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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古派打着科学的幌子，对中国古史进行大肆否定。比如他们否定三皇五帝，否定尧舜禹，甚至否定东周以前的历史，将中华文明五千年直接腰斩，不仅如此，甚至连孙武、屈原等历史人物也被怀疑，被否定，荒诞无稽，莫过于此。

如果是有真凭实据，我们自然不会文过饰非，这些人是怎样否定我们历史的呢？以顾颉刚为例我们看一下：

（1）比附法

顾氏通过研究民间故事和戏剧故事发现其发展演变规律，然后将历史和典籍与之比对，只要二者相似，就判定历史是伪造的。这种方法作为考证，则主观性太强，并不适合历史的考证。

关于这个方法，顾氏自己说是通过看戏总结出来的方法，特别是通过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演变轨迹，总结出了研究古史的方法。顾氏说，研究古史就要把相关记载收集排列，从中找到其中变化的线索。问题在于故事的演变和历史的记载是完全不同的系统，二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能简单比附。

（2）有罪推定的方法

顾氏对于典籍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事先假定这些典籍是伪造的，典籍需要自证清白，才能免于被否定的命运。比如对于《古文尚书》，因为是刘歆献出的，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刘歆的清白，那么就是造假了。这种做派一般是酷吏的法子，酷吏审人不需要证据，只知道用刑，只要被审问的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犯罪，那么就是犯罪了，如此，被冤死的十之八九。这种方法用来对付典籍，被冤枉的也得十之八九。

比如对大禹的考证，就是用了这些方法，首先是从《说文解字》上对禹字的介绍，揣测大禹是条虫，然后用比附的方法，探究大禹在众多典籍里面记载的演变。

比如对于《古文尚书》仅仅因为是刘歆发现的，便认定是刘歆伪造的，这刘歆不仅伪造《尚书》的内容，而且伪造了一整套的古文字，这是不可想象的。

再比如对于《山海经》里记载了铁，便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在战国之前没有铁，实际上他们不仅论证荒唐，论据也同样荒唐。

（3）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法

顾氏在《古史辨.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中说到“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在这里可以看出，顾氏对待古书的态度是，只要他认为是伪书，就会把说里面的全部内容判定为伪。这明显是犯了一个程序性的错误，我们要判定一本书是伪书，应该对书的内容进行辨别，在考证了内容是伪造的前提下，才能判定为伪书，顾氏显然还是本末倒置了，他只要把某一本书判定为伪书，那么所有内容就都是伪造的了。

比如对于《说文解字》，因为里面有和甲骨文和籀文不吻合的地方，或者有错误的地方，就诬为伪书，认为不仅是内容伪造，文字也是伪造。这给人的感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以为，顾颉刚，以及胡适和钱玄同均没有资格判《说文解字》为伪书，要判《说文解字》的内容和文字皆为伪造，最起码应该对先秦文字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文字从商到周，从周到各个诸侯国文字的分化乃至到秦的统一的脉络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把《说文解字》放到这个整体的框架中去评价，才能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对于《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样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才能进行评价和判断。证伪绝对不是在古书中发现一两点矛盾就就可以下结论的。就好像不能因为某个人身上有那么三五个痦子就判断人家是黑人，那是非常搞笑的。

（4）简单的二分法

疑古派对史料的态度是要么真，要么伪，真者全真，伪者全伪。这种极端的态度对于辨别史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的史料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讹误，会有散失，我们要做到是认真辨别分析，而不是贴标签。

（5）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

顾颉刚在《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说“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这一点和民国时期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何其相似，这岂是科学的态度。

总之，疑古思潮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日本否定华夏文明思潮的双重影响之下出现的文化自虐行为，无论观点和方法均不代表科学。这种思潮之所以泛滥开来，是因为当时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为文化虚无主义提供了土壤。疑古派的出现只是客观上推动了这个思潮的发展，并不是创造了这个思潮，这个疑古思潮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疑古的观点不断被考古证伪，疑古的孽子孽孙们依然锲而不舍。比如疑古派怀疑孙武这个人不存在，或者和孙膑是同一个人，所用的方法依然是有罪推定法。后来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本书，彻底否定了疑古派的臆测。疑古派认定中国是战国以后才有铁的，在河北台西遗址发现了四千年前的铁刃铜斧，否定了疑古派关于铁器的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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