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爲父親主編《20世紀中國新詩鑑賞辭典》去拜訪施蟄存先生，希望他寫一篇評析老友戴望舒詩歌的文章，他拿着助聽器聽完陪着我去拜訪他的高足陳文華老師介紹我後，高聲地說：“哎呀呀，怎麼沒人告訴我王辛笛的女兒在我們中文系呢。”當時父親在金城銀行工作，後任信託部經理，經濟狀況較佳，人又好客，常在中南新邨的家裏招待友朋，所以在友人中有“小孟嘗君”之稱。

20世紀40年代辛笛

小引：

中南新邨，是我們家曾經居住過的地方。父親王辛笛和母親徐文綺曾在此居住過八年，而我出生後在此居住過一年。上海徐彙區文化局準備編寫一冊介紹本區優秀歷史建築的書，中南新邨（現名中南新村）名列其中，由老房子愛好者朱志榮先生來撰寫其歷史，但朱先生的介紹文字只能限於千字，不足以詳盡敘述中南新邨的歷史往事，因此我擬把我所知道的與中南新邨相關連的歷史往事寫出來，以饗讀者。

中南新邨位於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是鬧中取靜的新式里弄房子，每棟三層樓，獨門獨戶。1949年之前我們家住在中南新邨21號，每一層都有兩間朝南的房間，二三樓還有朝北的房間。父母在1940年結婚，那時還是暫時租住在五原路96弄大來邨，但已預購了還在建造中的這棟期房。1941年房子建成後父母搬入居住。爲紀念入住新居，特地在院子裏栽了一棵桂花樹、一棵海棠樹，等待着日後桂花飄香，海棠綻蕾。未曾想到這棟房子日後與上海的文化史、文學史有着密切的關聯。

(2)中南新邨地圖21號見紅圈內

祕藏古籍之地

當時霞飛路屬於法租界，到1941年底發生珍珠港事件，日本侵略者侵入租界，上海全面淪陷。

早在1939年因戰亂動盪，上海市面上已有不少古籍珍本流散出來，一些藏家也急於想早日將手頭藏書出售，而日本人也虎視眈眈欲掠奪我國的這些文化珍寶。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目睹這些情況，心急如焚，聯絡在滬的愛國文化人士，如商務印書館張元濟、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聯合致電重慶政府，希望將流散或即將流出的在滬港兩地的善本典籍購買下來，搶運內地。於是1940年初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下簡稱“同志會”）。年底外公徐森玉老先生作爲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在參與主持故宮文物和北平圖書館古籍南遷之後，由重慶派來潛回上海，全力協助鄭振鐸蒐集已經散落或將要流散在民間的古籍。他倆與不少藏書家接洽，奔走於各處的藏書樓、書齋、書庫，如有名的劉氏玉海堂、鄧氏羣碧樓、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金氏海日樓、陶氏涉園等處，鑑定、收購了大量珍貴的善本典籍。鄭振鐸在《求書日錄》中寫道：

我們得到了玉海堂、羣碧樓二處藏書後，又續得嘉業堂明刊本一千二百餘部。這是徐森玉和我，耗費了好幾天工夫從劉氏所藏一千八百餘部明刊本里揀選出來的。一舉而獲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確實空前未有之事。

最後南潯適園張氏藏書僅黃蕘圃校跋的書就在一百種左右。

而“同志會”同仁勤奮、廉潔的工作精神也令外公感動，他給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的信（1941年1月20日）中提到“同志會”爲搶救文獻“心專志一，手足胼胝，日無暇晷，確爲人所不能，且操守堅正，一絲不苟，凡車船及聯絡等費，從未動用公款一錢”。

國際局勢日益緊張，上海的局面也愈加危險，日軍佔領租界後常常任意搜查，僅爲一二本書刊就亂抓人，對他們懷疑的對象更是毫不放鬆，有的被捕，有的失蹤。外公和振鐸先生費盡心力而搜求來的珍貴文物八千餘部放在上海已極不安全，但一時又無法大批運走。商量下來，挑出其中最爲珍貴的甲級文物宋元版本古書八十二部五百零二本，由外公負責押送坐船到香港再飛重慶，但適逢重慶遭遇日軍大轟炸，只好轉道桂林，苦等四十多天，終於歷經艱險，飛抵重慶。這批宋元古籍曾開過展覽會，據說轟動一時。

而剩下的更多未來得及運到內地的古書，急需尋找可靠人家妥善安置保管，纔不至於前功盡棄。於是中南新邨我們家也成爲入選之地。那時三樓的一間房間，就放着裝有這些古書的木箱。後來一位醫生家有了危險，於是趁着暮色，又把他家的書箱全部運到我家。好在鄰居們都知道父親愛買書看書，嗜書如命，也就沒有人懷疑。三樓的那間屋子門上掛着鎖，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不能隨便入內。

有關代爲藏匿古籍的情況，鄭振鐸在1945年所撰的《求書目錄·序》中都有記載：

在這悠久的四個年頭裏，我見到、聽到多少可驚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覺得可驕傲者，便是到處都是溫熱的友情的款待，許多友人們，有的向來不曾見過面的，都是那麼熱忱的招呼着、愛護着，擔當着很多的關係；有的代爲庋藏許多的圖書，佔據了那末多可寶貴的房間，而且還擔當着那末大的風險。

在這些友人們裏，我應該個個的感謝他們，永遠地不能忘記他們，特別是張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張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個時候，那位醫生有了危險，不能不把藏在那裏的書全搬到馨迪先生家裏去！……如果沒有他們的有力的幫助，我也許便已凍餒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許許多多的書也許便都要出危險，發生問題。我也以這部“目錄”奉獻給他們，作爲一個患難中的紀念。

辛笛文綺在抗戰期間

序裏提到的“王馨迪”就是父親辛笛的本名。那時父母小心翼翼地守護着這些民族的瑰寶，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不敢出半點的差錯，他們平時從不去危險或有威脅的地方，如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是人們談虎色變的日僞魔窟，父母連那裏附近之處都不去，寧願繞道遠行。父親自1939年留學歸國後就不再寫詩作文，只在暨南大學和光華大學教書；上海淪陷後，他因家累無法隨學校遠遷，就入父執周作民老先生創辦的金城銀行做祕書；此時更是隱姓埋名，沉默蟄居，以避免引起日僞注意。直到抗戰勝利後，外公和振鐸先生將我家代爲保存的典籍全數妥交北平圖書館，方告蕆事。父母覺得追隨長輩和師友之後略盡了綿薄報國之意。

文化界及文學界的聚會點

中南新邨底樓的客廳和飯廳本是親友經常聚會的地方。我阿姨徐文緗青少年時代就愛演戲，但家裏不讓學，只有“大姐姐”徐文綺（我母親）支持她。於是她在震旦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外文系讀書之餘，常到中南新邨來練唱京戲，學的是餘派老生。每週末21號底樓好不熱鬧：餘叔巖的琴師王瑞芝爲她說戲拉琴吊嗓子，老生錢寶森教她練功打把子，鮑吉祥示範她排身段，茹富蘭還訓練她習武功……一年學了兩出戏，用藝名徐肅登臺表演，成爲有點名氣的女老生票友。

今攝抗戰期間曾祕藏過古籍的中南新邨21號

文緗的中學好友繆孟英也是中南新邨的常客，她喜歡演話劇，想考黃佐臨先生主持的苦幹劇團，但她是廣東人，有南方口音，於是就到我們家來拜“緗姐”（文緗之姐文綺）爲師學國語，母親因從小生活在北平，一口京片子。繆孟英又請“緗姐夫”（我父親）爲她取了藝名“韋偉”（1948年她曾在費穆導演的、被視作“銀幕詩學”的《小城之春》出演女主角，獲得成功）。

上海苦幹劇團由一羣熱愛戲劇的志同道合者組成，在上海淪陷前後演出了一系列中外名劇，常將外國名劇作中國化改編，如佐臨先生改編匈牙利戲劇家莫納的《小偷》爲《樑上君子》，李健吾先生將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改編成《亂世英雄》，柯靈先生改編高爾基的《在底層》爲《夜店》，師陀先生改編的《大馬戲團》等等。

韋偉入苦幹劇團後，文緗有時也隨她去玩，串演個羣衆角色或配角，所以與劇團的其他演員也相熟。當時苦幹劇團演員的生活很艱苦，經濟不寬裕，有時想改善一下，打打牙祭，就會託韋偉或文緗，“緗姐”（大家都跟着這麼稱呼了）打個招呼，“緗姐”就會請他們到家裏來喫飯，有石揮、張伐、史原、韓非、穆宏、沈敏等，大家在中南新邨一樓的飯廳濟濟一堂，邊喫邊聊，有時即興表演一段，其樂融融。

抗戰勝利後，不少詩人作家從大後方回到了上海，各種民間刊物也應運而生。曹辛之（筆名杭約赫）、林宏、郝天航、沈明諸先生集資在臧克家先生的支持下創辦了詩刊《詩創造》。曹辛之主持編輯工作，以兼容幷包爲辦刊方向，刊登了不同風格的詩作，陳敬容、唐祈、唐湜等詩人也參與其中幫忙編刊，他們和辛笛、袁可嘉都有作品發表。但因受到外來的批評和壓力，內部對這樣的辦刊方向也產生不同的看法。唐湜在《九葉在閃光》一文中寫道：辛笛“就發起並以貸款支持我們另辦一個《中國新詩》月刊，由方敬、辛笛、杭約赫、陳敬容、唐祈與我列名爲編委”。後因方敬不在上海，無法參與編輯工作而不再擔任編委。唐湜還回憶道：“辛笛說：‘我們另辦一個刊吧！’並邀辛之、敬容、唐祈和我到他家喫飯，商定了《中國新詩》的創刊與流派刊物的方向。”由此看來，喫飯商定孕育一個新詩刊的地方又是在中南新邨。《中國新詩》以其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流派風格爲人矚目。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們五人，加上經常投稿的曾經畢業於西南聯大的穆旦、杜運燮、鄭敏和袁可嘉一起，結集出版了《九葉集》，後被人稱爲“九葉”詩派。

一些文學老友更是分別或作伴來中南新邨聚會，如錢鍾書夫婦、施蟄存、鄭振鐸（鄭西諦）、李健吾等先生。錢鍾書1973年有詩云：

雪壓吳淞憶舉杯，卅年存歿兩堪哀。

何時榾柮爐邊坐，共撥寒灰話劫灰。

並自注：“憶初過君家，冬至食日本火鍋，同席中有徐森玉、李玄伯、鄭西諦三先生，陳麟瑞君皆物故矣。”詩與注中可見，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在我家聚會，也就是在中南新邨。李玄伯先生也是一位學者，陳麟瑞先生是辛笛和鍾書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校友、柳亞子先生的女婿，於1968年3月在北京去世。

在清華，錢鍾書比辛笛高兩班，交往不多，在法國巴黎街頭偶遇曾有過點頭之交；上海孤島時期，錢鍾書夫婦回滬探親，太平洋事變後被困在淪陷的上海，他們當時所住之處離中南新邨比較近，交往也就頻繁起來。夏天的夜晚，錢鍾書和楊絳出來散步，有時也會走到霞飛路中南新邨辛笛家坐坐。鍾書是很健談的人，博聞強記，聽他古今中外各類話題聊天，聽者可以不出一聲，全由他一人說，幽默、諷刺、俏皮，豐富多彩的比喻，入木三分的形容，對聽者是一種享受，讓人開懷大笑，又能回味思索。楊絳先生則在一旁笑眯眯地聽着，眼裏流露着會心欣賞的神情。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爲父親主編《20世紀中國新詩鑑賞辭典》去拜訪施蟄存先生，希望他寫一篇評析老友戴望舒詩歌的文章，他拿着助聽器聽完陪着我去拜訪他的高足陳文華老師介紹我後，高聲地說：“哎呀呀，怎麼沒人告訴我王辛笛的女兒在我們中文系呢！”然後立刻說起：“上世紀四十年代我到你們家去過，你家住在中南新邨，幾個文化界的朋友到你家喫飯——”他停頓了一下，然後面露微笑地讚美道，“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極好！極好！”（爲滿足老人的回憶，我後來特地到家附近的凱司令買了10元一隻的栗子粉蛋糕再次去施先生家，送給老人品嚐。）他還清楚地記得，飯後得到父親贈送的詩集《手掌集》。出得門來，一位友人左手拿着《手掌集》，一邊看着封面的手掌上有花，一邊伸出右手，說：“辛笛的這隻手捧着花，另一隻手捧着錢，卻沒有印出來。”施先生伸出手掌，模仿友人的動作，併爲此憤憤不平，說：“這樣講話太促狹，爲人太促狹——剛剛喫了人家的飯，還拿了人家送的書，就這樣講人家，不作興的！”當時父親在金城銀行工作，後任信託部經理，經濟狀況較佳，人又好客，常在中南新邨的家裏招待友朋，所以在友人中有“小孟嘗君”之稱。

李健吾在回憶上世紀四十年代創辦《文藝復興》時也提到：“倡議創辦《文藝復興》這份上海方面出的唯一大型文藝刊物，也是中國當時唯一的大型刊物是鄭振鐸先生。他的老太太經常做福建菜給客人們喫，還有辛笛先生家的揚州菜，特別是揚州湯包，到現在想起來，舌根還有留香之味。”當時父親通過金城銀行貸款給文化文學刊物，除《文藝復興》外，還對被稱爲國統區三大民主刊物之二——柯靈、唐弢主編的《週報》、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曹辛之主持的星羣出版公司、森林出版社，以及上海出版公司、開明書店等多有資助或貸款幫助。

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中南新邨21號就像一個民間文化聚會點，彙集了一批熱愛文化文學事業的志同道合者。

寫作聊天之屋

抗戰勝利後，銀夢在死葉上覆蘇，父親又拿起了詩筆，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中南新邨21號有一間他的書房，在那裏他寫下“手掌篇”中的詩篇，並整理了以往的詩作，在1947年底交稿，於1948年1月《手掌集》由星羣出版公司出版，第一部分收入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與弟弟辛谷合出的《珠貝集》中他的篇章，題爲“珠貝篇”，第二部分收入他留學英國、旅行法國所抒寫的“異域篇”，第三部分即爲“手掌篇”，總體詩集名爲《手掌集》，被看作是他的代表作。

辛笛代表作詩集《手掌集》(二版）封面

《大公報》資深記者潘際坰先生深知父親對歐美書籍瞭解甚多，且從國外帶回不少書籍，或對歐美新書的出版多有關注，所以意在《大公報》“出版界”版面開設專欄“夜讀書記”，請父親執筆寫作。到底是老朋友，潘際坰知道父親有拖拉的毛病，所以專欄文章應刊出之前好幾日，就提早派人到中南新邨21號，坐等拿文稿。每次來人坐在樓下，母親急在心裏，但仍熱情招呼客人，陪着聊天，父親則在樓上奮筆疾書，心無旁騖，倒是趕出一篇篇文章，從1946年底至1948年發表的十餘篇書評，最後結集爲《夜讀書記》，由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1月出版。

卞之琳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父親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他倆是在靳以、巴金兩位先生租住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編輯《文學季刊》時相識的。當年卞之琳編的《水星》雜誌，也刊發過父親的詩作。1946年卞之琳途經上海，在我家中南新邨的書房小住，11月6日他完成了所譯紀德作品《窄門》的“序”；同日還寫下“序後附記”，講述他花費9年時間翻譯此書的艱辛過程：

這部譯稿於一九三七年夏天開始於雁蕩山中，最後一小部分於八月間完成於上海炮聲中，於李健吾先生家裏，嗣後曾帶到過成都和昆明，寄到過桂林，錯誤百出的印成過書，今在滯滬途中，上星期校畢於北郊周煦良先生家中，此刻成序於西區王辛笛先生家中。譯的時候我借用戴望舒先生原書，如今校的時候還是借用了他的那本。九年過眼，萬里縈懷，我拿出這本稿子去對任何種牽涉都無限感激。

我在“文革”後抄家發還的舊書中看到這本《窄門》，讀到序和序後附記，感到很親切，儘管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母親還記得卞先生住在我們家二層後樓的書房裏，白天父親去銀行上班，他則伏案寫作，有時寫累了，會到前樓來坐坐，在一旁看看母親照料五個多月大的三女兒。平時他言語不多，但真聊起來也能滔滔不絕。他和母親談起在浙江山裏（不知是否“序後附記”中提到的雁蕩山）的奇遇。有一天散步時看到路邊一隻小貓，就撿回去餵養，小貓日長夜大，他心生疑竇，有山裏人來串門，一看驚呼道：“這是一隻小老虎呢！”嚇得他趕快放虎歸山。晚上父親下班回來，常和他在書房裏聊天，談到興頭上，他打開一隻小箱子，取出珍藏的手抄詩卷，字跡娟秀工整，是一位女士所寫，父親也就知道了老友的情感祕密。

鄭振鐸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更是中南新邨的一位常客。他和父親的交誼是亦師亦友的關係。父親早在南開中學時代就讀過他編譯的《文學大綱》，翻閱之餘興味盎然。在清華大學外文系就讀期間常見鄭先生從燕京到清華來兼課，就去中文系旁聽他的《中國文學史》和《宋元戲曲》等課程。待父親從英國留學回來在上海又與他相遇，他在暨南大學主持教務，邀父親去文學院教書，他倆開始熟悉起來。抗戰期間振鐸與外公冒險收集保存古籍版本，父親與他有了更多的聯繫。他爲躲避敵僞的注意，隻身租住在高郵路上一幢小樓的二層，屋裏到處都是書，入內幾乎沒有下腳之處。他的住地離中南新邨極近，僅有一二街之隔。他倆有共同的愛好，愛逛中西舊書肆，有許多共同語言，日益結下書籍之因緣。兩人各自每每有新發現，總會互相告知遇書之樂，大多在中南新邨的書房談至深夜，母親則會準備一些茶點給他們宵夜。待到告辭時，父親送他過街回家，兩人仍有談不完的話，他又會掉轉身來送父親。抗戰勝利前夕，市內入夜防空，每家都以黑布嚴嚴地遮掩窗戶，以防燈光外泄，避免敵機騷擾。他倆乾脆滅燈對坐夜談，還發明瞭用燒杯就酒精燈煮咖啡的辦法，在跳躍的微明螢火下，只見牆上身影晃動，頗感苦味回甘之趣。

友人避難之所

中南新邨21號還是友人躲避災難的暫居之所。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國民黨上海司令部陳大慶上臺任新司令，大肆追捕進步人士和地下黨員，查封進步刊物，如《詩創造》和《中國新詩》就遭遇這樣的結果，曹辛之家被抄，幸虧他當時不在家，後避走香港；唐湜也因在辛之家外被人告知情況而趕快離去；辛之夫人還儘快通知了臧克家。臧克家與父親也是因詩結識，儘管他們的詩風各異，詩學觀點不完全相同，但不妨礙他們之間的詩誼。臧克家得知情況後在朋友之間東躲西藏，也到我們中南新邨家裏住過兩三天，對這段往事他始終銘記在心。1949年7月父親隨上海代表團到北平參加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臧克家在父親的紀念冊裏留言道：

我忘不了在上海的那一段時光，彼此靠得很近，可以說心貼着心。我忘不了，在你的辦公桌旁邊，吸着紙菸談詩，詩味像煙味一樣的香。我忘不了，在苦難中，你給我的偉大友情，你把自己的家分出一角來，做我的避難所，我忘不了得到你的幫助，我才能魚歸大海，謝謝你給予我的這一切：今後，也決不會忘記我們的友情。

辛笛兄

克家

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於北平

確實，他沒有食言。後來他在《長夜漫漫終有明》一文中再次回憶道：

頭一天先到韓易田同志住處。他在貿易公司工作，沒人注意，我就在會客室裏坐着，捱到下午五點，就到金城銀行王辛笛同志處，坐他的汽車，一同到他家去。辛笛是詩人，爲人敦厚，對朋友熱情，我到上海以後才和他訂交，過從較多。他在這家銀行信託部任副經理，家住一棟小樓。去前，他先囑咐：我對家裏人說你是我的老朋友，從北方來，接到家中住幾天，你不要說出真姓名。

到了辛笛的家，受到熱情招待，在這患難時刻，心裏特別感激。住了兩三晚上，看見辛笛翻動抽屜，撕裂信件，我心裏感到不安，決心換個地方。我又轉移到和我家住在同一巷子裏的健吾家中。

……

形勢逼人，上海不讓我苟安下去了。我找白塵同志商量，決定去香港。他開了個條子叫我到一家銀行去找一位女同志取七百元“金圓券”作路費，又把盛舜同志在香港照相館的地址告訴了我，我深深地牢記在心上。他說，找到盛舜就可以找以羣了。辛笛知道我要走，慷慨贈我兩千元“金圓券”，白塵開的七百元，我沒去取。

其時父親也發現被人跟蹤，爲防不測，在家裏將一些可能會引起麻煩的信件刊物處理掉；後來考慮到家人的安全，就讓母親和保姆帶着我們四個孩子去香港暫避一段時間。

臧克家先生是位不忘舊情的人。“文革”後，我哥出差到北京，遵照父親的叮囑，去看望他的一些老朋友。到了臧克家的家裏，他聽聞是辛笛的兒子來看望他，高興至極，立刻就談起在我們家避難的情景，而我們從未聽父親談起過這事，我哥很驚訝。臧克家堅持要留哥在家喫飯，一定請他坐上座，並開茅臺酒熱情款待，讓哥既感動又不安。

臧克家在第一次文代會紀念冊上留言

還有一位在中南新邨我們家避過難的是盛澄華先生。他是父親清華大學的摯友，上世紀三十年代到法國巴黎留學，不讀學位，只專門研究法國大作家紀德，並可就近請教。抗戰時期回國到西北聯合大學教書，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在復旦大學任教，他爲當時進步的學生被軍警逮捕而仗義執言，還領頭倡議罷教，得到廣泛響應，第二天師生罷教罷課，接受報刊採訪，發表聲明，最終迫使當局釋放被捕學生。他由此也引人注目，在校內外均受到壓力，他就到我們家來避住了一段時日，閒暇時候和父親回憶大學、留學時的往事，談及研究法國大作家紀德的心得和回國在西北教書的情景。不久他接到母校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聘書，舉家搬到了北平。教書之餘他整理了有關紀德的書稿，題名爲《紀德研究》，由父親推薦給了上海森林出版社，於1948年12月出版。他在出版前記中特提到“這書出版，友人中得助於辛笛兄的地方最多”。

中南新邨的鄰居

曾在山東泰安任教的子張先生（現任教於杭州高校）收藏有一本父親題款“高君湘先生夫人存念”的《夜讀書記》，是在學校圖書館處理舊書時購得。他們學校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因教學需要，從上海、南京選購了數百冊現代文學原版書，這本《夜讀書記》封底有紫色的上海舊書店章印，售價：0.5元，系1948年的初版本。2000年子張曾來上海看望我父親，拿出這本書詢問其漂流過程中可能有的傳奇故事。

確實，這本書又是與中南新邨有關。受贈者是我們的鄰居，居住在22號。高君湘先生早年留學美國，是上海的大律師。他的兒子高錕曾在家附近的世界小學讀書。他家裏院內有一架鞦韆，待高錕長大些後，高老先生就將鞦韆送給我們家，豎在我家的院子裏，成爲哥姐們童年時代蕩向半空的夢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他們舉家遷居香港時，這本書也就無奈地流落到舊書店了。贈書流散到舊書市場，實在是世事人事變遷之故，但給愛書人買去，重獲知音，又是寫書人的幸運。高家之子高錕先生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就開始研究光導纖維在通訊領域的運用，並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動了世界上第一條1公里長的光纖在1971年問世，第一個光纖通訊系統也在1981年啓用。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爲創建有關新學科不遺餘力。2009年76歲時，他因“開創性的研究與發展光纖通訊系統中低損耗光纖”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被譽爲“光纖之父”“光纖通訊之父”，我們今天使用互聯網、電腦、手機等其實都與光纖有關。

辛笛贈高君湘《夜讀書記》的封面

辛笛題贈高君湘《夜讀書記》的扉頁

父親曾經回憶起，高老先生還與浙江硤石徐家相識，徐志摩的兒子徐歡（積鍇）伉儷到高家拜訪時，父親正好看到了他們，他長得很清秀，妻子也俊俏。見到他，父親就想起自己年輕時讀徐志摩的詩文，“濃得化不開”的感覺油然而生。

還有一家相熟的世交也住在中南新邨，即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老先生的女兒周芳遠女士和女婿劉宅仁先生。德國留學歸來的劉先生當時在同濟大學土木系水利部任教。1952年全國一邊倒學習蘇聯，院校合併，他被調往南京，入新建的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任教授，隨後全家一起搬去了南京。開初他們有時趁節假日還會從南京來上海中南新邨小住，最後房子不得不賣掉了。

晚年的辛笛

結語：

1949年前時局日益緊張，夜間常有大搜捕。有一段時間父親連白天都已不能去銀行辦公，因爲有人監視。晚上更不敢住到家裏，就在不同的親友家暫住度日。正好銀行有業務派他到香港，對他來說，正是躲避當局注意並與家人團聚的好機會。原本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希望父親留在香港分行任職，但父親覺得自己不懂廣東話，語言上的障礙會影響工作，更因爲他覺得新生活在等着他，他不能失信於銀行地下黨員關照“一定要回上海”的囑咐和自己的承諾。在香港飛往上海的航班即將停航之際，父親和友人買到最後一班飛機票，偌大的機艙裏僅有他們兩名乘客，他回到了上海。

中南新邨的房子最終被賣掉了。老友潘際坰回憶道：“上海剛解放時，我還住在四川北路，有一天聽得辛笛在樓下大聲喊我：‘際坰！際坰！’我探頭一看，他一身布制服，一輛單車，一副笑眯眯的臉龐，那景象難以忘記。”“革命勝利後，他在中南新邨的花園洋房汽車不要了，一個手藝極好的淮揚大師傅也辭退了。”和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身爲貴族卻一心想做農夫一樣，父親也一心想做無產者，只是常常被打入另冊。

在香港，母親已找到在小學教書的工作，姐姐也已是小學生了。但爲了家庭不至於兩地分居，母親煩勞《大公報》費彝民先生買到很難買的船票。由於香港到上海因戰事仍未通航，母親只得帶着我們四個孩子坐船先赴天津。在海上又遇颱風，前面的船隻因此葬身魚腹，而我們的船也顛簸得厲害，統艙裏所有的牀一下子滑到一邊，一下子又滑到另一邊，但最終倖免於難。抵津後再坐火車回上海與父親團聚。全家暫時入住曹禺先生北上之後留下的花園公寓的兩居室租房——9號39室。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天鵝閣西餐館創辦者曹國榮先生和夫人因公私合營後經濟緊縮，希望與我家對換，於是我們搬入同一弄堂的3號25室，住了半個世紀。

對晚年的父母來說，中南新邨早已是一個遙遠的記憶；對當時年僅一歲的我而言，則沒有留下任何的記憶。但在那裏發生的種種故事並沒有完全被歷史淹沒，而是在不同經歷者的回想和記錄中永遠留存下來，也成爲我撰寫這篇文章的事實依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