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下層社會生存報告: 兩極結構與潛在風險｜文化縱橫

　　點擊文末“”，可訂閱《文化縱橫》2018年10月刊。

　　呂德文 /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近年來，有關富豪羣體不安、中產階級焦慮的討論引發社會普遍關注，在抱怨不滿、感慨不易的聲浪中，下層社會卻似乎成了一個失語的角落。然而，下層社會的沉默並不等於心甘情願，也不意味着絕對穩定，正如本文作者指出的，在身份制並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來自下層的政治風險就會隨之而來。今天中國的社會下層，已經不是過去的下層了，分散在多種職業羣體中，其階層處境主要取決於個人的市場能力，而不是相對穩固的身份制，但其命運卻同時受到制度和市場的影響。他們具體是由哪些羣體構成？如果給他們描畫一幅社會學肖像，那會是什麼？他們又通過哪些社會機制，來影響社會接下來的走向?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階層構成

　　當前處於階層結構下層的職業羣體大致包括如下這些（我不把處於最底層的人們，比如喪失勞動能力的低保戶包括在內）。

　　農民。在城鄉二元制度將徹底終結的背景下，這裏的農民已不是指戶籍、身份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職業意義上的農民。當前，老人、婦女已是農業生產的主力，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中年，乃至青年人因各種原因從事農業或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由於農業剩餘較少，純粹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農民很難再“發家致富”，反而容易因自然災害、價格波動以及家庭重大變故等原因陷入困境。

　　農民工。絕大多數農民工在城市出賣勞動力，他們或是私營企業的產業工人，或是低端服務業的員工，工作強度高、生活條件差，沒有多少社會保障，很難有上升空間。這是一羣數量龐大，生活境遇較差的下層羣體。

　　流動攤販。這部分羣體相當大部分來自於農民工羣體，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城市貧民（如下崗工人、殘疾人）。他們所從事的營生幾乎不需要技術、資金積累，入行門檻低，但絕大多數流動攤販是非法的，是城市管理部門的整治對象，從業風險較高。對大多數流動攤販而言，這種營生等同於“打工”，只是圖個“自由”便於照顧家庭。

　　自僱經營者。這部分羣體的境遇要比流動攤販和農民工稍好一些，基本上依靠自身和家庭的勞動力組織經營，絕大多數還有一定的技藝。出租車司機、夫妻店主、菜場小販等都屬於此類。自僱經營者有一定的積蓄，不足以在大城市立足，但通過努力可以在二三線城市立足，他們可以做到不被迫返鄉。

　　半正式行政人員。這個羣體人數相對較少，容易爲人忽視，但在當前的下層羣體中卻極爲重要。絕大多數城市基層部門都會爲轄區的城市貧民提供“公益性崗位”，比如環衛工、城管、社區管理人員、保安、輔警，通過社會招聘，一些農民工也進入了這個行業。半正式行政工作強度大、收入卻不高，有一定的勞動保障，但風險較高，社會聲譽也不好。

　　綜合而言，下層羣體所從事的職業較爲龐雜，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較差：工作強度大、工資不高、社會保障少、工作風險高，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卻很容易跌入社會最底層。

　　▍ 流動機制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社會下層構成的變化，是託了社會流動機制的福。

　　當前，階層的社會流動機制已有市場機制主導，身份制的作用大大降低，這使得下層羣體與其他階層間的流動有了更多的渠道。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改革開放前，國家通過城鄉二元結構，基本上排除了普通農民社會流動的可能；改革開放以後，原有的社會流動渠道大大拓寬，再加上新開闢的渠道，下層羣體的社會流動機會大大增加。

　　空間流動。物理空間的自由開放是社會流動的前提，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與鄉村是相互區隔的兩個空間，從鄉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動被限制在極小範圍內。改革開放後的“打工潮”，在事實上破除了城鄉之間的空間區隔，這也意味着下層羣體將與中產階層、社會上層共處一個物理空間。

　　職業流動。當前，職業已是階層劃分的主要標準。客觀上，特定的職業與獲得財富、權力和聲望的多少有直接關係，因此，職業流動是社會流動的主要表現。曾經作爲下層的農民，已不僅僅從事農業生產，其職業流動可能是橫向的，如在農民工與農民之間流動，並沒有脫離下層。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實現了階層的縱向流動。

　　空間流動和職業流動的開放，意味着社會流動機制的改變。

　　開放的社會流動機制是化解下層社會怨氣的根本手段，但同時也意味着主流社會空間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尤其是在身份制並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來自下層的政治風險就會隨之而來。

　　▍ 暴力邏輯

　　爲什麼這樣說呢？我們看一下下層社會的生存世界，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社會行動的。

　　下層社會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他們受制於現代社會的壓力計算體系，無法從各個層面設計自己的人生；較差的生活境遇，迫使他們只能專注於維持基本的生存需求。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所從事的並不是具有技術、市場優勢的職業，這注定了他們長期處於“水深齊頸”的狀況中，哪怕碰到一點挫折也可能遭遇滅頂之災。

　　以農爲生的農民，由於農業利潤較少，使得其抗風險能力較差，自然災害、市場價格波動都容易使其生活陷入困境；一旦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很容易迫使其陷入生活絕境，成爲最底層的社會救助對象。在城市小工廠打工的農民工，由於社會保障不健全、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也很難有積蓄；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或年齡過大無法從事體力勞動，就將被迫返鄉。那些在城市街頭巷尾開摩的、擺流動攤、經營小店鋪的各種職業人羣，其營生可能就是非法的，隨時都有可能被取締。

　　因此，在他們的壓力計算體系中，最重要的是維持生計，而非謀求更爲舒適的生活，更不用說獲取較爲平等的政治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其行爲邏輯天然具有保守性，只要能有基本的營生條件，他們就容易安於現狀；但是，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由權力所掌控的再分配資源又無法惠及他們時，他們則可能破釜沉舟，衝擊既有的社會秩序。

　　當下層羣體從村莊、單位制中流動出來時，每個個體都被淹沒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他們之間很難形成明確的階層意識。長期以來，村落共同體和單位制的核心機制是庇護主義的，因此，從這裏產生的觀念並不具有改造公共政治的動力。當農民工、下崗工人、流動攤販等從不同的村莊、單位流入城市時，他們所秉持的仍然是庇護主義的意識形態，盡力將自己納入親人、同鄉、朋友等構成的社會網絡中。這種通過私人關係形成的庇護網絡，並不具備組織能力，也沒有超越特定羣體的階層意識，因此，即便是事實上存在集體行動，也很難說具有公共性。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下層就不會去影響公共政治。只不過，影響的方式和中、上階層不一樣而已。

　　在個體面前，政府過於強大，沒有哪一個處於下層的人會主動挑戰政府權力，“下層政治”的基本面是逃避而非抗爭。問題是，一旦政府過於漠視“下層”，他們唯一的討價還價方式是暴力。最近十多年來，在城市治理、徵地拆遷等領域不斷髮生的暴力事件，包括在信訪治理中暴力化傾向不斷加強，表明暴力已經成爲社會議價系統的一部分。由此，當下層與政府打交道時，即便雙方都不願意製造惡性事件，也傾向於通過暴力脅迫對方。

　　當暴力成爲社會議價系統的重要砝碼時，社會運行機制隨之改變。

　　▍怎麼辦？

　　在改革開放前的階層結構中，階層之間的等級秩序是通過空間區隔來實現的，這便是城鄉二元結構。但社會演化到現在，階層結構已不再建立在空間區隔的基礎上。大家已經直接暴露在對方的面前。

　　這個時候，該如何對待下層？

　　我想說，當前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以及城鄉統籌政策，可能沒有注意到，將有限的資源用於投資，並鼓勵農民，包括農民工將有限的剩餘用於城市買房定居，表面上看是進一步讓城市和農村一體化，卻有可能在固化下層結構。因爲，當前下層羣體是基於職業選擇，只要其仍然從事高風險、低收益的職業，哪怕真正實現了城市定居，也仍是下層。

　　就是說，國家應該提升社會下層在制度中的地位，在國民權利、公共服務上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從而提升下層社會在市場中的地位，從而，不再是在同一個社會空間中，維持下層人數越來越龐大的剛性階層結構，而是最大限度地提升下層，至少改善他們的階層處境。

　　完善再分配體系的關鍵還要讓下層有出路。給下層出路不僅僅是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生活失敗者不至於陷入絕境，還要保障階層流動的暢通。因此，在社會政策的制定上，應該避免把下層固定在特定的城市空間。比如，應當採取措施避免保障房、公租房、城中村、棚戶區等下層甚至底層聚居地成爲城市邊緣空間。

　　本文原載《南風窗》2014年第18期，原標題爲“下層社會是如何生存的”。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文化縱橫

　　打賞不設上限，支持文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