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金融改革：最優模式永遠在路上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季曉莉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科第二屆年會上表示，往往是很多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才促使人們思考體制、機制、行爲方式是否有改弦更張的可能性。“困難如果沒有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很難推行真實意義上的改革。當前在金融發展、改革開放中也依然面臨很多問題，這恰恰是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重要動力。”

金融改革：40年的5個歷史節點

1993年開始，我國開始學習和引進基本現代金融制度。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公報發佈一個多月後，就出臺了《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七條內容很多時至今日依然不“落伍”，包括如何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如何協調對外貨幣政策和對內貨幣政策，如何引導非銀行金融機構穩健發展等。“這意味着在那個時間點我們就已經考慮到直接金融佔比應該有所提高，降低對銀行的過度依賴。”陸磊表示，現在困擾我們的所謂“槓桿率問題”，是跟銀行體系仍然佔過高權重有一定關係的。當時還提出加強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直到今天我國的支付、清算體系還在建設當中。

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衝擊非常大。中國政府發現即便在發達經濟體中也存在不同金融發展模式，應該選擇或重點借鑑哪一種經驗？應該分業經營還是綜合經營？以往我們未見過的金融體系不良資產，該怎麼辦？從金融業自身角度出發，是非應該做得更加充實一些，更加強壯一些？此後引進了資本充實率以及法人治理的概念。

還有，中央銀行該做什麼？同時負責貨幣政策和金融安全或金融穩定或金融監管職能，是否由於多目標會產生目標之間的“打架”，管理體系該如何改？實體經濟部門和銀行部門關係應該是什麼？是否應該建立更加有效的抑制預算軟約束的融資體系？這些問題引起了模式選擇的大討論。

2001年我國加入WTO之後，金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能否接受高度發達的西方金融體系對我國市場造成的衝擊，所以“狼來了”成爲主流思潮。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抓緊時間進行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和農村信用社改革，一“城”一“鄉”剝離不良資產，實施增資擴股，堅定推進股份化。通過這些改革，今天的“中國農商行+農合行+農信社”體系是全世界最大的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金融體系。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我國管理體系應對危機的能力經過前期若干次改革已經得到了快速提升，金融體系的資產質量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傳統意義上的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機構，債券市場甚至包括保險公司在內基本並沒有陷入麻煩中。

現在我國進入金融創新和金融體系空前複雜期，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區塊鏈這些技術都在向金融體系滲透。

到2018年，陸磊認爲現在的基本判斷是我國金融風險處於易發、高發期，雖然沒有發生系統性風險，但隱患正在積累，關聯性和複雜性上升。

改革邏輯：學習、比較、反覆

陸磊認爲，中國在開放中學習、比較、反覆，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非一朝一夕所成。“我們所說的開放並不是大家想像的銀行業、證券、保險對外開放，更多是發展理念、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引進和模仿，進而不斷結合本土化來進行比較和定性，當中不乏反覆。”

他表示，金融行業和其他行業相比，非常大的差別是金融行業總是會發生一些問題，即週期性發生金融危機，這就意味着最優模式的探索永遠在路上。

例如，分業與綜合經營體制的比較和反覆。1997年，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確定分業經營、分業管理模式。但走到今天，人們發現事實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事實上的跨界、由於互聯網的引進所形成的綜合化經營已經成爲現實。

並且，很多不持牌或持其他牌照的機構在做相同業務，模糊了金融與非金融、不同金融子行業之間的邊界，可能出現套利。而且個體最優行爲有可能造成集體非理性，比如房地產金融業務，泡沫崩潰導致的後果值得深思。

陸磊認爲，事權和責任的確定與再確認幾乎貫穿了過去幾十年金融改革的全過程，從1984年中央銀行分設，1998~2002年，分業監管模式確立；2003年農信社改革，中央和地方風險分擔；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對條塊責任重新界定。

“公衆總是期望獲得非常安全但回報高的金融服務或金融產品，這就是剛兌的內在需求。而金融機構由於高負債的天然性和對大企業和抵押品的偏好，企業的融資難、成本高這些問題一直貫穿金融和經濟運行全過程。而一般企業類機構似乎天然具有涉足金融領域的偏好，因爲有自我融資的需求。在這個過程中就需要權責對稱，以解決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和相關損失。”陸磊表示。

“金融創新一定會自發在各個行業當中發生，這是微觀主體的本能，所以管理者一旦喪失應有的冷靜，很容易引發非理性繁榮和金融泡沫。”陸磊指出，目前全國金融風險分爲三大類：一是永遠存在的高槓杆率和流動性風險；二是創新性風險，即影子銀行或互聯網金融，因是新技術在傳統行業的應用；三是完全不同於傳統金融的新金融。“信息的使用、保護成爲未來我們必須思考的一個倫理學問題。包括ICO、虛擬幣、P2P的問題值得我們下一步認真思考。”

改革要研究的四大問題

“40年經濟學和金融學科持續面臨的理論問題包括四個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財政和金融的邊界問題和相互配合問題，開放和治理問題。今後10年，可能金融學科仍然將研究這些問題。”陸磊說。

他認爲，金融業始終存在微觀經濟學關於市場失靈的來源。首先是外部性，自己乾的事對他人造成了損失；其次是壟斷性，若干家銀行的市場佔有率比較高或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佔有率比較高，甚至新金融體系的市場佔有率也比較高。“因此要認真思考在市場效率層面上政府的作用。”

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呼喚構建新的倫理體系。例如，區塊鏈是否是真實去中心化，如果去中心化，誰來避免流動性瞬間耗竭。還有很多機構跨市場、跨行業經營，事實上存在低門檻的相應風險。此外，還存在由於預期所導致的不關心投資的第一來源，只關心市值等問題。“這裏涉及到該不該管，怎麼管，是否符合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需要等問題。”他表示，風險監管過程中，爲了解決監管空白、行業自律問題，必須明確任何管理都一定會承擔相應成本和效率損失，核心問題是權責對稱和道德風險管理。

“此外，在金融開放層面上，一個多邊、多極化的國際環境中一定會出現誰來提供公共產品的新問題。這是一種貨幣霸權，還是國家信用作爲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關係到人民幣國際化或走出去面臨相關職能的問題。”陸磊表示，金融改革天然具有問題導向和風險化解的初衷，此前的改革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難，對於未來他是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