府並未對謀殺犯及其他重型犯進行全網實名曝光。今年年末，美國最高法院計劃對一起起訴實名登記的案件進行聽證。
然而，上百萬遭受過性暴力的男性、女性及兒童正奮力抵制上述維權及法改，與此同時，去年有12個州通過或推行了針對性犯罪者的更加嚴格的假釋限制。“我的大部分客戶希望襲擊他們的人能夠消失，”強姦受害者的代表律師麗薩·安德森表示，“如果可以在這些人的額頭上刻字，我一定會這麼做，因爲我不希望任何女人再受到類似傷害。”
大多數人希望性罪犯能夠改過自新，但又壓抑不了想讓他們永遠消失的衝動。但單一的法律制裁並不能有效提高社會的安全度。美國心理協會表示，配合嚴格的假釋制度進行心理治療，能顯著降低累犯或再犯率。“我本人不太相信一個無視他人主觀意願的暴力罪犯通過教化可以洗心革面，”安德森說，“但是如果可以教會他們共情，這一措施就應該獲得法律的支持，並強制執行。”
全美有共計2350位心理治療師對性犯罪者進行強制治療，監獄及其他政府機構亦提供諮詢服務。法官會將他們指派給心理醫生或獲得認證的有臨牀治療資質的社工。政府會對部分案例的罪犯發放治療補貼，私人治療師可自行決定是否拒絕對部分罪犯提供服務。
臨牀社工謝麗爾和執業諮詢師詹妮弗是這場平房集體諮詢治療會的負責人。近20年來，她們的服務對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她們並不用接受政府指派的所有治療任務，她們說有一部分人基本無藥可救，比如孌童慣犯——因爲他們幾乎無法從內心上得到教化。但是她們也說，大部分病人結束治療時都能爲自己的罪行承擔起責任，明白自己犯罪的根源，最終都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並心懷歉意。“與這些人共事，看着他們發生改變，實際上使我重拾了希望，”詹妮弗說，“因爲如果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和成長，則意味着我們對新聞裏的壞蛋及那些仍然逍遙法外的人無計可施。”
腳環的警報聲沒有停止，但謝麗爾和詹妮弗決定開始小組諮詢。“今天的主題是：我們如何辜負了自己及他人，以及我們如何爲自己的錯誤負責。”謝麗爾說。
馬特，30歲，敘述自己的經歷時，他始終抓着一隻抱枕。
從小到大，他都無法與女孩正常交流，總是惴惴不安地吱吱唔唔，似乎忘了自己要說什麼。上高中後，他常去聊天室聊天，因爲那裏沒人會看到他的尷尬舉動。不久後，他開始曠課，也不參加社交活動，只一味地上網聊天，聊天中的對話點燃了他的性幻想。“在我腦海中，似乎屏幕那頭的人已經不再是人，只是我臆想的對象，是我發泄慾望的手段。我從未從身體上傷害過任何人，但我的內心深處早已對對方大開殺戒。”
他同未婚妻是上大學時認識的。他學的是政治科學，希望將來能當律師，甚至有朝一日進入參議院。他渴望身居高位，他說：“因爲沒人會罵美國的參議員是廢柴。”他說醫生給他下的診斷囊括了注意力缺陷障礙、抑鬱症及邊緣性人格障礙，詹妮弗則覺得馬特屬於自閉症譜系。有了未婚妻後，馬特依然常去聊天室。26歲時，他在網上遇到了一個他認爲只有14歲的姑娘。他常和未婚妻因爲一些事爭吵，而這個女孩喜歡聽他講笑話，而且只要他上網她就會出現。當他們的談話涉性後，她要求與他見面。最終，他同意和女孩在他公司對面的沃爾瑪裏會面。
“我到了那，但一個人也沒有。我很興奮，我就想：不會發生什麼壞事的，我會回去繼續工作。”然而，刺眼的藍光突然打在他臉上，他聽到有人喊：“警察！不許亂動，趴下！”原來，那個“14歲女孩”是警察假扮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馬特被判入獄11個月，工作丟了，未婚妻也走了。現在他在一個工地上班，他說他很討厭那裏。
馬特敘述時，詹妮弗插話問道：“對於與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聊性，你有什麼可以解釋和自辯的嗎？”“我覺得，至少我沒有碰她，”馬特說，“我沒把14歲的姑娘看成孩子，我自己那樣大時，已經足夠成熟了，我覺得其他人也是如此，至少其他人也都假裝自己很成熟了。”“好！就停在這裏。”詹妮弗打斷了他的話，“這裏就出現了‘認知扭曲’。”
詹妮弗解釋說，性犯罪者常常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比如：“她希望我那樣做”，或“我的需求比她的更重要”。他們總能爲自己的錯誤行爲找到合理的解釋——使自己相信某個充滿謬誤的觀點是對的，這就是認知扭曲。治療師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挑戰和打破治療對象的錯誤認識，鼓勵他們發展出一套更真實客觀的世界觀。
針對性犯罪者，並沒有標準化的治療方法，但是許多專家一致認爲，確定動機和思維方式對治療至關重要。但是有一些治療師的治療手段卻非常激進和咄咄逼人。“我就見過一些治療師使用羞辱和打壓的手段，直接讓他們跪在地上說‘我是畜牲，我是畜牲’，”謝麗爾說，“而我更傾向於伸出手對他們說‘咱們來聊聊你們有多畜牲’。”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近來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以懲罰爲目標，不尋求更積極的結果，實際上提高了累犯率。2006年司法部批准發佈了一系列更具積極意義的改造手段，譬如“改過自新——良好生活示例”項目，其目的是教導人們以不傷害他人的方式，滿足自身的情感及生理需求，它包括挑戰性別歧視及糾正可能引導人們做出傷害他人行爲的扭曲的社會觀念。
在另一次小組治療中，謝麗爾和詹妮弗設置了一個場景，並就此向他們提問。場景是，一個男人走進辦公室，女前臺衝他微笑。問題是：這個男人該不該約她出去？小組中兩個50多歲的男人回答，只要有女人對他們笑，或穿着短裙，他們就會覺得這個女人對他們有意思。而一個30出頭的男子爭論道：這個前臺只是爲了表現得友好，這是她的工作需要。詹妮弗向他們解釋，前臺小姐實際上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她擔心，拒絕重要客戶的挑逗可能會被炒掉。
每週小組討論結束後，謝麗爾和詹妮弗都會給他們佈置作業，比如要求他們列出他們生活中曾經出現的低谷和高潮，或從受害人的角度寫一份聲明，或是討論曾轟動一時的臭名昭著的性罪犯們。
馬特曾看過拉里·納薩爾的審訊，這個前體操隊隊醫曾利用職務之便猥褻、性侵160多位女性，其中大部分爲未成年人，他被判監禁175年。“審訊中，檢察官叫他‘社會的渣滓和禍害’，而我當時也覺得，嗯，這傢伙對社會來說就是禍害，”馬特說，“但是，我案子裏的律師竟然也這麼說我。我並沒說我是多好的人，但我並沒像他那樣傷害過那麼多人。”
小組討論一致認爲——包括非法販賣兒童色情品和性侵自己繼女的男人都認爲，拉里·納薩爾是個禽獸，“他們不希望自己與這樣的人相提並論，”謝麗爾說，“同時，小組一致認爲，那些名人都是特權階級。”
當馬特坐在詹妮弗和謝麗爾面前的破沙發裏，被迫爲自己的行爲承擔責任之時，正因強姦罪在紐約接受調查的好萊塢大佬哈維·韋恩斯坦卻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家溫泉療養中心接受爲期45天、報價5.8萬美元的“性癮”治療。性癮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診斷，《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並沒有這一概念，性癮治療傾向於用來幫助那些有衝動控制障礙的人，譬如AA匿名戒酒會就屬於“戒癮”範疇，關注于禁欲，節制，避免受到外部刺激觸發酒癮。
專家們強調，強姦犯和露陰癖應該接受的是性犯罪治療，而非性癮治療。通過使用強迫及暴力手段發生的性行爲是犯罪，它與一個人欺騙配偶或不惜耽誤工作也無法剋制自己去看色情片的自身強迫性性行爲是有本質區別的。與性犯罪者打交道的心理醫生們稱，太多男人設法給自己貼上“性癮”標籤，從而逃脫法律的制裁。治療師表示，使他們改過自新並減輕其社會危害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讓他們正視自己的罪行，而不是推卸責任尋找藉口。
謝麗爾的整個職業生涯一直在幫助人們解決問題，在她成爲治療師之前就開始了。她最初的服務對象是遭受過虐待的兒童。首次被安排治療性罪犯時，她是拒絕的，但出於好奇，她還是決定參加，參加前她的想法是：噢上帝，我要與那些令人作嘔的骯髒惡棍打交道了。但當她真正走近他們，她發現，那些男人看上去與她的鄰居、朋友沒有兩樣，而其中一些誠心想做出改變。她決定接受挑戰，不久她便與詹妮弗開了一家診所。
與此同時，她們也與性犯罪案件的倖存者一起工作，她們深深地體會到，罪犯對受害者做出的傷害是不可挽回的。但她們也漸漸相信諮詢工作可以降低大部分性犯罪者的衝動，使他們不再做出危害社會的事情。“我聽過的最駭人聽聞的案件真的讓我反胃和嘔吐，”謝麗爾說，“有時候這些傢伙跟我抱怨他們不得不多開好幾公里去買日用品，因爲他們的犯罪記錄被實名登記了，我的想法則是，‘你們活該如此！想想你們的受害者是什麼樣的感受吧！’”
許多接受治療者不願接觸他們的受害者，至少最初時如此。有的治療師就讓他們參加當地的判決聽證會，去聽受害者們的證詞，有的治療師則引導患者角色扮演他們自己的受害者。謝麗爾則選取了一種更具個性化的方法。
羅勃20歲時，常出沒於各種派對，夜不歸宿，也不回母親的短信，幾乎每晚都醉醺醺地開車回家。在一次派對上，他認識了一個15歲的女孩，並和她發生了關係，女孩的父母起訴了他，他因強姦罪被監禁一年，又因違反假釋獲刑兩年。見到謝麗爾時，他說：“女士，我會坐在這裏，但我不需要治療，而且我不在乎你做些什麼。”但最終羅勃成了小組活動中最積極的成員。現在，羅勃從事電工工作，他說他要感謝他曾經想逃避的治療，他目前的工作是謝麗爾以前的一個治療對象介紹的。羅勃近來向女友求了婚，還帶她參加了幾場個人治療會，女友比他大，有兩個女兒，但法律禁止他參加兩個女孩的學校演出及畢業典禮。
謝麗爾問他治療項目是如何幫他爲曾經犯的錯誤承擔責任的，他回答，他知道“自己是個畜牲”，謝麗爾讓他具體解釋一下。羅勃說：“我曾經有份好工作，但我過於叛逆，不聽家人的勸告，然後失去了一切……”
“不要只說你自己，說說你的受害者。”
“她的生活因此改變了。”
接着謝麗爾改變了交談策略，問羅勃：“作爲繼父，你的兩個繼女與她年齡相仿，你覺得如果她們碰上了20歲的你，她們的生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她們的身心都會受創。我不希望她們遇上那時的我，那時的我酗酒，吸毒，濫交——無所謂跟誰，無所謂多大年紀……而現在我想同她們說起這些，是因爲我把她們當作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你成長了不少。剛來時你對任何人或事的態度都很惡劣，如今你有了兩個女兒，你可能會對她們說，‘我20歲時曾迫不及待地想和一個15歲的姑娘上牀’。你可以說，你沒有對她動粗，因爲她也喜歡你。我的意思是，你沒強迫她，你也沒引誘她。”
“事實上，我確實引誘了她。”
謝麗爾微笑道：“謝謝你糾正我。”
“我確實引誘了她，我有一輛不錯的車，爲了達到我的目的，我利用了我擁有的一些東西。但我騙她去黑巷了嗎？沒有。我們雙方是自願的嗎？是的。但我確實用一些東西引誘了她——我有錢去買酒和毒品，所以我確實引誘了她。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兒們受到引誘，即使她們是自願的。因爲她們年紀還太小，很多事情根本不懂。”
接着謝麗爾問羅勃願不願意和那個女孩聊聊，而他坦白表示他並不願意，理由是，他的生活剛剛正常起來，如果他看到女孩的生活因他而一塌糊塗，可能會讓他故態復萌。但謝麗爾告訴他，做到這些，纔算真正具有共情能力。“與你的受害人相對而坐，聽她說話，理解、體會她的感受。”她對羅勃講，她曾有一個患者，去超市購物時被鄰居撞見，女鄰居衝他大吼：“你竟然傷害一個孩子”。聽了她的話，他愣了一下神，然後雙膝跪地道：“我以前對那個女孩做出那樣可怕的事，當我意識到自己錯了的時候，我的悔恨是無以復加的。”謝麗爾說：“只有這樣，纔算真正爲你自己的罪行承擔起責任。”最後，羅勃表示，如果女孩願意，他同意和她見一面，但他還是充滿畏懼，他說這樣做太難了。
徵求過雙方的意見，並目睹過上述類似對話的謝麗爾相信，受害者的創傷是有可能被撫平的。但一部分受害者的律師或支持者卻持懷疑態度。律師安德森大學期間曾被教授性侵，事後她立志成爲律師，專門爲性侵案的受害者做代理。“我有一個客戶就因爲被強迫與侵犯她的人見面而自殺了。”
治療師與受害者支持者在談及罪犯刑罰及改造問題時的態度往往大相徑庭，雖然他們的初衷可能都是減少性暴力。2010年，《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發佈的研究結果表明，登記、監管及居住地限制等有關過於嚴苛的法律法規，會使犯人感到絕望和被孤立，反而會刺激其再犯罪；而心理治療等康復項目，配合一定的監管措施，能使他們心存希望，願意改變和進步，事實證明，再犯率也因此下降了22%之多。
對於倖存者及他們的支持者來說，被性侵的經歷可怕至極，而再犯的風險又極其之高。“受害者受到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安德森說，“噩夢可能會伴隨她們一生。”此外，受害者的數量遠遠高於加害者，登記在冊的性犯罪者數量不到100萬，而其受害者的數量卻是數以百萬計的。該數據來自於“全國反強姦、虐待及亂倫網絡”，一個倖存者聲援組織。
68歲的凱文也曾是她們二人的治療對象，他曾使數百位女性的心靈受創。在長達45年間，他頻繁無法自控地在女性面前暴露私處。他走入電影院，在女觀衆旁坐下，燈光暗下後，就開始手淫。他想象自己的行爲使她們產生性慾，“但事實並沒有。”如今他終於明白。他幾乎每天如此，有時候一天要去好幾次。凱文後來進過收容所，也接受過精神科治療，但沒被判過刑。他一直幹着一份家居店的店員工作。後來，他不再這樣做，他覺得並非因爲治療，而是他老了，性慾弱了，也因爲他在服用一種藥物，它可以降低睾酮水平，減少性慾。“我不確定光憑心理治療就能使我停止這樣做。”
但凱文說小組治療確實幫他明白了自己行爲的根源。他現在知道了，自己沒完沒了地向女性露陰，是想同她們進行人際互動。“雖然這聽起來很荒謬。”他說，“當我那樣做時，我好像昏迷了一樣，我對這件事非常投入，想獲得積極的回應，但我從未如願過。在很長時間之後我才明白，女人們並不想看到那些，她們覺得那很噁心。”
你是否相信心理治療可以使凱文這樣的人改邪歸正，取決於你是否相信人們可以通過學習來擁有共情的能力。劍橋大學今年3月發佈的研究結果表明，共情能力與基因無關，它由後天習得，也就是與被撫養長大的方式有關。善解人意者是後天培養的結果，並非天生。
在謝麗爾二人的治療小組中，很多人在幼年遭受過情感、身體及性虐待。就像治療師們常說的那樣：受傷者才傷人。
今年年末，最高法院將對一宗挑戰聯邦法律的案件進行裁決，屆時將決定是否允許幾十萬名性罪犯在本州內活動更自由，以及是否將他們從實名登記中除名。實名登記違憲一說，也引發了軒然大波，來自6個州的多位律師撰寫聯合簡報要求駁回該上訴。事實上，在嘗試化解公共安全與個人救贖之間的矛盾關係時，法律已經做出了不完美且不服衆的妥協：性犯罪者被實名登記，並全網通報，並可能持續一生，但同時也勒令他們接受心理治療以洗心革面。而對於無法改邪歸正者，等待他們的只有地獄。
壞人就應該下地獄，常人都會這麼想。而在詹妮弗和謝麗爾的小平房裏，她們正努力着，試圖通過一次次的懇談，把這些男人從地獄中拉回來。這次的會議已比平日裏延長了45分鐘，隨着太陽落山，屋裏也漸漸冷了起來。謝麗爾宣佈結束後，男人們紛紛從舊沙發中起身，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有的人要回去爲腳環充電，有的要趕在假釋宵禁時間前回到家。第二天，謝麗爾和詹妮弗會給一部分人發短信瞭解近況，會給他們的妻子、老闆或保釋官打電話，然後檢查他們剛剛上交的作業，以爲之後的個人治療模塊做準備。
當所有治療項目結束，這些男人不再來這裏時，謝麗爾和詹妮弗將無法得知他們未來將會怎樣。但她們都希望，不要再看到有關他們的新聞。
[編譯自美國《時代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