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十字交汇处,是江南运河的起点,也是中国大运河史上最早开凿的河段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2000多年来古运河孕育、滋养、造就了镇江,使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交通重镇和文化名城。

镇江兴,兴之于运河;而运河兴,则兴之于航运、水利。大运河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经典的治水史。古代大运河治水有“九牛二虎一鸡”的传说,即铸造“九牛二虎一只鸡”的雕塑,放在大堤水势要冲,以祈镇水,虽然这只是古代人们对治理运河的一种美好期盼,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治理运河的艰难。而在运河发展进程中能真正起到利航运、兴水利作用的正是由镇江人首创并沿用至今的“埭”。所谓“埭”,即是今日船闸的雏形。《晋书·谢安传》中注解:“埭”即是拦水之土坝,多设于江河水流湍急,沿路险阻之处,多用牛或人力助船通过。可见“埭”是最原始的助航设施,后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拓展了水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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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埭”治水

古运河历史上最早提出以“埭”治水的理念源于镇江。

镇江运河地处丘陵地带,其中苏南运河丹徒辛丰泰山湾段地面标高33.6米(吴淞标高),素有“江南运河屋脊”之称。丹阳以北多为丘陵岗地,丹阳以南则是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地面标高仅为7—10米,整个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清早期画圣王石谷所绘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舟次丹徒道》中生动直观地展示了镇江丹徒运河穿梭于山林峡谷之间的壮美景色。

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公元前210年,始皇帝三十七年南巡时,命3000名囚徒开凿镇江至丹阳的丹徒水道运送人马物资,从丹徒口(今老丹徒镇东)入曲阿(今丹阳),从而形成了江南运河的雏形。由于当时镇江北临长江入海口,历史上著名的广陵潮较今天的浙江钱塘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正常开凿丹徒水道,则河道势必水流湍急,不利行船,因此,秦代丹徒水道采用了曲折开挖的方式,利用丘陵地势形成多处湾道,逐步消除潮水落差的影响,确保船舶安全航行。秦代这种“三湾抵一埭”的开河理念正是古代运河建“埭”利航的基础,对以后大运河航运、水利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至今都有它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埭”始建于镇江。三国时期东吴定都建邺(今南京),为保持都城与经济中心太湖流域的航运通畅,避开丹徒水道长江入海口的风险航道。唐《建康实录》中记载:公元245年,东吴赤乌八年,孙权“使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建上、下埭,通会市,作邸阁……其渎在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今句容春城),下七埭入江宁县(今南京),于是东郡船舰不复行京江矣。”破岗渎上的“埭”是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埭,其梯级的布局形式还是现今苏北大运河梯级船闸的鼻祖,它比东晋时期谢安所建的邵伯埭早了近一百年,充分展示了当时镇江河工技术的巨大成就。

江南运河最早建造的“埭”同样出于镇江。南宋嘉定年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景物》中记载:“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公元317年,东晋车骑将军司马裒所建的丁卯埭,不但解决了当时古丹徒水道淤浅干涸,难以航运的矛盾,还保证了徒阳运河正常的水位标准,以利农田灌溉,这是记之于文献中江南运河最早的“埭”。自三国后期吴后主孙皓立埭蓄水、开湖济运起,“埭”已从原有单一的助航功能逐步拓展成为集航运、水利于一身的复合水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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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的演变

隋唐时期,大运河以洛阳、长安为中心,北达通州,南接杭州,逐步形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江南河全线贯通使太湖流域丰富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特产源源运往北方,但是由于当时镇江长江入海口东移至海安以下,潮水大大减弱,江南运河枯水期水源严重不足。因此,在江南运河丹阳段首个由“埭”演变而来的堰闸“练湖”(建于304—306年,早于西兴堰180余年)应运而生,它能在长江丰水期充分蓄水,以补充运河水源,调节运河水量,不仅起到了调蓄山洪的作用,确保了枯水期运河水位足够船舶航行,还保证了丹阳以南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田灌溉。据《中国大运河史》记载的数据,大运河的运输量在中唐时已占全国运输总量的25%。

到宋朝时,长江江岸继续向南淤涨,镇江历史上比现代钱江潮有过之无不及的“广陵潮”已完全消失,长江河口已东移至海陵(今泰州)。江南运河的水源更加枯竭,“护阐置堰”成为当时漕运之根本。公元1067年,宋治平四年正式修建京口闸,至1100年建成,闸室南端为埭埔,北端为闸,可以引潮和通船。

在此期间,镇江对江口和沿线堰闸均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和完善,开凿了小京口(今平政桥)为入江口门,从而使江南运河在镇江形成了多口入江的格局。为保障江南运河航运畅通,镇江先后修建了吕城堰、丹徒闸、越河口闸,南宋嘉定年间修建的吕城中闸已经是复杂的三门两室多级船闸结构,代表了当时运河水工建筑的最高水平。而在水利方面,经过反复修缮的丹阳练湖堰闸,其蓄水、灌溉、防洪等综合作用日益突显。南宋末年,经镇江中转都城临安(今杭州)的漕粮占全国的68%,镇江逐步成为全国粮食的仓储、转运中心和南北货物集散中心。北宋时镇江已经成为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政治、军事、贸易、港口城市。

元世祖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将隋炀帝开凿的古运河改道拉直,形成了北起北京、南至余杭的京杭大运河。为巩固和强化镇江水运枢纽的地位,仅元朝就疏浚丹徒运河七次,其中全线大规模疏浚六次,疏浚练湖堰五次,复建了京口闸、丹徒口横闸和越河口闸。镇江的港口、漕运、商贸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漕运制度更加自由。京杭大运河镇江段形成了有“江南木业鼻祖”之称的鲇鱼套木材集散地,形成了长江下游最大的桐油市场,还成了仅次于上海的江南大米市。为确保当时京口闸至丹徒老运河口19.6公里的镇江古运河航道畅通,在今南水桥附近还修建了南水关石闸,并在丹徒老运河口修建了青龙港石闸。据记载,由于练湖闸开湖济运,清道光十五年3月22日一天就过往漕船1026艘,镇江港口经济发展到达顶峰。晚清著名诗人查慎行记录了镇江漕运的兴旺景象——“舳舻传栗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 03

“江南第一闸”再展新姿

建国初期,大运河镇江段仍然沿用原镇江市区古运河16.69公里运河航道,虽经1955年至1960年的清障疏浚,仍然不够船舶航行标准,至今只保留平政桥至塔山桥5.12公里市区古运河景观带,其他航段已全部废止。而50年代中后期新建的谏壁节制闸(2014年复建)、九曲河闸(2016年复建)和1975年新建的谏壁抽水站形成了镇江运河“三位一体”的水利设施,至今确保了京杭大运河苏南段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

改革开放后,1976年2月至1980年新建的谏壁船闸,新辟谏壁越河口入江航段2.5公里与苏南运河衔接,并于1999年6月至2001年底扩建为谏壁复线船闸。建成的谏壁复线船闸年设计通过量达4433万吨,一、二线船闸闸室长度均为230米,一线闸闸室宽度为20米,二线闸闸室宽度为23米。谏壁船闸北临长江,南接京杭运河苏南段,是苏南运河唯一直达通江的口门船闸,常年通航的船舶遍布全国十余个省市,被誉为“江南第一闸”。

1990年2月至1997年9月,苏南运河镇江段航道整治工程竣工,苏南运河镇江段定级为国家内河四级航道。2007年6月至2017年苏南运河镇江段“四改三整治工程”全面竣工,北起镇江谏壁口门,南至常州荷园里,42.6公里的苏南运河镇江段正式升级为国家内河三级航道。该航道口宽90米,桥梁净高7米,常年枯水期水位不低于3.2米,可通行千吨级顶推驳船。

“江南第一闸”的兴建和镇江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让苏南运河镇江段重新焕发新的生机。谏壁口门平均每日通过船闸的船舶达600余艘,自2006年始船舶货物通过量连续十余年超亿吨,2017年船舶货物通过量已达1.5亿吨,相当于沪宁铁路的单线货运量的近4倍。

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镇江贯彻落实指示精神,加大力度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切实做好大运河保护和文化传承工作,努力把镇江大运河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走廊。

展望未来,作为运河航运、水利文化的“活态遗产”——镇江“埭”势必将在镇江新时代的经济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来源:中国水运报

作者:章昆仑 锁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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