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为父亲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鉴赏辞典》去拜访施蛰存先生，希望他写一篇评析老友戴望舒诗歌的文章，他拿着助听器听完陪着我去拜访他的高足陈文华老师介绍我后，高声地说：“哎呀呀，怎么没人告诉我王辛笛的女儿在我们中文系呢。”当时父亲在金城银行工作，后任信托部经理，经济状况较佳，人又好客，常在中南新邨的家里招待友朋，所以在友人中有“小孟尝君”之称。

20世纪40年代辛笛

小引：

中南新邨，是我们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父亲王辛笛和母亲徐文绮曾在此居住过八年，而我出生后在此居住过一年。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准备编写一册介绍本区优秀历史建筑的书，中南新邨（现名中南新村）名列其中，由老房子爱好者朱志荣先生来撰写其历史，但朱先生的介绍文字只能限于千字，不足以详尽叙述中南新邨的历史往事，因此我拟把我所知道的与中南新邨相关连的历史往事写出来，以飨读者。

中南新邨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是闹中取静的新式里弄房子，每栋三层楼，独门独户。1949年之前我们家住在中南新邨21号，每一层都有两间朝南的房间，二三楼还有朝北的房间。父母在1940年结婚，那时还是暂时租住在五原路96弄大来邨，但已预购了还在建造中的这栋期房。1941年房子建成后父母搬入居住。为纪念入住新居，特地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桂花树、一棵海棠树，等待着日后桂花飘香，海棠绽蕾。未曾想到这栋房子日后与上海的文化史、文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2)中南新邨地图21号见红圈内

秘藏古籍之地

当时霞飞路属于法租界，到1941年底发生珍珠港事件，日本侵略者侵入租界，上海全面沦陷。

早在1939年因战乱动荡，上海市面上已有不少古籍珍本流散出来，一些藏家也急于想早日将手头藏书出售，而日本人也虎视眈眈欲掠夺我国的这些文化珍宝。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目睹这些情况，心急如焚，联络在沪的爱国文化人士，如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联合致电重庆政府，希望将流散或即将流出的在沪港两地的善本典籍购买下来，抢运内地。于是1940年初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下简称“同志会”）。年底外公徐森玉老先生作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在参与主持故宫文物和北平图书馆古籍南迁之后，由重庆派来潜回上海，全力协助郑振铎搜集已经散落或将要流散在民间的古籍。他俩与不少藏书家接洽，奔走于各处的藏书楼、书斋、书库，如有名的刘氏玉海堂、邓氏群碧楼、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金氏海日楼、陶氏涉园等处，鉴定、收购了大量珍贵的善本典籍。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写道：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处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实空前未有之事。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仅黄荛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而“同志会”同仁勤奋、廉洁的工作精神也令外公感动，他给中央图书馆馆长蒋慰堂的信（1941年1月20日）中提到“同志会”为抢救文献“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

国际局势日益紧张，上海的局面也愈加危险，日军占领租界后常常任意搜查，仅为一二本书刊就乱抓人，对他们怀疑的对象更是毫不放松，有的被捕，有的失踪。外公和振铎先生费尽心力而搜求来的珍贵文物八千余部放在上海已极不安全，但一时又无法大批运走。商量下来，挑出其中最为珍贵的甲级文物宋元版本古书八十二部五百零二本，由外公负责押送坐船到香港再飞重庆，但适逢重庆遭遇日军大轰炸，只好转道桂林，苦等四十多天，终于历经艰险，飞抵重庆。这批宋元古籍曾开过展览会，据说轰动一时。

而剩下的更多未来得及运到内地的古书，急需寻找可靠人家妥善安置保管，才不至于前功尽弃。于是中南新邨我们家也成为入选之地。那时三楼的一间房间，就放着装有这些古书的木箱。后来一位医生家有了危险，于是趁着暮色，又把他家的书箱全部运到我家。好在邻居们都知道父亲爱买书看书，嗜书如命，也就没有人怀疑。三楼的那间屋子门上挂着锁，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能随便入内。

有关代为藏匿古籍的情况，郑振铎在1945年所撰的《求书目录·序》中都有记载：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么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多的关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末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末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我也以这部“目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辛笛文绮在抗战期间

序里提到的“王馨迪”就是父亲辛笛的本名。那时父母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些民族的瑰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出半点的差错，他们平时从不去危险或有威胁的地方，如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人们谈虎色变的日伪魔窟，父母连那里附近之处都不去，宁愿绕道远行。父亲自1939年留学归国后就不再写诗作文，只在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教书；上海沦陷后，他因家累无法随学校远迁，就入父执周作民老先生创办的金城银行做秘书；此时更是隐姓埋名，沉默蛰居，以避免引起日伪注意。直到抗战胜利后，外公和振铎先生将我家代为保存的典籍全数妥交北平图书馆，方告蒇事。父母觉得追随长辈和师友之后略尽了绵薄报国之意。

文化界及文学界的聚会点

中南新邨底楼的客厅和饭厅本是亲友经常聚会的地方。我阿姨徐文缃青少年时代就爱演戏，但家里不让学，只有“大姐姐”徐文绮（我母亲）支持她。于是她在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书之余，常到中南新邨来练唱京戏，学的是余派老生。每周末21号底楼好不热闹：余叔岩的琴师王瑞芝为她说戏拉琴吊嗓子，老生钱宝森教她练功打把子，鲍吉祥示范她排身段，茹富兰还训练她习武功……一年学了两出戏，用艺名徐肃登台表演，成为有点名气的女老生票友。

今摄抗战期间曾秘藏过古籍的中南新邨21号

文缃的中学好友缪孟英也是中南新邨的常客，她喜欢演话剧，想考黄佐临先生主持的苦干剧团，但她是广东人，有南方口音，于是就到我们家来拜“缃姐”（文缃之姐文绮）为师学国语，母亲因从小生活在北平，一口京片子。缪孟英又请“缃姐夫”（我父亲）为她取了艺名“韦伟”（1948年她曾在费穆导演的、被视作“银幕诗学”的《小城之春》出演女主角，获得成功）。

上海苦干剧团由一群热爱戏剧的志同道合者组成，在上海沦陷前后演出了一系列中外名剧，常将外国名剧作中国化改编，如佐临先生改编匈牙利戏剧家莫纳的《小偷》为《梁上君子》，李健吾先生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成《乱世英雄》，柯灵先生改编高尔基的《在底层》为《夜店》，师陀先生改编的《大马戏团》等等。

韦伟入苦干剧团后，文缃有时也随她去玩，串演个群众角色或配角，所以与剧团的其他演员也相熟。当时苦干剧团演员的生活很艰苦，经济不宽裕，有时想改善一下，打打牙祭，就会托韦伟或文缃，“缃姐”（大家都跟着这么称呼了）打个招呼，“缃姐”就会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有石挥、张伐、史原、韩非、穆宏、沈敏等，大家在中南新邨一楼的饭厅济济一堂，边吃边聊，有时即兴表演一段，其乐融融。

抗战胜利后，不少诗人作家从大后方回到了上海，各种民间刊物也应运而生。曹辛之（笔名杭约赫）、林宏、郝天航、沈明诸先生集资在臧克家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诗刊《诗创造》。曹辛之主持编辑工作，以兼容并包为办刊方向，刊登了不同风格的诗作，陈敬容、唐祈、唐湜等诗人也参与其中帮忙编刊，他们和辛笛、袁可嘉都有作品发表。但因受到外来的批评和压力，内部对这样的办刊方向也产生不同的看法。唐湜在《九叶在闪光》一文中写道：辛笛“就发起并以贷款支持我们另办一个《中国新诗》月刊，由方敬、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与我列名为编委”。后因方敬不在上海，无法参与编辑工作而不再担任编委。唐湜还回忆道：“辛笛说：‘我们另办一个刊吧！’并邀辛之、敬容、唐祈和我到他家吃饭，商定了《中国新诗》的创刊与流派刊物的方向。”由此看来，吃饭商定孕育一个新诗刊的地方又是在中南新邨。《中国新诗》以其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流派风格为人瞩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五人，加上经常投稿的曾经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穆旦、杜运燮、郑敏和袁可嘉一起，结集出版了《九叶集》，后被人称为“九叶”诗派。

一些文学老友更是分别或作伴来中南新邨聚会，如钱锺书夫妇、施蛰存、郑振铎（郑西谛）、李健吾等先生。钱锺书1973年有诗云：

雪压吴淞忆举杯，卅年存殁两堪哀。

何时榾柮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

并自注：“忆初过君家，冬至食日本火锅，同席中有徐森玉、李玄伯、郑西谛三先生，陈麟瑞君皆物故矣。”诗与注中可见，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在我家聚会，也就是在中南新邨。李玄伯先生也是一位学者，陈麟瑞先生是辛笛和锺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校友、柳亚子先生的女婿，于1968年3月在北京去世。

在清华，钱锺书比辛笛高两班，交往不多，在法国巴黎街头偶遇曾有过点头之交；上海孤岛时期，钱锺书夫妇回沪探亲，太平洋事变后被困在沦陷的上海，他们当时所住之处离中南新邨比较近，交往也就频繁起来。夏天的夜晚，钱锺书和杨绛出来散步，有时也会走到霞飞路中南新邨辛笛家坐坐。锺书是很健谈的人，博闻强记，听他古今中外各类话题聊天，听者可以不出一声，全由他一人说，幽默、讽刺、俏皮，丰富多彩的比喻，入木三分的形容，对听者是一种享受，让人开怀大笑，又能回味思索。杨绛先生则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眼里流露着会心欣赏的神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为父亲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鉴赏辞典》去拜访施蛰存先生，希望他写一篇评析老友戴望舒诗歌的文章，他拿着助听器听完陪着我去拜访他的高足陈文华老师介绍我后，高声地说：“哎呀呀，怎么没人告诉我王辛笛的女儿在我们中文系呢！”然后立刻说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到你们家去过，你家住在中南新邨，几个文化界的朋友到你家吃饭——”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面露微笑地赞美道，“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为满足老人的回忆，我后来特地到家附近的凯司令买了10元一只的栗子粉蛋糕再次去施先生家，送给老人品尝。）他还清楚地记得，饭后得到父亲赠送的诗集《手掌集》。出得门来，一位友人左手拿着《手掌集》，一边看着封面的手掌上有花，一边伸出右手，说：“辛笛的这只手捧着花，另一只手捧着钱，却没有印出来。”施先生伸出手掌，模仿友人的动作，并为此愤愤不平，说：“这样讲话太促狭，为人太促狭——刚刚吃了人家的饭，还拿了人家送的书，就这样讲人家，不作兴的！”当时父亲在金城银行工作，后任信托部经理，经济状况较佳，人又好客，常在中南新邨的家里招待友朋，所以在友人中有“小孟尝君”之称。

李健吾在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创办《文艺复兴》时也提到：“倡议创办《文艺复兴》这份上海方面出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是郑振铎先生。他的老太太经常做福建菜给客人们吃，还有辛笛先生家的扬州菜，特别是扬州汤包，到现在想起来，舌根还有留香之味。”当时父亲通过金城银行贷款给文化文学刊物，除《文艺复兴》外，还对被称为国统区三大民主刊物之二——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曹辛之主持的星群出版公司、森林出版社，以及上海出版公司、开明书店等多有资助或贷款帮助。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南新邨21号就像一个民间文化聚会点，汇集了一批热爱文化文学事业的志同道合者。

写作聊天之屋

抗战胜利后，银梦在死叶上复苏，父亲又拿起了诗笔，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中南新邨21号有一间他的书房，在那里他写下“手掌篇”中的诗篇，并整理了以往的诗作，在1947年底交稿，于1948年1月《手掌集》由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第一部分收入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弟弟辛谷合出的《珠贝集》中他的篇章，题为“珠贝篇”，第二部分收入他留学英国、旅行法国所抒写的“异域篇”，第三部分即为“手掌篇”，总体诗集名为《手掌集》，被看作是他的代表作。

辛笛代表作诗集《手掌集》(二版）封面

《大公报》资深记者潘际坰先生深知父亲对欧美书籍了解甚多，且从国外带回不少书籍，或对欧美新书的出版多有关注，所以意在《大公报》“出版界”版面开设专栏“夜读书记”，请父亲执笔写作。到底是老朋友，潘际坰知道父亲有拖拉的毛病，所以专栏文章应刊出之前好几日，就提早派人到中南新邨21号，坐等拿文稿。每次来人坐在楼下，母亲急在心里，但仍热情招呼客人，陪着聊天，父亲则在楼上奋笔疾书，心无旁骛，倒是赶出一篇篇文章，从1946年底至1948年发表的十余篇书评，最后结集为《夜读书记》，由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1月出版。

卞之琳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俩是在靳以、巴金两位先生租住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编辑《文学季刊》时相识的。当年卞之琳编的《水星》杂志，也刊发过父亲的诗作。1946年卞之琳途经上海，在我家中南新邨的书房小住，11月6日他完成了所译纪德作品《窄门》的“序”；同日还写下“序后附记”，讲述他花费9年时间翻译此书的艰辛过程：

这部译稿于一九三七年夏天开始于雁荡山中，最后一小部分于八月间完成于上海炮声中，于李健吾先生家里，嗣后曾带到过成都和昆明，寄到过桂林，错误百出的印成过书，今在滞沪途中，上星期校毕于北郊周煦良先生家中，此刻成序于西区王辛笛先生家中。译的时候我借用戴望舒先生原书，如今校的时候还是借用了他的那本。九年过眼，万里萦怀，我拿出这本稿子去对任何种牵涉都无限感激。

我在“文革”后抄家发还的旧书中看到这本《窄门》，读到序和序后附记，感到很亲切，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母亲还记得卞先生住在我们家二层后楼的书房里，白天父亲去银行上班，他则伏案写作，有时写累了，会到前楼来坐坐，在一旁看看母亲照料五个多月大的三女儿。平时他言语不多，但真聊起来也能滔滔不绝。他和母亲谈起在浙江山里（不知是否“序后附记”中提到的雁荡山）的奇遇。有一天散步时看到路边一只小猫，就捡回去喂养，小猫日长夜大，他心生疑窦，有山里人来串门，一看惊呼道：“这是一只小老虎呢！”吓得他赶快放虎归山。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常和他在书房里聊天，谈到兴头上，他打开一只小箱子，取出珍藏的手抄诗卷，字迹娟秀工整，是一位女士所写，父亲也就知道了老友的情感秘密。

郑振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更是中南新邨的一位常客。他和父亲的交谊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父亲早在南开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编译的《文学大纲》，翻阅之余兴味盎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期间常见郑先生从燕京到清华来兼课，就去中文系旁听他的《中国文学史》和《宋元戏曲》等课程。待父亲从英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又与他相遇，他在暨南大学主持教务，邀父亲去文学院教书，他俩开始熟悉起来。抗战期间振铎与外公冒险收集保存古籍版本，父亲与他有了更多的联系。他为躲避敌伪的注意，只身租住在高邮路上一幢小楼的二层，屋里到处都是书，入内几乎没有下脚之处。他的住地离中南新邨极近，仅有一二街之隔。他俩有共同的爱好，爱逛中西旧书肆，有许多共同语言，日益结下书籍之因缘。两人各自每每有新发现，总会互相告知遇书之乐，大多在中南新邨的书房谈至深夜，母亲则会准备一些茶点给他们宵夜。待到告辞时，父亲送他过街回家，两人仍有谈不完的话，他又会掉转身来送父亲。抗战胜利前夕，市内入夜防空，每家都以黑布严严地遮掩窗户，以防灯光外泄，避免敌机骚扰。他俩干脆灭灯对坐夜谈，还发明了用烧杯就酒精灯煮咖啡的办法，在跳跃的微明萤火下，只见墙上身影晃动，颇感苦味回甘之趣。

友人避难之所

中南新邨21号还是友人躲避灾难的暂居之所。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上海司令部陈大庆上台任新司令，大肆追捕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查封进步刊物，如《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就遭遇这样的结果，曹辛之家被抄，幸亏他当时不在家，后避走香港；唐湜也因在辛之家外被人告知情况而赶快离去；辛之夫人还尽快通知了臧克家。臧克家与父亲也是因诗结识，尽管他们的诗风各异，诗学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不妨碍他们之间的诗谊。臧克家得知情况后在朋友之间东躲西藏，也到我们中南新邨家里住过两三天，对这段往事他始终铭记在心。1949年7月父亲随上海代表团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臧克家在父亲的纪念册里留言道：

我忘不了在上海的那一段时光，彼此靠得很近，可以说心贴着心。我忘不了，在你的办公桌旁边，吸着纸烟谈诗，诗味像烟味一样的香。我忘不了，在苦难中，你给我的伟大友情，你把自己的家分出一角来，做我的避难所，我忘不了得到你的帮助，我才能鱼归大海，谢谢你给予我的这一切：今后，也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友情。

辛笛兄

克家

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于北平

确实，他没有食言。后来他在《长夜漫漫终有明》一文中再次回忆道：

头一天先到韩易田同志住处。他在贸易公司工作，没人注意，我就在会客室里坐着，挨到下午五点，就到金城银行王辛笛同志处，坐他的汽车，一同到他家去。辛笛是诗人，为人敦厚，对朋友热情，我到上海以后才和他订交，过从较多。他在这家银行信托部任副经理，家住一栋小楼。去前，他先嘱咐：我对家里人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从北方来，接到家中住几天，你不要说出真姓名。

到了辛笛的家，受到热情招待，在这患难时刻，心里特别感激。住了两三晚上，看见辛笛翻动抽屉，撕裂信件，我心里感到不安，决心换个地方。我又转移到和我家住在同一巷子里的健吾家中。

……

形势逼人，上海不让我苟安下去了。我找白尘同志商量，决定去香港。他开了个条子叫我到一家银行去找一位女同志取七百元“金圆券”作路费，又把盛舜同志在香港照相馆的地址告诉了我，我深深地牢记在心上。他说，找到盛舜就可以找以群了。辛笛知道我要走，慷慨赠我两千元“金圆券”，白尘开的七百元，我没去取。

其时父亲也发现被人跟踪，为防不测，在家里将一些可能会引起麻烦的信件刊物处理掉；后来考虑到家人的安全，就让母亲和保姆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香港暂避一段时间。

臧克家先生是位不忘旧情的人。“文革”后，我哥出差到北京，遵照父亲的叮嘱，去看望他的一些老朋友。到了臧克家的家里，他听闻是辛笛的儿子来看望他，高兴至极，立刻就谈起在我们家避难的情景，而我们从未听父亲谈起过这事，我哥很惊讶。臧克家坚持要留哥在家吃饭，一定请他坐上座，并开茅台酒热情款待，让哥既感动又不安。

臧克家在第一次文代会纪念册上留言

还有一位在中南新邨我们家避过难的是盛澄华先生。他是父亲清华大学的挚友，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法国巴黎留学，不读学位，只专门研究法国大作家纪德，并可就近请教。抗战时期回国到西北联合大学教书，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为当时进步的学生被军警逮捕而仗义执言，还领头倡议罢教，得到广泛响应，第二天师生罢教罢课，接受报刊采访，发表声明，最终迫使当局释放被捕学生。他由此也引人注目，在校内外均受到压力，他就到我们家来避住了一段时日，闲暇时候和父亲回忆大学、留学时的往事，谈及研究法国大作家纪德的心得和回国在西北教书的情景。不久他接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聘书，举家搬到了北平。教书之余他整理了有关纪德的书稿，题名为《纪德研究》，由父亲推荐给了上海森林出版社，于1948年12月出版。他在出版前记中特提到“这书出版，友人中得助于辛笛兄的地方最多”。

中南新邨的邻居

曾在山东泰安任教的子张先生（现任教于杭州高校）收藏有一本父亲题款“高君湘先生夫人存念”的《夜读书记》，是在学校图书馆处理旧书时购得。他们学校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教学需要，从上海、南京选购了数百册现代文学原版书，这本《夜读书记》封底有紫色的上海旧书店章印，售价：0.5元，系1948年的初版本。2000年子张曾来上海看望我父亲，拿出这本书询问其漂流过程中可能有的传奇故事。

确实，这本书又是与中南新邨有关。受赠者是我们的邻居，居住在22号。高君湘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是上海的大律师。他的儿子高锟曾在家附近的世界小学读书。他家里院内有一架秋千，待高锟长大些后，高老先生就将秋千送给我们家，竖在我家的院子里，成为哥姐们童年时代荡向半空的梦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们举家迁居香港时，这本书也就无奈地流落到旧书店了。赠书流散到旧书市场，实在是世事人事变迁之故，但给爱书人买去，重获知音，又是写书人的幸运。高家之子高锟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的运用，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世界上第一条1公里长的光纤在1971年问世，第一个光纤通讯系统也在1981年启用。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为创建有关新学科不遗余力。2009年76岁时，他因“开创性的研究与发展光纤通讯系统中低损耗光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被誉为“光纤之父”“光纤通讯之父”，我们今天使用互联网、电脑、手机等其实都与光纤有关。

辛笛赠高君湘《夜读书记》的封面

辛笛题赠高君湘《夜读书记》的扉页

父亲曾经回忆起，高老先生还与浙江硖石徐家相识，徐志摩的儿子徐欢（积锴）伉俪到高家拜访时，父亲正好看到了他们，他长得很清秀，妻子也俊俏。见到他，父亲就想起自己年轻时读徐志摩的诗文，“浓得化不开”的感觉油然而生。

还有一家相熟的世交也住在中南新邨，即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老先生的女儿周芳远女士和女婿刘宅仁先生。德国留学归来的刘先生当时在同济大学土木系水利部任教。1952年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院校合并，他被调往南京，入新建的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任教授，随后全家一起搬去了南京。开初他们有时趁节假日还会从南京来上海中南新邨小住，最后房子不得不卖掉了。

晚年的辛笛

结语：

1949年前时局日益紧张，夜间常有大搜捕。有一段时间父亲连白天都已不能去银行办公，因为有人监视。晚上更不敢住到家里，就在不同的亲友家暂住度日。正好银行有业务派他到香港，对他来说，正是躲避当局注意并与家人团聚的好机会。原本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希望父亲留在香港分行任职，但父亲觉得自己不懂广东话，语言上的障碍会影响工作，更因为他觉得新生活在等着他，他不能失信于银行地下党员关照“一定要回上海”的嘱咐和自己的承诺。在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停航之际，父亲和友人买到最后一班飞机票，偌大的机舱里仅有他们两名乘客，他回到了上海。

中南新邨的房子最终被卖掉了。老友潘际坰回忆道：“上海刚解放时，我还住在四川北路，有一天听得辛笛在楼下大声喊我：‘际坰！际坰！’我探头一看，他一身布制服，一辆单车，一副笑眯眯的脸庞，那景象难以忘记。”“革命胜利后，他在中南新邨的花园洋房汽车不要了，一个手艺极好的淮扬大师傅也辞退了。”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身为贵族却一心想做农夫一样，父亲也一心想做无产者，只是常常被打入另册。

在香港，母亲已找到在小学教书的工作，姐姐也已是小学生了。但为了家庭不至于两地分居，母亲烦劳《大公报》费彝民先生买到很难买的船票。由于香港到上海因战事仍未通航，母亲只得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船先赴天津。在海上又遇台风，前面的船只因此葬身鱼腹，而我们的船也颠簸得厉害，统舱里所有的床一下子滑到一边，一下子又滑到另一边，但最终幸免于难。抵津后再坐火车回上海与父亲团聚。全家暂时入住曹禺先生北上之后留下的花园公寓的两居室租房——9号39室。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天鹅阁西餐馆创办者曹国荣先生和夫人因公私合营后经济紧缩，希望与我家对换，于是我们搬入同一弄堂的3号25室，住了半个世纪。

对晚年的父母来说，中南新邨早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对当时年仅一岁的我而言，则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忆。但在那里发生的种种故事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淹没，而是在不同经历者的回想和记录中永远留存下来，也成为我撰写这篇文章的事实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