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演藝明星來說，公衆形象是非常重要的，時常要包裝一下。其實不止演藝明星愛包裝，其他行業的如政客更愛包裝自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科學家也是包裝高手，他們成功的給自己披上了理性、嚴謹、客觀、負責任等外衣，看上去簡直不食人間煙火。然而，當我們翻開科學史、揭去層層包裝的時候，就會發現科學家們其實並非如此。他們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使用非常手段，明爭暗鬥、偷竊別人的創意，也會有意欺騙、人身攻擊，也有着衆多的人性缺點。

　　伽利略忽悠了教皇

　　在我們的印象中，伽利略是推進科學與理性的先驅，曾因支持日心說遭到教會打擊。其實，伽利略在和教會打交道的時候也並非光明正大。

　　伽利略確信地球是在圍繞太陽運動的，他覺得沒有必要用嚴密的證明來推廣這個事實。在對教皇烏爾班八世解釋地球如何運動的時候，伽利略斬釘截鐵地聲稱：地球上的潮汐現象，是由於地球繞着太陽轉動加上地球的自轉，使得海洋中的水晃動而導致的。然而，早在30年前開普勒就曾指出潮汐活動和月球有關。伽利略否定了這種解釋，並嚴厲指責有些人企圖用月球和其它摩擦效應等無用的畸形理論來解釋潮汐現象。

　　其實，伽利略的理論纔有無法解釋的缺陷。按他的計算，地球上每天只有一次潮漲潮落，然而事實上，海洋每天要漲潮兩次。儘管如此，伽利略仍堅持把這作爲地球繞日運動的證據，還寫進了他的名著《兩個世界體系的對話》中。

　　伽利略給科學家們開了一個不好的頭，在他之後，牛頓編造過理論解釋，愛因斯坦也編造過，而直到今日，還有相當比例的科學家有同樣的行爲，在《自然》在2005年發表的一項調查中，有三分之一的科學家承認在最近的三年中曾經有過類似的學術不端行爲。

　　嗑藥促思考的穆利斯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電影《侏羅紀公園》，以及辛普森殺妻案，這四件事情到底有什麼相關？答案是沒有。只不過近十幾年來生物技術的一項新發明，把它們給連在一塊了，這就是“聚合酶鏈反應（PCR）”技術。

　　PCR技術就是利用DNA雙鏈複製的原理，將一條DNA序列不斷加以複製，使微量的DNA以幾何級數方式增加。因此，無論是化石中的古生物、歷史人物的殘骸，還是幾十年前兇殺案中兇手所遺留的毛髮、皮膚或血液，只要能分離出一丁點的DNA，就能用PCR加以放大，進行比對。這也是“微量證據”的威力之所在。PCR技術由生物化學家卡里穆利斯發明，現在已被廣泛應用。

　　20世紀80年代，卡里穆利斯就職於美國西特斯生物技術公司，此時的他正在苦苦思索大量複製DNA分子的方法。公司同事對他的這個課題並不是很在意，在他們的眼中，穆利斯是個特別的人，總是有些瘋瘋癲癲的想法。

　　其實穆利斯還有一點與衆不同，就是會通過服用致幻藥物來讓自己的思維擺脫桎梏、另闢蹊徑。早在1966年他22歲的時候，就第一次嘗試了LSD，這是一種極易讓人產生幻覺的毒品。他在經歷迷幻藥之旅的過程中，竟然想出了某個解釋大爆炸宇宙學的理論，寫了出來投稿到《自然》雜誌，居然登了出來。

　　LSD後來在美國被法律禁止，穆利斯卻沒辦法離開致幻劑了，他和一些同事改爲自己合成其他合法的致幻藥物。據穆利斯自己說，服用致幻藥物可以使自己在腦海中把抽象的想法形象化地呈現出來，讓自己在幻想中和分子待在一塊，觀察DNA的雙鏈要怎樣才能分開並且複製。

　　在1983年，當穆利斯驅車行駛在加利福尼亞的高速公路上時，思緒飄回了實驗室。在自傳中，他說當時在眼中有DNA雙鏈糾纏漂浮着，顏色鮮明的分子彷彿躍入了視線裏。這次旅程中，穆利斯想到了聚合酶鏈式反應，創造了PCR技術。

　　穆利斯因此在1993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諾貝爾獎基金會在頒獎詞中稱他的發現對於生物化學和基因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當然，頒獎詞沒有提到他服食致幻劑的經歷。

　　福斯曼的美男計

　　在今天，通過手臂的靜脈把導管插入心臟只是一種常規的手術，全世界每年有數百萬人會接受這種心導管插入術。而在1929年的時候，心臟絕對是個禁地，沒有任何醫生敢於隨便接觸它，唯恐一不小心會奪去了病人的性命。因此，當時在德國柏林的一家醫院做實習外科醫生的沃納福斯曼提出在自己身上嘗試心臟導管插入的請求被拒絕了。

　　福斯曼沒有輕易放棄，他打算暗地裏進行試驗，而這需要在私下裏進入擁有無菌設備的手術室。福斯曼知道護士長格爾達迪岑有手術室的鑰匙，於是開始接近她。福斯曼請她共進晚餐，借書給她，兩人在一起暢談對醫學的熱愛。最終，福斯曼向她提起了心臟導管插入實驗，迪岑不僅表示支持，還提出由自己擔任實驗對象。

　　兩人進入手術室後，福斯曼把迪岑固定在了手術臺上。然而，讓女護士大喫一驚的是，福斯曼並沒有在她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進行了實驗。他把導管通過靜脈插入了心臟，然後自己走出手術室去X光檢查室拍了片子。

　　福斯曼後來因爲這項成就與人分享了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

　　愛丁頓毀掉了學生的前程

　　科學權威對於威脅到他們所珍愛理論的年輕後起之秀，時常會壓制和排擠。這裏面一個相當惡劣的典型就是劍橋大學的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

　　1930年，錢德拉塞卡從印度來到了英國，成爲著名天文學家愛丁頓的學生。作爲一名前途無量的年輕物理學家，他剛剛漂亮地證明了大質量的恆星死亡時會坍縮成爲黑洞。愛丁頓決定讓錢德拉塞卡在1935年皇家天文學會的會議上展示這個理論。在會議之前，愛丁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幫助錢德拉塞卡準備這次報告，包括給他提供相當昂貴的計算設備等，並反覆詢問他如何構建理論的證明。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他年紀輕輕就將功成名就。

　　然而，到了會議當天，錢德拉塞卡才知道，愛丁頓要在他的報告後發言。而愛丁頓所表現出來的好奇心也並不是出於好意。

　　當錢德拉塞卡在會上宣讀完自己的論文，愛丁頓走上講臺，當衆把錢德拉塞卡的講稿撕成兩半，宣稱其理論全盤皆錯，原因是它得出一個“非常古怪的結論”。聽衆頓時爆發出笑聲。會議主席甚至沒有給這位年輕人答辯的機會。會議結束後，幾乎所有人都走到錢德拉跟前，說：“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這樣終結的，不是伴着一聲巨響，而是伴着一聲嗚咽。”多年後，錢德拉塞卡仍然記得自己當時的自言自語。

　　愛丁頓爲什麼對自己的愛徒這樣一棍子打死呢？原來錢德拉塞卡的理論與愛丁頓的理論產生了嚴重衝突。愛丁頓認爲恆星死亡時坍縮成爲白矮星就結束了，他原本希望錢德拉塞卡協助自己完善有關白矮星的理論，沒想到錢德拉塞卡更進一步指出質量超過1.44個太陽質量的白矮星會繼續坍縮下去，體積越來越小、密度越來越大，直到一個再也無法坍縮的極限（後來被證實爲“黑洞”）。這等於是否定了愛丁頓關於白矮星的理論，是對其權威的冒犯，愛丁頓當然無法容忍。

　　與愛丁頓的爭論持續了幾年，沒有一個權威科學家願意站出來支持錢德拉塞卡。最後，他終於明白應該完全放棄這個研究課題。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論寫進了一本書裏，然後不再去理會它。

　　差不多30年後，這個後來被稱爲“錢德拉塞卡極限”的發現得到了天體物理學界的公認。然後又過了20年，錢德拉塞卡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1983年，當他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章時，已是兩鬢斑白的垂垂老者。

　　偷竊同事數據的諾獎得主

　　非常時期需要採取非常的手段。當美國化學家鮑林眼看就要搞清楚DNA的結構時，他在大洋對岸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學術對手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裏克幾乎陷入了絕望，他們在實驗室裏玩小孩搭積木的遊戲——拼裝DNA模型，卻怎麼也拼不出來，他們覺得已經不可能反敗爲勝了。

　　在這關鍵時刻，他們的女同事羅莎琳富蘭克林卻拍攝下了DNA分子X射線衍射圖像，清晰地展現出雙螺旋結構。富蘭克林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科學家，她用“X射線衍射”分析做了將近一年的實驗，發現沃森和克里克推論出來的模型是錯誤的。然後她不眠不休地繼續研究，終於在1952年7月第一次成功做出一張完美的X光衍射分析攝影圖。在這張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因DNA的雙螺旋結構，她第一個拍出來並證明DNA結構是真實存在的。

　　但這張照片在未經她許可的情況下，被一個同事偷偷拿給沃森看了，沃森看到這張照片恍然大悟，它啓發了他的整個研究。1953年4月，沃森和克里克在權威期刊《自然》上發表論文宣稱自己發現了雙螺旋結構。

　　沃森和克里克在1962年榮獲諾獎後，不僅沒有提起富蘭克林的貢獻在先，更沒有提及他們是偷看了照片才獲得的靈感，反而在後來出版的自傳裏不斷貶低富蘭克林，說她不過是個“技工”，是個“滿頭亂髮、衣着邋遢的女人。”堂堂的諾獎得主，墮落爲落井下石、人身攻擊的小丑。看來，要想得到諾貝爾獎，有時候也得玩點陰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