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矢志以求的立言、立功、立德這‘三不朽’，在曾國藩的生平實踐中獲得了最徹底的伸張。他以自己‘學做聖人’的經歷證明，中國傳統文化雖有其無法突破的極限，但同時也具備足夠的活力和彈性，依然可以充當立身之基。這種‘中國式力量’的存在，是‘曾國藩情結’歷經百餘年卻始終不曾消散的主因。”

文/劉怡

張宏傑（潘石屹 攝）

在出版過整整五部與曾國藩有關的作品、累計超過100萬字之後，張宏傑決定爲這位晚清重臣寫一部更全面的傳記。在他看來，這既是自己多年研究瓜熟蒂落的結果，也是對中國人“曾國藩情結”的又一次剖析。

1972年出生於遼寧的張宏傑，早年學習的是經濟學，曾在銀行業工作。上世紀90年代，出版界興起的“曾國藩熱”成爲他從事歷史寫作的興趣來源，並逐步進入到專業研究領域。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他以對曾國藩經濟生活的考察作爲切口，撰寫了一篇基於微觀研究視角的論文，後來以《給曾國藩算算賬》爲題單獨出版。在隨後的三冊《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等著作中，他逐步完成了對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一個偶像”的分塊式解讀。而最終問世的這部《曾國藩傳》，則被他視爲一個階段性總結。

作爲曾國藩的推崇者，張宏傑在他的寫作對象身上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力和彈性。一位出生於湖南鄉間、早年並不曉暢兵事也不曾出洋開眼界的舊式讀書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竟能完成弭定內患、倡導洋務兩項壯業，實屬驚人。曾國藩在汲汲於事功的過程中，始終不曾放棄修身功夫，依靠內在的不懈努力，達成了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境界。自晚清以至當下，一般中國人心目中始終存在一種“曾國藩情結”。對這種根植於傳統文化的“中國式力量”的發現和追記，構成了張宏傑剖析與書寫曾國藩這位歷史人物的主線，也是他這部《曾國藩傳》的核心關切。

儘管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擔任《清史研究》雜誌編輯，張宏傑並不諱言他的寫作面向的主要仍是非專業受衆。在他的《曾國藩傳》中，時時會出現“北漂”“小金庫”等帶有當代特色的流行語；對那位晚清“聖人”生平行跡的交代，也是通過這種活潑的文風來展開。

“曾國藩情結”存在已逾百年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經提到，1990年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唐浩明著），是你本人對這位晚清名臣產生興趣的淵源之一。事實上，最近20多年裏席捲整個華人文化圈的“曾國藩熱”，主要也是發端於這部小說。但如果繼續往前回溯的話，似乎從清末開始，中國人就存在一種揮之不去的“曾國藩情結”。例如青年毛澤東就曾經評論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你是如何看待這種特殊情結的？

張宏傑：中國傳統文人矢志以求的終身目標，是立言、立功、立德這“三不朽”。而曾國藩恰恰在三個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這使得他在近代中國風雲激盪的局面中，成爲精英階層眼中的成功學典範。

晚清以來，民間流傳一種說法：整部中國歷史一共出過兩個半聖人，兩個是孔子和王陽明，半個就是曾國藩。與前人孔孟、程朱相比，曾國藩的學問或者稍遜，但他具備經世致用的能力，可以將自己篤信的學問用於指導實踐，既能傳道，又能做事，我認爲這就比二程和朱熹高出許多。在立功一事上，李鴻章一度被認爲已經超過了老師曾國藩；但在甲午之役後，李氏半生功業毀於一旦，辦理外交的實績也頗爲人所詬病。而曾國藩以一介書生，白手起家創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獲得成功，以後又成爲洋務運動的重要推手，兩項都是不世之功。不僅如此，曾國藩在早年就立下了“成聖”的志向，對自己的言論、著述相當用心。這就使一切有志於達成“三不朽”目標的近代中國精英，把這位晚清重臣當成了最鮮活也最熟悉的榜樣。“曾國藩情結”由此出現。

三聯生活週刊：曾國藩龐大的幕府班底和門生隊伍，是否也對這種情結的出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張宏傑：門生故舊對曾國藩“完人”形象的包裝和宣傳，並非出自曾氏生前的設計，但的確和他的個人作風有關。晚清名臣中，李鴻章和曾國藩同樣以“事功”著稱。但曾國藩從很早起就注重培養替手和接班人，以使自己的事業在身故之後仍能存續。而李鴻章雖然在身前獲得許多恭維，死後卻被衆人羣起而攻之，反差明顯。

在曾國藩的幕府中，以兩類人對他的形象加成作用最大。一是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等後起之秀，這些人曾經服務於他帳下，日後又成爲一方大員，繼承了曾的事功衣鉢。其中除左宗棠等少數人後來和曾國藩交惡外，大部分都感念曾國藩早年的影響，這就爲“曾國藩情結”提供了鮮活的人證。另外，曾國藩還喜愛延攬文學之士，如吳汝綸、黎庶昌等。這些幕客在他身故之後，爲他精心編纂了年譜，又替他印行文集。久而久之，“治軍理政必自曾國藩處取經”就成爲從清末到民國的一股流行風潮。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推崇曾國藩的蔡鍔還在編纂《曾胡（林翼）治兵語錄》，這部書對蔣介石的軍事生涯有着不容低估的影響。另外，毛澤東在紅軍初創時期，在訂立軍紀、推行思想政治教育時，也參考過曾國藩的經驗。這對曾的地位又是一種助推。

1868年初，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衙門會見即將代表清廷出使歐洲的原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翻拍圖）

三聯生活週刊：但從單純地推崇曾國藩到嚴肅、全面地對他的生平進行研究，其間似乎經歷過一系列波折？

張宏傑：1949年之後，曾國藩在公衆話語中的形象一度急轉直下，由“當世完人”變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代表”。在史學界普遍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性質之後，對曾國藩的定位當然也就變成了批判的對象。儘管晚年毛澤東曾經指出，“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是中國封建專制階級最後一尊政治偶像”，但他同時也定性說“其政治立場和作爲，自是站在歷史進步反面的”。這就給研究曾國藩問題劃了一道紅線。上世紀90年代，我曾經拜訪過曾氏家族的一位後人，據他說，自己在中年以前從未讀過《曾國藩家書》，家中長輩也刻意避免提及這位形象複雜的先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曾國藩變成了一個有歷史原罪的人物。

改革開放之後，對曾國藩相關史料的整理和出版限制逐漸放鬆。1986年，湖南出版界的前輩鍾叔河先生力排衆議，編輯出版了《曾國藩教子書》，使曾國藩其人得以回到大衆的視野中。但在同一時期朱東安先生撰寫的《曾國藩傳》（1985）中，依然能看到階級史觀的影響：朱先生以紮實的史料和深入的考辨對曾國藩的一生功業做了梳理，但在做結論時遵循的仍是既定立場，對人物持否定看法。這也代表當時史學界的一般態度。不過在那之後，發生了一個影響相當深遠的事件：作爲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確定的重點項目，嶽麓書社在1984～1994年陸續出版了經過點校的30冊《曾國藩全集》，隨後在1995年又一次性推出了套裝本。和同類型的文集相比，這套書的價格要便宜得多，普通研究者也可以很方便地擁有，這就爲曾國藩研究的規模化創造了可能。以這套書的出版爲契機，曾國藩的家書、信稿、日記陸續以單行本的形式不斷推出，加上參與過《全集》編輯工作的唐浩明先生撰寫的三卷本歷史小說的問世，最終造成了90年代以來席捲整個出版界的“曾國藩熱”。儘管相關主題的書籍依然存在良莠不齊的問題，但曾國藩畢竟重新成爲大衆文化的焦點。

王浩輝創作的油畫《敕治兩江》翻拍圖

“中國式力量”的潛力與侷限

三聯生活週刊：去年出版的《曾國藩傳》是你關於這位晚清重臣的第六本專著，也是涵蓋內容最廣的一本。在這本書的自序裏你提到，自己並不打算事無鉅細地回顧曾國藩一生的種種事功，而是把重點放在了對他心路歷程的剖析上，尤其是對他一生“學做聖人”的解讀。你認爲曾氏的“成聖”，與前人二程或朱熹有什麼不同？

張宏傑：傳統儒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每個人在誕生之際都是天性本善、純潔無瑕的，只是由於外部環境的浸染才漸漸變壞，所以人人都可以有“成聖”之志。只要你堅持不懈地自我磨鍊，朝着完滿的道德目標去努力，最終總能達到聖人的境界。實際上我認爲這是一個神話，它是不可能實現的。儒家又認爲，所謂“聖人”掌握了萬事萬物背後的根本真理，可以恰到好處地處理一切事情：這同樣是一種神話，是人類思維尚不成熟階段的產物。因爲把聖人的標準定得太高，對成聖的必然性又強調得過於極端，傳統中國一系列以追求成聖爲目標的名人，在精神上往往處於一種高度壓抑和痛苦的狀態，容易陷入嚴復所說的“始於作僞，終於無恥”的悖論：表面上底線設得特別高，實踐中因爲做不到，乾脆就拋棄了底線，變成徹頭徹尾的自欺欺人。

作爲在儒家倫理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傳統讀書人，曾國藩同樣在青年時代就立下了“學做聖人”之志。他這個人心眼比較實，在修身方面比同僚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但在40多歲還鄉編練湘軍之後，他過去篤信的道德信條遭遇了接二連三的挑戰：一方面，空泛的教條遠不足以應對練兵、籌餉中出現的複雜技術問題；另一方面，湖南地方官場對這位“空降”下來的京官也多有排斥，彼此格格不入。在困境中，曾國藩開始對他的道德哲學進行調整，生髮出了對“聖人”標準以及“成聖”可能性的新看法，這在當時都是相當深刻的見解。

中年以前，曾國藩和歷代儒生一樣都有着以自我爲中心的一面，自視爲忠君報國的唯一典範，認定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轉變之後，他意識到一衆同僚雖然各懷私心，但行事立身同樣不無可取之處，應當以寬容心視之，以“恕德”待之，不可將自己的修身之法輕易強加於人。另外，欲成大事，必須做出妥協。所以當他成爲一方大員之後，也請客喫飯，也送禮行賄，也建小金庫，可以說同樣有“作僞”之舉。但他畢竟不曾“終於無恥”，真正維持了外圓內方的本色。到去世爲止，曾國藩的小金庫主要拿來作爲官場應酬打點之用，不曾貪墨一分在個人享受上。和理學家的不近人情相比，這種“聖人觀”變得更有彈性、也更富於包容色彩了。

晚年曾國藩曾經有過一番由衷的感慨：沒有人能做到一輩子從生至死都是聖人；如孔子所言，“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也可”。一時能行聖人之跡，即是進入了聖人狀態，便可以稱爲“成聖”。以“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作爲自我實現的目標，同時不講求過高之理，是這位出身湖南鄉間、早年科舉落榜過七次的晚清名臣基於個人經歷總結出的“成聖”之道，其中也包含了對人性固有弱點的認知和接納。

三聯生活週刊：但晚清面臨的畢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曾國藩這套傳統的中國式道德哲學，是否足以應對層出不窮的變化呢？

張宏傑：關於這個問題，應當看到兩個方面：一是曾國藩身上體現的傳統文化在面對新挑戰時展現出的靈活性和生命力，可以稱之爲“中國式力量”，至今仍有正面價值；二是傳統文化畢竟也有它無法突破的侷限。

作爲晚清洋務重臣之一，曾國藩曾經基於他的道德哲學和實踐經驗，提出過三條質樸而有見地的意見。一是在和洋人打交道時也應當“以誠相待”、平等視之，而不是將對方當作不識禮教的蠻夷。在這一點上，他對咸豐皇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玩弄羈縻之術、拘泥於覲見禮儀之類小節的愚昧主張感到深惡痛絕。二是對外談判中，涉及國家利益之處務必據理力爭；但一旦條約締結，就必須嚴格遵守。諸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對《天津條約》先接受後又反悔的做法，就尤爲不可取。三是對外交往須爭大處，不必爭小處。1863年的阿思本艦隊事件中，曾國藩寧可蒙受財政損失，也拒不接受英方插手中國新式海軍指揮權的企圖。但在1860年《北京條約》簽署後是否接受外國使節駐京以及是否應當要求其行跪拜之禮的問題上，他就比較無所謂。

這三條意見，在今天看來不過是淺顯的常識，但在清末要加以倡導和踐行卻要冒巨大的風險。1870年天津教案交涉中，曾國藩臨危受命，力主從實查明真相，嚴懲相關當事人，以安撫洋人人心，結果引發軒然大波。一時間，朝野上下“謗誹紛紛，舉國欲殺”，都認爲是喪權辱國之舉，連曾本人也在私信中自謂“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鬱鬱而終。日後他的兒子曾紀澤告訴慈禧太后，父親這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

也是在辦理洋務的過程中，以“成聖”自期的曾國藩，日益覺察到清政府已然不可救藥。他對慈禧太后在祺祥政變之後給予自己的信任一度心存感激，但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卻發現連太后也相信洋人會“剜眼挖心”之類的荒誕謠言，並且不惜犧牲重臣來平息物議。這顯示慈禧雖然精於權術，卻完全不具備領導國家實現現代化轉型所需的知識和能力。這使得曾國藩不禁哀嘆自己已“補救無術，日暮道窮”。這位勤勉一生的人物，終究沒能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成爲儒家精神世界崩潰前夜最後的迴光返照。

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史料展上展出的曾國藩生前書信

公衆需要更優質的歷史普及著作

三聯生活週刊：自清末以來，對曾國藩的一大非議便是他以漢人之身爲滿清奔走驅策，似乎有悖於血統歸屬。您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張宏傑：這類說法，無疑是對歷史人物缺乏同情之理解。曾國藩出生於19世紀初，當時滿清入主中原已經超過150年，所謂“華夷之分”早已不是中國社會最突出和最迫切的矛盾。相反，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將對太平天國的戰爭定義爲“慰孔孟人倫之隱痛”的文化戰爭，認定自己正在從事的是“扶持名教”、“討暴虐無賴之賊”的重大事業，這本身就是儒家倫理推演出的結論，也是當時大部分漢人知識分子的共識。那一代儒生出身的漢族官僚，對滿清政權依然有着極強的認同感，這一點不能用現代民族觀念加以忖度。

正是因爲曾國藩自認爲手握“大義名分”，他在創建湘軍時，同樣是以“忠義血性”作爲號召。“忠”，自然是指忠於清朝皇帝，當時國家的合法統治者。湘軍的戰鬥力和生命力，在相當程度上便是源自這種道德憑靠。假如曾國藩一待太平天國被鎮壓，立即舉兵反清，結果很可能會和弟弟曾國荃一道變成孤家寡人，遭全天下共討之。因爲繼他們而起的漢族地方大員，無論是左宗棠、胡林翼還是李鴻章，同樣也是儒生出身，也認同儒家綱常，絕不可能起而效之。所以野史反覆渲染的曾國藩本可以取滿清皇帝而代之的情節，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根本沒有兌現的可能。對這類子虛烏有的事蹟一再津津樂道，實際上是不懂曾國藩，更不懂歷史。

三聯生活週刊：但我注意到，你的這部新作《曾國藩傳》似乎並沒有事無鉅細地去指摘和批駁每一種流言，也沒有采用典型學術著作那種逐段還原主人公生平一切事蹟的筆法，而是顯得更加口語化、更易於傳播。

張宏傑：關於歷史寫作的文風問題，我在撰寫之前五部與曾國藩有關的作品並對其進行修訂的過程中，越發感到學術語言其實可以轉換成更通俗的表達，以減少讀者尤其是非專業讀者可能遇到的障礙。今天我們的歷史寫作在許多時候走入了一個誤區，似乎認爲要追求“深度”就必須寫得讓人一眼無法看懂，其實大可不必。另外，專業研究者在從事歷史寫作時還有一個常見的誤區，就是認爲自己苦心蒐羅到了一系列案例和細節，哪一處都捨不得放棄，結果傷害了表達的流暢性，變得囉唆拖沓。

專門的學術研究和麪向公衆的歷史寫作存在很大差別，但這並不意味着前者就沒有向後者學習的地方。大衆對於既符合本來史實又易於傳播的歷史作品，始終是有需求的。在這方面，學界中人理應做出更大努力，提供更優質的產出物。

三聯生活週刊：但具體到出版界的“曾國藩熱”，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質量似乎並不能令人滿意。

張宏傑：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曾國藩熱”，總體上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書籍出版數量特別多，二是平均質量比較差。今天到任何一家書店去看，關於曾國藩的各類出版物可能有整整一兩架那麼多。但其中除去朱東安先生的《曾國藩傳》以及唐浩明先生的三卷本歷史小說等數種作品比較見功力外，大部分都是粗製濫造甚至互相抄襲的速成品。在這些作品裏，曾國藩時而被刻畫成厚黑學的代表，時而被當作庸俗成功學的範例，許多描述和附會與真實歷史完全相悖。

在這方面，歷史小說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尤其需要嚴肅看待。一方面，能獲得大衆普遍認可和接受的歷史小說一般都有結構合理、文筆優美、人物性格突出等優點；另一方面，大部分小說家畢竟沒有經過專業的史學訓練，在把握材料的真實性，包括甄別流言和陰謀論時能力存在欠缺，這就有可能對讀者帶來進一步的誤導。因爲經過剪輯和歪曲的段子，往往會比真相更易於傳播，受衆的歷史知識結構隨之也就遭受了混淆和困擾。畢竟，不是所有歷史小說家都具備托爾斯泰創作《戰爭與和平》時的功力，可以經過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實地走訪再審慎下筆。因此，具備史學專業背景的研究者，實在應當爲大衆歷史寫作和出版再多出幾分力。畢竟在我看來，把歷史作品寫得通俗好讀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相當稀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