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圓明園馬首銅像捐贈儀式在國家博物館舉行。這也意味着，離家一個半世紀有餘的圓明園馬首銅像正式“回家”。 在捐贈儀式結束之後，馬首與其他六尊已經回家的獸首銅像一起在國家博物館“迴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迴歸成果展”上與公衆見面。 這場展覽彙集了來自13個省市、18家文博單位的600餘件迴歸文物，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流失文物迴歸的歷史性成就的全面總結展示。展品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伯遠帖》卷、《中秋帖》卷、《五牛圖》卷、圓明園獸首、秦公晉侯青銅器、青銅虎鎣、王處直墓浮雕、龍門石窟佛像等珍貴文物。

展會上的每一件珍寶都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和實物見證，它們背後都有一段令人唏噓的“回家”往事。 “祕密收購文物小組” 在“迴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迴歸成果展”的展廳中，欣賞書畫的觀衆慢慢排起了長隊，都想一睹這些珍品的真容。 由於書畫作品較爲脆弱，一些作品只在特定的時間展出真品，《五牛圖》卷和《伯遠帖》卷，在9月17日至10月16日展出原件；《瀟湘圖》卷和《祥龍石圖》卷，則在10月17日至11月17日展出原件。遺憾的是，《中秋帖》卷和《韓熙載夜宴圖》卷，展期內均爲複製品展出。 《五牛圖》《伯遠帖》《瀟湘圖》和《祥龍石圖》，這4件國寶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香港市場上獲得的。 在它們成功迴歸的背後，由鄭振鐸先生牽頭的“香港祕密收購文物小組”功不可沒。 鄭振鐸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在其任內成立了“香港祕密收購文物小組”。 1951年秋，鄭振鐸隨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印度和緬甸，途經香港時，鄭振鐸獲悉了一則足以令所有收藏家震撼的消息：王珣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將被出售。此二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是乾隆極珍視的法帖，他日常賞玩這三件法帖的書房名曰“三希堂”，故稱爲“三希堂法帖”。 《快雪時晴帖》在1949年後收藏在中國臺灣，另外兩件珍寶在郭昭俊的手中。郭昭俊是袁世凱身邊的紅人郭葆昌的兒子，他將“二希”抵押在香港一間英國人開設的銀行，抵押期將滿，他無力贖回，而外國收藏家覬覦這兩件珍寶已久。要想讓它們迴歸祖國，一切行動都必須迅速且祕密。 鄭振鐸迅速向國家文物局報告此事，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獲知後，於1951年11月5日指示同意購回《中秋帖》和《伯遠帖》。新中國成立之初，外匯喫緊，爲購回這兩件珍寶，周總理特別批准了50萬元港幣的費用。 同年12月，《中秋帖》和《伯遠帖》回到了它們三百年前的家——故宮博物院。

迴歸之路，一波三折 在這次展覽中，與書畫同樣受歡迎的，還有王處直墓出土的石刻浮雕。 2000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袁運生在美國一間拍賣行的圖錄上看到了一件浮雕武士石刻，武士身着盔甲，手持寶劍，怒目圓睜，腳踏臥牛，肩盤鳳凰。 袁運生研究過王處直墓出土的石刻浮雕，他敏感地意識到兩者之間的關係，迅速將這一線索上報有關部門。國家文物局獲悉後，經鑑定覈查，確認是1994年被盜的王處直墓甬道的兩塊浮雕武士石刻其中的一件，相關部門隨即開啓了追索工作，首先要求拍賣行停止拍賣。 2001年，浮雕武士石刻被美國政府罰沒，經過法院審理判決後返還中國。中方追索浮雕武士石刻的消息被美國收藏家安思遠得知後，他將自己收藏的另一塊浮雕武士石刻無償捐還中國。 這兩件浮雕武士石刻在藝術風格上，上承唐代之餘韻，下開宋元之先河，是五代藝術及考古的重要資料。如今，它們在國家博物館團圓。 時光回到1860年10月，一場大火將清朝帝室用心經營150年的圓明園燒燬。 在1860年的這場搶劫中，英國軍官哈利·埃文斯將圓明園中的青銅器“虎鎣”掠走，此後的150年間，“虎鎣”成了埃文斯家族的收藏。直至2018年3月，它出現在英國一間拍賣行的拍賣名錄上。 國家文物局作了一系列協商談判工作也未能阻止拍賣的進行， 2018年4月11日，“虎鎣”被一位神祕買家以41萬英鎊的價格買走。 然而，17天后，事情發生了轉機。這位神祕買家希望將“虎鎣”無條件捐贈給中國。6月，國家文物局決定在堅持流失文物所有權的前提下，尊重捐贈者的相關意願，開展文物捐贈接收工作。同年12月，“虎鎣”正式入藏國家博物館。 追索文物祭出“組合拳” 多年來，文物流失一直是國人心中的痛。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完全統計，在全世界47個國家、200多家博物館的藏品中，有164萬餘件中國文物，這個數字尚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 這些文物漂洋過海，幾經買賣，堂而皇之地被陳列在歐美的博物館裏，甚至成爲鎮館之寶。 幾百年過去了，想要把被搶劫、被偷竊、被倒賣、隨時光輾轉數人之手的文物要回來，目前通用的辦法有4種：回贈與回購、國際執法合作、協商談判、國際民事訴訟。 回贈與回購是最常用的，也是最早出現的。1949年至1955年就有7例，《韓熙載夜宴圖》《五牛圖》《千里江山圖》等都是這一時期文化部回購的名畫。 回購在本世紀初達到巔峯，除了國家出面購買，民間愛國組織和商人也紛紛解囊：2000年，保利集團購回了圓明園虎首、牛首和猴首銅像；2003年，中國澳門實業家何鴻燊購回了圓明園豬首銅像。 但近些年來，回購文物方式不再被積極提倡。 文物價格的非理性飆升導致的成本上升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這對於非法獲得文物是一種經濟鼓勵。2008年，國家文物局表示不贊成購買非法流失出境的中國文物，主張通過外交和法律手段達成文物迴流的目的。 此後，國際執法合作成爲主流，通過推進簽訂雙邊協定，以文物行政部門爲主導追索文物。如2009年簽訂的中美諒解備忘錄，促成了美國於2011年移交了14件非法流失的中國文物，又於2015年向我國移交了22件流失文物和1件古生物化石。 2019年3月23日，在中意兩國領導人的共同見證下，意大利返還796件中國文物藝術品。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文物返還。 這也是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中國文物藝術品返還。 目前，中國已與美國、瑞士等20多個國家簽署保護文物遺產雙邊協定。 中國文物流失之多，世所罕見。追索文物之難，不亞於上青天。國人追索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回家”路上的“三座大山” 文物追索，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從中國追索成功的案例看，目前海外歸還的文物，主要是海關查扣的非法文物，還有國外機構、個人的捐贈，那些真正非法佔有中國大量文物的國家對追索者的訴求大多是置若罔聞。 早在2002年，國家文物局就設立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專項經費”，每年撥款5000萬元人民幣，用以購買具有代表性、文物藝術價值極高的珍品。然而，一件北宋書法家米芾的《研山銘》手卷，就花去2999萬元人民幣。

事實證明，如果只憑借高價回購方式追還圓明園文物，這將是一項耗資不菲的工程。 同年10月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則開始允許私人收藏藝術品，這一藏寶於民的政策也促進了流失文物的迴流。此外，中國民間公益組織也在同時發力，開始有組織地開展流失文物迴歸工作。 然而十餘年過去了，流失文物的迴歸仍面臨着包括法律等方面在內的諸多障礙。現在人們談及文物迴歸，較多引用的一句話是“根據國際公約，被搶掠的文物都應歸還原屬國”。但是，無論是1954年在荷蘭海牙制定的《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及其議定書，還是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都在追索文物的過程中表現的蒼白而又無力。 遺憾的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國際法原則，很大程度上讓這些國際公約失去了效力。公約的約束力有限，成了文物回家路上的“第一座大山”。 另外，以上公約基於自願原則而締結，一般僅在締約國之間才產生約束力，而英國等主要“文物流入國”以“文物國際主義”“人類共同享有遺產”爲由並未加入公約。這也成爲了文物回家路上的“第二座大山”。 另外，要實現流失文物“回家”，須對追索的文物定性，然後根據具體情況蒐集證據資料、法律依據，並與外交手段配合索回。但由於年代久遠，很多文物流出的確切證據很難蒐集，成爲法律技術上的瓶頸，也是文物回家的“第三座大山”。 此外，2002年12月9日，巴黎盧浮宮、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19家歐美博物館、研究所又發表了《關於環球博物館的價值的聲明》，拒絕將文物藝術品歸還原屬國。至此，國際公約更加“形同虛設”。 文明古國之痛 埃及政府曾爲追索一段獅身人面像的鬍鬚，前後努力百餘年。1817年，一個殖民主義者將獅身人面像的鬍子掠取獻給英國，表示對大英帝國的“忠誠”，從此便一直“存放”在大英博物館。 埃及政府多次向英國政府提出歸還這一珍貴文物，但英國卻執意拒絕。據說他們擔心，“這個先例一旦打開，以後的事就難辦了”。

最終，埃及花費了166年的等待和努力，才追索成功。 很多擁有豐富歷史文化的國家都面臨着文物流失的問題，埃及與法國爲了文物歸還問題爭吵了30多年，埃及甚至在2009年宣佈，終止與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的合作關係，直到該博物館歸還4件原本位於埃及南方盧克索著名帝王谷內，古埃及法老陵墓中用作裝飾的壁畫。 希臘也曾向大英博物館追討國寶級文物——“帕特農神廟大理石浮雕”。爲了追討文物，希臘還提出了“不還文物，不給聖火”的口號。過去30年間，希臘政府多次希望英國能夠完璧歸趙，甚至專門成立“歸還大理石雕委員會”爲索回國寶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英國方面態度一直非常強硬。大英博物館近日纔剛回絕了負責協調該爭端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提議。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也曾在任職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英國不會將其歸還希臘。 不管是埃及、希臘，亦或是中國，在追索文物的現實中，怎一個難字了得，文物追索，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霍政欣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概要性地總結中國文物追索“難點”所在：首先，對於歷史上流失的文物，追索過程中面臨很多法律障礙；其次，流失文物跨越時間長，流失渠道也多樣複雜。中國在追索文物過程中所面臨的證據主張和法律適用等法律難題的複雜性，是其他任何文物流失國都無法比擬的。（資料來源：《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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