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創作多摹擬，包括擬題、擬詞、擬意，當然擬題往往包括擬詞與擬意，如宋人和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以及《反離騷》之於《離騷》，《反恨賦》之於《恨賦》，名“反”亦實“擬”，至於“擬”與被“擬”之“同”與“巧”，我想無過於漢孝武帝劉徹的《李夫人賦》與宋孝武帝劉駿的《擬李夫人賦》（全名《傷宣貴妃擬漢武帝李夫人賦》）間的有趣關聯。如大漢與小宋，皆劉姓王朝，兩賦作者皆劉氏，此一同；漢武帝承“孝文”“孝景”，諡號“孝武”，宋開國之君劉裕諡號“武”，是爲宋武帝，而劉駿承“武帝”“文帝”，復諡“孝武”，以“孝”承續正統，則與漢孝武同諡，又一同；兩位孝武帝爲賦皆爲吊“愛妃”之作，以帝王之尊而鍾情於一“婦”，生死不渝，又一同；以“夫”悼“婦”，是謂“悼亡”，歷代悼亡詩賦極多，然漢孝武之賦“寫得頗親切，爲後世悼亡之作所祖”（馬積高《賦史》），此開創，宋孝武雖摹寫，然以帝王寫悼亡賦，實爲賦史之罕見，此亦同。惟漢帝所悼實爲“李妃”，而宋帝所悼乃“殷貴妃”，其人雖異，其旨則同，皆爲悲情之書寫。 品讀兩賦，先當觀其創作本事。 漢帝《李夫人賦》見載《漢書·外戚傳》與《藝文類聚》，賦的開篇是“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首句贊其“美”，後句哀其“命”，讚美與哀命的交織，構成了全賦“書悲”的情感主旨。所以賦中回憶舊事，以悲心營構美麗，如謂“函荾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伊人若現，栩栩如生。而賦境轉入哀命，復以悲心抒寫傷情“歡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賦文情真意切，源於賦事之悲。考劉徹一生后妃六位，分別是陳阿嬌、衛子夫、李夫人、趙婕妤、王夫人與李姬，前四位史事較顯，其中陳皇后被廢，打入冷宮，衛皇后因巫蠱之禍自盡，趙婕妤（鉤弋夫人）在武帝臨終前被賜死，人無善終，情何以鍾，惟李夫人雖病亡，卻情得以終，最爲奇特。 據《史記·佞幸列傳》載：“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可知李夫人因平陽公主（武帝姊）引薦而得幸（衛子夫亦平陽公主引薦）。對此，《漢書·外戚傳》記述尤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而她的兄長李延年“知音，善歌舞”，初次被召見就起舞歌唱：“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又傾國，佳人難再得。”漢帝聞之，情緒亢奮，平陽公主說延年“女弟”（妹妹）就是佳人，於是“上乃召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值得一提的是，中山之地在漢代與胡風交接，男子常慷慨悲歌，“多美物，爲倡優”，女子“鼓鳴瑟”，“遊媚富貴”（《史記·貨殖列傳》），所以有學者考證，中山李氏是羯胡族裔，人種膚白、高鼻、深目，具中亞美女特徵，劉徹爲其美貌與麗舞傾倒，與此相關（參見莊春波《漢武帝評傳》）。 相比之下，宋孝武帝的賦顯然是擬作，但其託詠“李妃”舊題而賦其情事，則有着與漢帝相類似的創作內涵與情感。劉峻賦今載《宋書·孝武十四王傳》，賦前有序雲：“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對照賦文首句“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已點明擬篇之意，然繼謂“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則與賦序之“悽”字銜接，表明了全賦書寫悲懷的意旨。如果對照原賦，這篇擬賦同樣沿襲了贊“美”與哀“命”的抒情方式，如回憶殷妃時所寫的“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而寫悼亡，則謂“竭方池而飛傷，損圜淵而流咽”“俯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等，凸現了對亡妃的情愛之深、之切。與漢帝僅僅愛李妃之美麗及才藝不同，宋帝與其殷貴妃的情愛可謂“尤物”異事，甚而遭到“敗德”之毀。這主要表現在其初遇與悼亡兩方面。所謂初遇，牽涉到殷貴妃的出身問題。《南史·后妃傳》載：“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史上殷貴妃出身有兩種說法，一謂殷琰女，一謂義宣女，據《南史》“假姓殷氏”，這就着實了劉駿淫亂嫡堂妹之案例，不僅“好色”而無恥（宮帷之醜），且達到“寵傾後宮”（《宋史·孝武十四王傳》）的地步。這也招致後世諸如顏之推負“世議”（《顏氏家訓·文章》）、趙翼“宋世閨門無禮”（《廿二史札記》）的非議，甚至與劉駿同時有詩人鮑照《採桑》詩“採桑淇洧間，還戲上宮閣”，也被視爲諷其“宮闈瀆亂，傾惑殷姬”（吳汝綸《古詩鈔》）。 劉駿的好色、鍾情以致罔顧禮數，不僅在殷妃生前處死“泄密”（指殷妃出身）者，更在“悼亡”時的逾制。據前引《南史》記載：“追贈貴妃，諡曰宣。及葬，給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又下令建廟，並以淑儀長子劉子鸞的封號，稱爲“新安寺”。如此逾越規制，非議自多，結果非貶即死，而對一些哭貴妃“苦悲者”，則得“上所幸”，授官愛狎不等。而劉駿本人對殷妃之死，更是“悲不自勝”，“痛惜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以致“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如此傷毀，又絕非劉徹所能比肩。所以從本事來看，宋孝武擬漢孝武賦，非僅擬“悲”，實泄真“情”。 合觀兩妃，一爲“倡”，一非“倫”，皆“尤物”，且引發兩帝之思念，誠非常人所比，賦心擬效，尤多神奇。而合觀兩賦，雖結構或有不同，如原賦由賦文與亂辭兩部分組成，賦文本身較爲簡略，擬賦僅序語與賦文，且層次較多，然則其書悲主旨，以及“述悲”“憶舊”與“懷思”的創作思維模式，殊爲一致。讀漢帝之賦，其“連流視而娥揚，既感激而心逐”的憶舊，無非加強賦前部分“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郁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與後部分“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思若流波，怛兮在心”的現實悲境與悼亡情懷。同樣，宋帝賦中的“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的憶舊，也是爲了襯托賦前部分“吊新宮之奄映，喭璧臺之蕪踐”與賦後部分“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的述悲之情。而如此今昔對照的書寫方式，正可透視二帝對二妃超乎常例的追懷與憶念。這又可通過兩賦創作之“情”的背景材料予以佐證。 宋帝對殷貴妃喪事的逾制破“禮”，實緣於“情”，這可於殷妃逝後的兩件事略窺其意。據《南史·后妃傳》載，殷妃“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睹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通替棺，就是像抽屜可隨時打開的棺材，其“輒引替睹屍”以觀其“美”而慰其“情”，有點“變態”，但卻引起後人悼亡的追羨，如清人葉廷琯詩云：“更無通替能相見，落葉哀蟬一哭中。”（《讀朗玉弟〈湘煙小錄〉綴成韻語代寫哀思》）此一事。另一事是求巫，即“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咽。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儘管史家將求巫與作賦聯繫並着實，卻掩蓋不了所載兩事均屬對漢帝本事的擬效。 據《漢書·外戚傳》載漢帝求巫事：“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對照《南史》的記述，如出一轍。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唐代史臣寫宋帝故事時移植《漢書》所載，略加改編；一是宋帝不僅擬其“賦”，亦效其“行”。同樣是擬效而又有不同的是另一事，即劉駿“爲通替棺”便於睹“屍”，《漢書》所載劉徹卻是在李夫人病篤時臨候（探視），欲見夫人面，“夫人蒙被”以病毀形貌拒見，所謂“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一欲見其面而不得，實因李夫人諱“美”，一則抽棺睹屍，見死如生，實因宋帝之戀“美”，所以愛美之心，二帝相同，而專致之“情”，宋帝彌烈。 回到賦作文本，由於兩賦主旨相同，屬悼亡題材，作者身份亦同，屬帝王悼亡，故原作與擬作的書寫方式與情感內涵，也多相同，可視爲賦史上一“姊妹”篇。但是，兩賦畢竟序屬兩朝，文風替改，情詞變遷，又多不同。臚述其要，略有三點： 首先是體裁不同。漢帝之賦爲騷體，宋帝之賦則多駢化，這也是西漢與宋齊抒情賦風格的差異。由於用騷體，劉徹原作一往情深，賦文雖有層次，卻難以斷割，誠如明人王世貞評“騷”雲：“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噓唏；又三複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藝苑卮言》卷一）緣此，這篇賦讀後，覺得多平常心，少富貴意，一唱三嘆，扣人心絃。而劉駿擬賦“體”近於“駢”，故重文詞雕琢，句屬偶對，以致賦文層次較清，因爲此體“浸淫至於六朝，絢爛極矣”（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一），受其影響，顯然用事多而抒發少。因此，比較二賦，前者以“情”勝，後者以“詞”勝。 其次是技法不同。漢帝愛騷，因緣其詞，故賦中以擬騷爲主，所述“連娟”“蕪穢”“修夜”“桂枝”“淫衍”“流視”“娥揚”“接狎”“放逸”“荒忽”等等，是虛寫之法，反覆致意，曲折言情。相比之下，宋帝賦重詞章，多爲實寫，如賦中之“鸞闕”“承明”“雲”“鴻鍾”等，皆宮廷生活字眼，而所云“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等，也是殷妃發喪之哀榮的真實寫照。由於實寫物事，該賦“身份”意識濃厚，多富貴氣而失平常心，反不及原作至情感人。 再者是趣味不同。漢帝之賦，從開篇之“美連娟以修嫮兮”到“思若流波，怛兮在心”，自始至終都是抒發情懷，一往直下，不可自扼。而宋帝賦開篇之“巡周靈”“略鴻漢”“吊新宮”云云，以考述明擬效，賦的收束處又多用事典，或謂“申反周乎在今”，或謂“略東門之遙襟”，雖不窒情，卻以達生之理增添了“玄言”的尾巴。所以就賦的趣味而言，原作更多情趣，而擬作兼有理趣。 文雖如此，人或有異，漢帝在李夫人之後尚有趙婕妤的寵幸，當然李夫人惟一的兒子昌邑王劉髆得以善終，劉髆子劉賀承襲昌邑王，後被霍光迎奉爲帝二十七日，復廢爲海昏侯。而宋帝在殷妃生前，是“寵傾後宮”，死後又自毀敗政，且“愛冠諸子”（與殷妃有五男一女），多有封賞，迨至劉駿駕崩，前廢帝劉子業爲報“奪嫡之仇”，不僅潑糞孝武帝陵，而且誅殺殷妃所生子女，結局悲慘，令人太息。然值得讚歎的是，兩朝孝武皇帝的“悼亡”之賦流傳至今，箇中的故事與情感，巧合與擬效，宜爲彪炳，視作賦史奇葩。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