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专题 | 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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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教授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特约主持人: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人弁言: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

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

作者简介：

鲁西奇，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专长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出版《区域历史地理：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11）、《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文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专著九种，《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社区与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等译著三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研究成果曾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入选首批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2004年度）。

在研科研项目：

1. “中国历史上的滨海地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26。

摘要

汉代乡廷有固定治所，乡啬夫或有秩常驻于乡廷治事。乡司得审理普通民事诉讼案件。游徼当按部（分地域）设置，并非按乡设置，亦非乡啬夫或有秩之佐贰。里父老是役职，定制每里当有十名父老，轮流执役，与里正一起征发赋役，共同维护里中治安。里正治事与里父老议事之所，称为“里治中”。乡、里属于籍帐赋役系统，亭、丘属于治安系统，二者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

关键词: 乡里制;汉代;简牍

关于汉代的乡里制度，自严耕望、王毓铨先生以来，已有诸多研究，亦已形成若干共识:（1）汉代沿用秦制，于城邑及交通要害处置有亭，亭置长、佐、候、求盗、亭父等亭吏，隶属县尉，主求捕盗贼。（2）乡是县以下重要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位，置有秩（或啬夫）、三老、游徼等，各有所掌:有秩（或啬夫），为一乡之长;或亦有乡佐，为有秩（啬夫）的副手，而专掌赋税;三老掌一乡之教化;游徼掌一乡治安。（3）里是最基本的管理单元，每里一百户;里有里魁，或称里正，又有父老、祭尊等。（4）伍是最基层的居民编排单位，五家编为一伍，各置有长，亦称为伍老。 ① 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如乡廷的驻地，乡司与游儌、亭长之间的关系，里父老的性质与“里治中”的意指，以及乡、里与亭、丘间的关系等。本文即围绕上述四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汉代的乡廷

《续汉书·百官志》述乡置有秩、三老、游徼三职，各有所掌: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乡有秩或啬夫治事之所（衙署），得称为“乡廷”。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

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案户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数，盈十日，皆罚金四两;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乡部啬夫、吏主及案户者弗得，罚金各一两。

吏、令史，当是指县中的吏与令史，他们在八月案比时被分发到各乡，汇合乡有秩或啬夫一起案比户口，案比之后的户籍的原始记录即留在乡廷。吏主，当即主吏，即主持其事的吏。正、典，释文注释称:“里正、田典”。其下文称: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令若丞印，啬夫发，即襍治为;臧府已，辄复缄闭封臧。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其或为诈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官恒先计雠，□籍□不相（?）复者，系劾论之。

则知八月案比之后形成的诸种户籍、地籍等籍簿，都要送呈县廷。在县廷有专门收藏这些籍簿的机构，盖以每个乡为单位，其所有的籍簿别为一“府”，府下盖按诸里，分别箧匣。收藏好之后，就盖上县令或丞的印，封闭，不得擅自开视。

乡啬夫（或有秩）在乡廷上班。《后汉书·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

郑玄在本县做乡啬夫，要到乡廷去值班。休假回到高密县城，才能诣学官。郑玄做啬夫的乡廷，显然不在高密县城里。《汉书·朱邑传》:

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及死，其子莽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朱邑少时为舒县桐乡啬夫，死葬桐乡西郭外，则知桐乡驻地有“郭”，而朱邑为啬夫时住在桐乡郭内。《汉书·黄霸传》记黄霸为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颜师古注:“邮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乡官者，乡所治处也。”乡官与邮亭并列，显然是指衙署。

有秩、啬夫职司听讼，其审理一般案件即在乡廷。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

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而远其县廷者，皆得告所在乡，乡官谨听，书其告，上县道官。廷士吏亦得听告。

告诉与自告可以去县廷，也可以去所在的乡。乡官接到告诉或自告之后，要书面记录下来，上呈给县、道之官。

乡啬夫（有秩）即有审理诉讼之权，乡廷遂得设有监狱。《汉书·刑法志》云:“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桀务私，奸不辄得，狱豻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注曰:“乡亭之狱曰豻。”则知汉时乡、亭皆置有狱。

汉时乡廷有固定治所，于《续汉书·郡国志》及刘昭补注所记诸乡聚之名，亦可见出。据《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雒阳县有士乡聚，刘昭补注云:“冯异斩武勃地。”士乡聚显然就是士乡乡廷的驻地。雒阳县又有圉乡，注云:“《左传》昭二十二年单氏‘伐东圉'，杜预曰:县东南有圉乡。”圉乡在雒阳县东南境，《郡国志》所记之圉乡当是指圉乡的驻地。河南县有蒯亭，注云:“《左传》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晋地道记》曰:‘在县西南，有蒯亭。'”蒯乡驻地置有亭，称为蒯亭，与里耶秦简所见贰春乡置有贰春亭相同。河内郡轵县有原乡，注云:“《左传》曰王与郑原，杜预曰沁水西北有原城。”则知原乡驻地有城，即称为原城。朝歌县南有宁乡，注云:“《史记》无忌说魏安僖王曰‘通韩上党于共宁'，徐广曰宁乡。《左传》曰:襄二十三年‘救晋，次雍榆'，杜预曰县东有雍城是也。”则知宁乡驻在雍城。河东郡皮氏县有耿乡，注云:“《左传》闵元年晋灭耿，杜预曰县东南有耿乡。《博物记》曰有耿城。”也说明耿乡治于耿城。此类例证甚多，不具举。

常驻于乡廷治事的，大约主要是乡啬夫（有秩）。乡游徼当由县中派出，分部（地域）巡视检查，并不常驻于乡廷。乡三老并非吏职，严耕望先生证之已明，故乡三老平时当居于村落之中，未必要常驻乡廷治事。谢承《后汉书》卷四:“吴祐迁胶东相，民有词讼，先令三老以孝悌喻解，祐身至闾里和之，吏民不忍欺。” 则三老与“民”同居于闾里。

二、乡司、游徼、亭长间的关系

游徼之职，不见于秦，睡虎地秦简与里耶秦简中均未得见，当为汉代所新置者。据上引《续汉书·百官志》，游徼似按乡设置，即每乡置有一个游徼。然汉代文献中又甚少见到乡游徼，而多见有部游徼。《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永兴二年，154年）所见之“游徼”以“南部”为称，当是“部游徼”。甘肃武威磨咀子十八号汉墓所出《王杖十简》亦见有“部游徼”。严耕望先生尝考汉世诸县置有游徼，曾举出数例，多称为“县游徼”。那么，乡游徼、部游徼与县游徼三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严先生曾胪列《堂邑令费凤碑》《中部碑》《苍颉庙碑侧》及《嘉祥武宅山县令导从图刻像》所见之“门下游徼”，认为县游徼犹郡府门下督盗贼，职近贼曹，秩不及百石，隶属功曹。严先生注意到“碑传所见游徼，其中或有出部者”，然未加讨论，仅谓“惟同是县吏，故统称县职欤？”考门下游徼，当居于县中，常跟从县令。《后汉书·独行列传·王忳传》记王忳任郿县令，至斄亭，有女鬼诉其家十余口为亭长所杀，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王忳“召游徼诘问，具服罪。”则此门下游徼即跟从县令王忳出巡者。《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这里的“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主簿、主记），当如陈直先生所释，“在属吏中应成为另一系统之政权组织，出则导车从，入则参机要，为最亲信之僚属”;“门下等于吏属中之内廷，诸曹等于吏属中之外廷。”然则，门下游徼即属于县廷之“内廷”;县游徼则属之“外廷”，县游徼中出部巡徼者，得称为“部游徼”。严耕望先生说:“乡游徼实即县职之分部于诸乡者，属功曹。”严先生又谓乡游徼之职掌，全与县门下游徼相同。又引翼奉曰:“游徼亭长，外部吏，皆属功曹。”然则，所谓乡游徼、部游徼实际上都是由县廷派出的游徼，分部巡徼即称为“部游徼”，按乡巡徼即为“乡游徼”。因此，游徼乃是县吏，奉派分部或分乡游徼，即成为部游徼或乡游徼。游徼当驻于县中，奉派方巡行诸乡或各部（多以方位划分各部）。在乡而言，游徼并非常设之吏，并不常驻于乡廷之中。

东海尹湾汉墓所出《东海郡吏员簿》所记东海郡各县吏员设置情况，为我们认识游徼与乡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资料。由表1可以见出，各县所设游徼与乡之间并无对应关系，海西、下邳、郯、兰陵、朐、襄贲、戚、费、即丘、厚丘、利成、況其、开阳、缯、司吾、临沂、合乡、昌虑、兰旗、容丘、南城、阴平等县所设游徼数均小于乡数，多为两三个乡设置一个游徼。承、东安、建陵、山乡、武阳、都平、敔乡、建乡、干乡、建阳、都阳等十一个县或侯国，只有一个乡，亦只设有一个游徼。但在这种情况下，游徼当兼具门下游徼、县境徼巡的诸种责任，并非按乡设置的游徼。平曲县仅有一乡，却设置了两个游徼，其一当为门下游徼，另一则当主县境徼巡。所以，各县游徼，大抵包括一名门下游徼（随从县令长，在一县只有一名游徼的情况下，此游徼亦具门下游徼之责）及分部巡察的部游徼，真正按乡设置的游徼则非常少见。

除游徼外，亭长亦主治安。《续汉书·百官志》: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

都尉，即郡国都尉，其职守是“典兵禁，备盗贼。”然东汉建武六年已省去郡国都尉（偶或有事即置），故此处所谓“承望都尉”，当是指西汉制度。志称亭长“承望都尉”，当直属县尉。《续汉书·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案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注引《汉官仪》曰:

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

又引《风俗通》曰:

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亭吏旧名负弩，改为长，或谓亭父。

是知汉时亭长属县尉，与游徼（属功曹）一样，皆主治安，然亭长（负弩、亭父）、亭候常驻于亭中，与游徼分巡乡、部不同;亭下又设有邮（当即沿袭秦简所见的“敦”而来，盖在和平年代兼掌邮传，改称为“邮”），亦以“司奸盗”为主要职责。

据表1，亭长的设置，与游徼部、乡之间，也没有对应关系。盖乡、游徼部、亭三者，乃为平行的关系，互不隶属。亭长的数量远高于游徼数与乡数，说明亭的设置比游徼部、乡要密集得多。大致说来，一乡有两三个到五六个亭;东安县仅置一乡，有九个亭，当是置亭最为密集的乡。

游徼、亭长皆以主掌治安事务，得兼理某些司法事务，而乡啬夫（有秩）以一乡之长身份，得主一乡之司法（已见上文），三者之间，亦必有交汇重合。《风俗通义》谓:

亭亦平也，民有争讼，吏留平处，勿失其正也。亭吏旧名负弩，改为亭长，亭长者，一亭之长率也。陈、楚、宋、魏谓之亭父，齐谓之师。

王利器先生说 :“平处”一作 “辨处”。盖民间争讼，亭吏可将之留置于亭中，予以调处评判，尽可能给予公正的处理。《潜夫论·爱日篇》云: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观之，中材以上，皆议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乡亭部吏，足以断决，使无怨言。然所以不者，盖有故焉……夫直者贞正而不挠志，无恩于吏。怨家务主者结以货财，故乡亭与之为排直家，后反覆时吏坐之，故共枉之于庭。

是乡亭部吏，皆参与诉讼断决。根据这里的说法，当是乡亭吏直接受理诉讼，故可以接受争讼方的货贿，并因此而影响判决。“共枉之于庭”当指县廷。“后反覆时吏共坐之”，郑注云: “十日乃以职事治之于外朝，容其自反覆。”是说诉讼双方如有不服，方才上诉到县廷。这条材料说明，乡、亭皆有基层司法审理之权。

乡、亭皆有审理诉讼案件之权，在长沙五一广场所出东汉简牍中可以见到证据。木两行CWJ1③:325-2-11与木两行CWJ1③:325-2-1当可缀联在一起（中间仍在残缺）:

宅舍。祖给事县署西市亭长，他犯，亡。姃转还，居曲平亭部，贫穷无钱以偿。谭/请祖出，诡促偿谭。唯/□□姃名数户下。谭比，自言:□还驩、姃等。又谭所讼辤:讼事在乡，当为治决。请以谭、汎属/南乡有秩明等决治处言。□□勤职事，留迟无状，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

此案缘由始末不详，但简文明言案件在乡，当由乡司审理治决。“讼事在乡，当为治决”，应为引用当时律令规定。

乡司当可审理经济案件。木两行CWJ13:325-1-45A:

永初元年八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广成乡有秩、佐种、助佐赐叩头死罪敢言之:/廷移府记曰:男子王石自言:女子溏贞以永元十四年中，从石母列贷钱二万未/

简文虽不全，但此案显然关涉经济纠纷，其初审应当是由广成乡负责的。

但杀人、强盗等较重的治安案件，则显然由亭长负责处理。木两行CWJ13:263-14A、B:

永元十六年六月戊子朔廿八日乙卯，广亭长晖叩头……/杀桑乡男子黄，徼匿不觉，并同产兄肉复盗……/广亭长毛晖名印。/六月日邮人以来。/史白开。/

徼杀人逃亡并强盗案，是由广亭长毛晖负责并报告的，然广亭长并不负责此案之审理，只是将案情向县廷报告。而亭长亦得审理一般性经济纠纷案件。木两行CWJ1③:325-4-43:

理讼掾伉、史宝、御门亭长广叩头死罪白:/廷留事曰:男子陈羌自言:男子董少从羌市马，未毕三千七百。留/事:到五月诡责，治决处言。伉、宝、广叩头，死罪死罪:奉得留事，辄召/少，不得实问。少比舍男子张孙、候卒张尊辤:少七月廿八日举家辟，则/辄与尊、孙集，平少所有什物，直钱二千七百廿，与羌，尽力晓喻。少出，与/羌校论。谨籍少所有物，右别如牒。少出，辤有增异。复言。伉、宝、广惶恐/叩头，死罪死罪。/

董少拖欠陈羌马价案，是一桩经济纠纷案，御门亭长广参与其中，说明亭长得参与一般性民间诉讼案的审理。而在这个案件中，并不见有乡啬夫。木牍CWJ13:325-5-21所记案情与此相似:

兼辤曹史煇、助史襄白:民自言，辤如牒。/教:属曹分别白案。惠前遣姊子毐、小自言:

易永元十七年/中，以由从惠质钱八百，由去，易当还惠钱。属主记为移长刺部。/曲平亭长寿考实未言，两相诬。丞优、掾畼议，请敕理讼/掾伉、史宝实核治决会。/延平元年八月廿三日戊辰白。/月廿五日复白。/君教诺。/

惠诉易欠钱案，初由曲平亭长寿负责审理;后因两造不服，才由理讼掾伉、史宝审理。此案也是经济纠纷案。

游徼似并不负责狱讼审理，是较为单纯的治安官员。游徼的地位当在亭长之上。长沙五一广场所出东汉简牍木两行CWJ12:124:A:

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东部劝农贼捕掾迁、游徼尚、驷望亭长范，叩头死罪敢言之:廷书曰言:男子吴辅斗伤弟妻，亡，逐捕有书。辅以微辦，贼伤，所犯无

简文中的“廷书”当是临湘县所下达，故“东部”当是临湘的东部，尚当为东部游徼，其署名在东部劝农贼捕掾迁之下，驷望亭长范之上，地位显然在亭长之上。

三、里父老与里治中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里魁即里正，亦即秦代的里典，似乎秦时与里典并称的“老”，入汉后不再设置，或发生了变化。然东汉时何休在解释周代井田制时说:

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悌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

按照何休的说法，里父老与里正并称，其与乡三老、县三老及孝弟、力田属于同一序列，职掌教化。这里是何休的理想之言。实际上，里父老还要负责征收赋税。《居延汉简》中有两条资料，说明里父老要负责征收赋钱。简45·1A:

东利里父老夏至等教数

荧秋赋钱五千西乡守有秩志臣、佐顺临

阳纯□亲具。

简文内容应当是东利里父老夏至等，收纳秋赋钱五千钱，交到西乡有秩志臣、乡佐顺临处;纯□可能是西乡的史之类小吏，由他出具了收据。又，简526.1A:

□ □□里父老□□

□ 秋赋钱五千正安释□□

□ 啬夫食、佐吉□

北

简文第二行中的“正”当是里正。这是某里父老和里正征收该里秋赋五千钱，交给乡啬夫食和乡佐吉。

里父老还要负责道路与水利设施的修治。河南偃师出土张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或称“东曲里通利水大道刻石”）刻于东汉永元十年十月十一日，其文云:

永元十年十月十一日都乡□□□□□/作后□书□虐訾大道东乡内东曲里/人。东索渠□伯长决以东□訾追捕/盗贼。□□□泥淖，道不通，使东曲里以民保/泥□里浚，徙土增道中，畀下通利水大道，以无/回，永不上渠道，传后世子孙。时长吏/王君，即使东曲里父老冯建□食□□□□/作□波□坍，畀下通水大道，又为□保。时将作/吏邓张仲有□□约束，决取瓦石，立其/□□□□□时□□可答可守客舍/……

此通碑文的大意是:东索渠□伯长奉命在东乡追捕盗贼，而一条联系都乡与东乡间的大道泥泞不通，乃下令东曲里（当属于东乡）民户修治道路，在路边挖土垫高路面，并同时疏浚路旁的水渠。受命负责此项道路修治工程组织管理工作的，是将作吏邓县张仲有，而直接带领东曲里民户兴工劳作的，则是东曲里父老冯建等。在这里，里父老受命兴役，整治道路，显然是役职。

因此，我们认为汉代的里父老虽然名义上职掌教化，但实际上乃是一种职役，与里正一起收纳赋钱，兴工服役，并共同维护里中治安。《汉书·酷吏传》记“尹赏”为长安令:

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

此处之“父老”，在里正之下，伍人（伍长）之前。上引《续汉书·百官志》说民有什伍，“什主什家，伍主五家”，而伍、伍长颇可见，唯什长却甚少见到。所谓里父老，很可能就是里中的什长，换言之，每里可能有十个父老。

河南偃师所出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为我们探究里父老的情形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根据黄土斌、宁可、俞伟超、邢义田等先生的校释，我们先将券文抄录如次: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锜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锜初卿、左中、文□、于思、锜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

对于这方石券，从释读到分析，各家说法不同，差异甚大，兹不具析。总的说来，这方石券的大意是:东汉章帝建初二年（77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于季、左巨等25位父老僤的成员（单侯、单子），在里治中（里的办公处，见下文）共同订立这份约束（僤的规章、章程）。这个僤成立于五年前（永平十五年，72年），当时僤的成员共集资了61500钱，用这笔钱买了82亩地（平均每亩750钱，价格很低）。现在制订这个章程，旨在解决一个新问题，即僤中有的成员按照赀次（资产与顺序，或资产顺序），应当为“里父老”者，可以借用僤中的田经营，以收获的谷实等物，供给开销;如果资产减少（赀下）不再够资格充任父老，需要把田交出，转给其他为里父老者。这些田就这样子孙传下去。如果成员有过世的，由他的后代接替，每户一人。如果僤的成员都不中赀，不够充任里父老的资格，于季、左巨等人可将田租出去。

关于此份券约中的侍廷里父老僤的性质，各家说法不同。我们基本认同邢先生的看法，认为应读作“侍廷里父老僤”，其性质是侍廷里的父老们组成的一个僤。父老，如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指有一定赀产的里中领袖。僤，又作单，宁可、黄土斌与俞伟超先生皆举出很多证据，说明僤是一种组织。邢先生进一步指出:僤可能都是为特定目的而组织的团体，其性质属于私人结社，认为: “汉代人为了耕作（街弹）、丧葬（孝子单、万岁单?）、商业、生产贩买（中服共侍约、酒单?）、政治（张俭之土单）、地方行政（父老僤）或徭役（正弹、正卫弹，疑为正卒或卫卒之弹）等各式各样的目的，组成团体;且有组织、有领袖，也有规章约束。它们结合的原则不一定是血缘的，也不一定是地缘的，可能是基于职业、生活或政治的理念。”

那么，侍廷里的这个僤，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结成的呢?邢先生从“父老”的释义出发，认为它是为地方行政而组织的，从而把“侍廷里”释为里名。在邢先生的基础上，结合《中服共侍约》，我们认为这里的“侍”当与“中服共侍约”中的“侍”字同样解释，即释作“事”。廷，当指县廷与乡廷;里，当即乡里之里。所以，这个券约，就是中赀可能被选任为里父老的人，为了应承县、乡选任的里父老之任，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组织。“里父老”是要到县廷、乡廷与里中去“侍”（事）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负担与责任，中选之人也要有一定的赀产要求。组织这个僤，并且集资买了82亩田，作为集体资产，以补贴出任里父老的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如果僤中成员的资产都不符合出任里父老的资格，那么，于季、左巨等可将僤的田产出租，换言之，也将由承租僤田的人出任里父老。显然，僤田的收入，也就是出任里父老的报酬。

所以，里父老之任，实际上是一种职役。于季、左巨等里父老25人，组织了一个“僤”，以应对县、乡廷的“事”。他们应当是需要轮充前去“侍廷”的里父老。换言之，我们认为一个里中有若干的父老，轮流充任当值的父老，其身份大约相当于十家之长，亦即什长。

于季、左巨等里父老聚会订立约束的场所，被称为“里治中”，当即里的办公处所。上引《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曰:“中里为校室”，意思是说，里的正中间有一个校室。校室，应即里的治事之所，也就是“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所见的“里治中”。所以，汉代的里应当是有办公场所的，里正当在校室（里治中）办理公务，里父老也在那里聚会议事。

我们认为里治中当是“里”的办公场所，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证据。岳麓书院藏秦简0443+0544+0665:

廿年二月辛酉，内史言:里人及少吏有治里中，数昼闭门不出入。请:自今以来敢有□来□□□/昼闭里门，擅赀伪□□□□□□□□□者，县以律论之。乡啬［夫］、吏智（知）而弗言，县廷亦论。乡/啬夫、吏令典、老告里长，皆勿敢为。敢擅昼闭里门，不出入□□，赀乡啬夫、吏，智（知）弗言，县廷赀/

里人，当即下文之里长;少吏，据下文，当指里之典、老。典、老与里长治里中，数昼皆闭里门，不出入，说明里中有其治所。里中之治所，当即所谓“里治中”。

四、再谈乡、里与亭、丘的关系

关于长沙五一广场所出东汉简牍中所见的乡、亭、里、丘及四者之间的关系，整理者指出:

从简文中各级行政划分叙述中可探索各区划间的统属关系，说明当时不仅有乡辖里的居地划分，同时也有乡统亭、亭辖丘的区域划分，两个体系共存，许多乡、里、丘的名称也见于走马楼三国吴简，说明某些体制一直沿用至三国时期……乡设有秩、啬夫，见南山乡有秩、都乡有秩、南乡有秩;由佐、干等处理日常事务，见南乡佐、剧乡佐、乡干等。诸亭设长，见都亭长、东门亭长、湘中亭长、逢门亭长、广亭长等。里设正，又见正干;伍设伍长，见都伍长，亦称小伍长。

整理者认为长沙五一广场简牍说明东汉时有两个体系并存，既有乡辖里的居地划分，又有乡统亭、亭统丘的区域划分。其说看似成理，然细究之，却并不能成立，盖乡、里乃是户籍系统，虽与居地相关，但却主要是户籍归属;而亭、丘则是治安系统，是按地域、聚落划分的。

简文述及编户身份时，一般使用乡里为称。如五一广场简CWJ13:263-59:

零陵湘乡南阳乡新亭里男子伍次，年卅一，长七尺，黑色，持船一，绢三束，矛一支。

简文述男子伍次年龄、身高、肤色及携带物品甚悉，或属通缉令性质。又，木两行CWJ1①:85:

书輙逐召廼考问，辤:本县奇乡民，前流客，占属临湘南乡乐成里。今不还本乡，执不复还，归临湘。願以诏书“随人在所占”。谨听受占。定西。

廼本是奇乡之民，以流客身份，占籍属临湘县南乡乐成里。简文引诏书“随人在所占”的规定，允许廼根据居地原则，占籍南乡东成里。

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出土西汉简牍1系刑案文书:

荣成里徐谭十月十四日甲辰，□□以刀刺西长里孙宣/利□桑未宣梁里徐竖十月十七日丁未，卖刀□刃共伤衜何十八/永昌里未毋□十一月二日，人侍□□刀刃□伤衜满里徐二/□知何人十一月六日乙丑夕，以刃伤利成里孙子游□赖头/强盗所□胡母长子皀衣一荚十七，俞君孙皀衣钱五十□/乡钱百一十，并直三千四百。/

徐谭是荣成里人，孙宣是西长里人;桑未当是利成县的乡名（“利”字下所脱，当为“成”字），徐竖当是利成县桑未乡宣梁里人;未毋是永昌里人，徐二是满里人;孙子当是利成里人。在这份文书中，除徐竖为利成县桑乡宣梁里人之外，述及其他人所属乡里，皆但言其里，未及于乡，说明它很可能是一份乡司的文书，所报告之事，均发生在同一乡中。

长沙东牌楼出土户籍文书，亦皆以“里”指称编户籍属。如建宁四年（171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某户籍:

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某，卅九，筭卒，笃夅。子公乘石……/……卅七，筭卒，笃夅。/

益成里显然是公乘某及其子石的籍属。

而简文在述及人户居地时，则多以亭、丘称述。如五一广场简木两行CWJ13:264-30:

辄部贼曹掾黄纳、游徼李临，逐召贤。贤辤:本临湘民，来客界中。丞为洞所杀后，贤举家还归/本县长赖亭部杆上丘，去县百五十余里。书到，亟部吏与纳力逐召贤等，必得以付纳。/

贤籍属临湘县，“来客界中”，显然是离开了其原籍所在地。其原住地当在临湘县长赖亭部杆上丘，这是其居地所在，并非户籍的表示方式。又，五一广场简木两行CWJ1①:93:

皆曰:县民占有庐舍，长赖亭部庐蒲丘弩与男子吴赐、杨差、吴山、备芧，/与男子区开、陈置等，相比近，弩与妻锡、子女舒、舒女弟县，备与子女芧。/

弩与吴赐、杨差、吴山、备芧、区开、陈置等，大抵皆住在长赖亭部庐蒲丘，居地“相比近”。五一广场简木两行CWJ1①:113与木两行CWJ1③:172当可缀联在一起（中间仍有残缺）

广亭部董，上丘;旦，桥丘，与男子烝、願、雷、勒相比近知习，辅农以田作，莫旦绩纺为/事。普以吏次署狱掾，董良家子，给事县备狱书佐。不处年中，良给事县。永初元/

姓名如牒:普，都乡三门亭部;董、旦，桑乡广亭部。董与父老、母何同产兄辅、弟农俱/居;旦父母皆前物故，往不处年，嫁为良妻，与良父平、母真俱□□□庐舍。/

董，居住在广亭部（在桑乡境内）的上丘;旦，住在广亭部桥丘。烝、願、雷、勒的居地皆与他们相近，互相很熟悉，农耕中相互帮助，早晚共同纺织。都乡三门亭，当指三门亭在都乡境内。此段简文所述的亭、丘，皆当指居地。五一广场简木两行CWJ13:292-6所记与此相似:

详弟终，终弟护、晨，与父宫同产兄夜、夜弟疑，疑女弟捐、戆，与母妾同产/弟强、除，与妻委，子女婴俱居，自有庐舍，伦亭部，尼、晨、除汉丘，戆上辱丘。与

尼、晨、除等居住在伦亭部的汉丘，赣等居住在上辱丘。木两行CWJ1①:95-1:

郭亭部市不处姓名男子鲜鱼以作，今年正月不处日，持随漻溪水上解丘徐/舍，卖得米卌四斛。三月不处日，持米下于于横溪尽。余米五十斛在徐舍。冯立。/

不处姓名男子居住在郭亭部的市中，到上解丘徐舍处去卖鱼。郭亭部市和上解丘分别是不处姓名男子与徐的居地。

因此，简文中的表达很清楚:述及籍属时用乡、里，述及居地时用亭、丘。亭、丘当然位于某乡某里境内，但乡里是籍帐赋役系统，亭丘是治安系统，二者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某乡某里之人未必居住其在籍属乡里范围的亭、丘，而可能居住在别的乡里范围内的亭丘里。五一广场简木牍CWJ1③:71-26:

●案都乡漻阳里大男马胡、南乡不处里区冯，皆坐。冯，生不占书;胡，西市亭长。今年六月……胡、冯及汎所从□/汝曹护我。胡、冯、亥、建可，即俱之老舍门。汎令亥、建、冯入老舍，得一男子，将□□以将老出门。汎以……持矛刺老□□□/建辜二旬内其时立物故。汎、胡、建、冯、亥谋，共贼杀人。已杀，汎本造计谋皆行，胡……名数……冯□，建格物故，亥、□及汎等别劾……/永元十六年七月戊午朔十九日丙子，曲平亭长昭劾，敢言之。临湘狱:以律令从事。敢言之。

此份文书应当是临湘县狱曹（狱掾、史）的爰书。案情大概是:永元十六年六月，在汎的主谋下，汎、马胡、建、区冯、亥等五人闯入老的舍，杀死了老。“持矛刺老”即直接杀死老的人，应当是建，故适用“斗伤人，而以伤辜二旬中死，为杀人”之律，以杀人罪治之。亥、汎二人另行劾治。而马胡、区冯则由曲平亭长昭提出劾治。在这个案件中，大男马胡籍属都乡漻阳里，职任西市亭长，西市亭应当在都乡范围内;案件由曲平亭长昭劾治，则案件发生地（亦即被害人老的舍）在曲平亭辖区内。区冯虽然是南乡不处里人，却“生不占书”，即没有户籍，很可能是在临湘城中流浪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沙东牌楼所出东汉简牍中，也见有以“丘”表示某人身份的材料。如度上丘郭某名簿木简上先用粗笔大字书“度上丘”三字，后以细笔小字书“郭”字，其下残。由于简文残缺，我们无法知悉郭某在何种情况下以居地度上丘表示其身份。中平三年（186年）何君□从伍仲取物券:

中平三年二月，桐丘男子何君□从临湘伍仲取 /十月当还。以手书券信。同文。/

这显然是民间契约性质的文书。何君□在借契中以自己的居地表示身份，说明在民间交往中，居住的村落（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五、关于汉代乡里制的几点新认识

严耕望先生曾述及汉时乡有城郭为治所，且举出三证:一是正文所引《汉书·朱邑传》，二是《续汉书·郡国志》所记乡城甚多，三是秦汉用兵常有“拔乡”之语。本文关于汉代乡廷的讨论，即受严先生之启发而来。在严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说明，汉代在乡廷中治事的，主要是乡啬夫或有秩，并无啬夫（或有秩）与游徼、三老共治于乡廷之事。此其一。

其二，一般认为，汉代游徼按乡设置，得称为乡游徼，乃乡有秩或啬夫之佐贰。严先生说:“其与有秩之关系，盖亦如郡尉之于郡守，县尉之于县令长。”然东汉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所记东海郡各县所置有秩、啬夫与游徼数，游徼数大抵皆少于乡数，说明游徼当按部（地域）设置，其所负责警巡的地域，大都比乡大，或者包括数个乡。因此之故，游徼并不常驻于乡廷之中。乡司、游徼、亭长三者职掌，皆涉及司法、治安事务。就管辖的地域范围而言，游徼所辖地域最大，可能包括数个乡;亭长的管辖地域一般比乡小。就职权分划而言，乡司（有秩或啬夫）得审理一般民事诉讼案件;游徼职司分巡区域内的治安，特别是刑事犯罪;亭长负责其辖区内的治安，亦得审理普通民事诉讼案件。就隶属关系而言，游徼与乡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亭长在治安事务方面，则主要向游徼负责。

其三，汉代的里父老，当沿袭秦时“里老”而来，与里正共同负责里中赋役征纳，兴工服役，并共同维护里中治安;同时亦承望县、乡三老，职掌教化。每里当有若干里父老，其地位大致相当于什长（则按照制度，百户之里当有十个父老），当轮流应承县、乡选任的里父老之任，并共同负责本里的自我组织或“自治”。里正的办公场所及里父老们聚会之所，得称为“里治中”或“校室”。

最后，乡里的编排，其初应当是根据居住地原则，按村落、地域案比户口，编组为里、乡的。换言之，一个里既可能是一个拥有百户左右户口的村落，也可能包括若干村落（合若干村落为一里）;乡则是以一个较大聚落为中心（乡廷所在）、包括多个村落的地域。在乡里编排之初，著籍户口所属的乡里与其居住的村落、地域是对应的。后来，随着人口迁移、户籍变动，有的著籍户口脱离了其原属里、乡的村落、地域，移至其他里、乡的村落、地域去居住，遂使著籍户口所属的里、乡与其实际居住的村落、地域相脱离。因此，东汉中后期简牍中，述及民户籍属时多用乡、里，述及居地时则多用亭、丘;乡里属于籍帐赋役系统，亭丘属于治安系统，二者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信息来源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5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