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开创者,中国的中国画教育和书法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在中国绘画面对西风东渐的挑战之时,力挽狂澜,他以宏博的视野和坚定的毅力,建构起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得以教习与传承的人文系统,奠定了当代中国艺术自我更新的重要的意识基础。
▲《秃头僧图》1922
《秃头僧图》,潘天寿作于1922年。左上画款为“一身烦恼中写此秃头。壬戌,阿寿。”款旁一枚白文方印为“宁海农民潘天授之章”。
这幅《秃头僧图》是潘天寿所作不多的人物画之一,时年二十六岁的潘天寿正在浙江孝丰县教书,对自己未来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这幅作品。画面上,一位燃香默坐的老僧用大笔勾勒,一气呵成,行笔中墨色多变,意在抒写画家此时此刻“一身烦恼”。从个人风格上讲,潘天寿那时虽然年轻,而且主要靠自学,但其用笔的奔放遒劲和大气的格局,已经显现出他超凡脱俗的格调。
▲《烟雨蛙声图轴》1948
《烟雨蛙声图轴》,是潘天寿1948年创作的众多设色指墨作品中的一幅。隶书款识“一天烟雨苍茫里,两部仍喧鼓吹声。三十七年中秋,寿”隐于树下石体中,颇为规整清俊。而行书款识“懒道人寿指墨”则是狷狂恣意,与之形成对比。落印方面,同一内容的“潘天寿印”却以朱文白文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朱文落于隶书款后,使其更显清丽;白文落于行书后,却增其沉稳。这种布局,不能不体现作者在构图上的“良苦用心”。画中另外两枚印章均为朱文,“阿寿”在行书款识中间,另一枚“宠为下”则在右下压角。
潘天寿在构图上找到了许多自己的方法,首先是“方形体块的运用”。方形的特点是稳定、饱满、沉重、坚实。潘天寿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方形体块,显然是为了获得阔大沉雄的力量感。潘天寿性格厚重倔强、气度宏大,1930年代便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面目,追求奇崛苍古的格调。他在这幅作品中,开始将大块方形岩石作为近景。他特有的以岩石为主体的构图组合在1940年代就已经形成。
▲《猫石芭蕉图轴》1950
《猫石芭蕉图轴》,创作于1950年代,指墨图轴。款识“雷婆头峰寿者指墨”下缀以“阿寿”与“潘天寿印”。左下朱文印“强其骨”如常压角。另有朱文“寿”隐于上部芭蕉间,更显其韵味。
用指头作画和用毛笔作画各有优缺点,如指头不能多蓄墨,长线须用短线连结,不能一气呵成等等。但这些恰恰使得线条似断非断,似续非续,断断续续,曲曲直直,粗粗细细,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这幅作品中的蛛网,就体现出指头画线的特点。潘天寿用扛鼎的指力表现了蛛丝柔韧的质感,非有过人的功夫不能及此。潘天寿的指墨画不愧是高其佩以后的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
▲《焦墨山水图轴》1953
《焦墨山水图轴》。在这幅创作于1953年的作品中,也有一个较长的题款:“个山僧曾题其所画焦墨松石曰:此快雪时晴图也。今予偶作山水,山间树间寒白似积太古雪,亦可以个山僧题松石语题之,然画材意境则全[不]同矣。原画事须在不同间求同,黑白间求致,此意个山僧已早知之矣。‘全’下脱‘不’字。癸巳炎暑作此,以为清凉之药。寿并识。”整个题款虽占据作品的上部空间,却不觉拥挤,且书写之势随山形的起伏变化而变化,更显生动。另外,图中印章共有四枚,白文印“潘天寿印”、一朱一白的“阿寿”和朱文印“强其骨”各居其位,共同形成整体章法。
这是一幅十分重要的作品,创作的动机可能是受到八大《快雪时晴图》的启发和激励。与八大的作品比较,潘天寿这幅巨构性的焦墨山水在保留前者的那种奇诡、苦涩、冷峻的审美倾向的同时,加强了物象间的密度,把画面制作得十分坚实,犹如钢铁铸成一般。所以,与其说潘天寿意欲通过这一作品来表现“快雪时晴”的意境,不如说他是在用焦墨这种表现形式来表达对“八大”风格的突破和重新建构。在八大那里,所有造型都显出不稳定的因素,树的形态是上宽下窄,石的造型也是上大下小,线条的转折呈现出一种运动的意味。而在潘天寿的画面上,景物显得凝重稳定,松树和山石好像都是“强拗硬扳”出来的,线条坚实、凝重。与八大画面下端的石块和松干上的“流动”线条相比,它则以方折硬转为基调,显出完全不同的语言特色。墨色的运用浓重老辣,几乎没有调入一点清水,比八大用墨更浓黑果断。
八大的作品用线的弹性和力度、造型的简洁奇崛、意境的清冷高拔,均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潘天寿的此幅《焦墨山水图》,正是在这些难题上执意用自己的语言向古人挑战,并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松梅群鸽图》1953
《松梅群鸽图》,潘天寿作于1953年年初。作品右下题款为“大颐寿者指墨”,款旁二枚印章,一枚朱文印为“不入时”,另一枚白文印为“潘天寿印”。作品的左下角一枚朱文圆印为“宠为下”。作品的右上部古松枝干旁有一枚朱文印“听天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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