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是中國美術學院的開創者,中國的中國畫教育和書法教育事業的奠基者。在中國繪畫面對西風東漸的挑戰之時,力挽狂瀾,他以宏博的視野和堅定的毅力,建構起中國傳統藝術在現代藝術教育體系中得以教習與傳承的人文系統,奠定了當代中國藝術自我更新的重要的意識基礎。
▲《禿頭僧圖》1922
《禿頭僧圖》,潘天壽作於1922年。左上畫款爲“一身煩惱中寫此禿頭。壬戌,阿壽。”款旁一枚白文方印爲“寧海農民潘天授之章”。
這幅《禿頭僧圖》是潘天壽所作不多的人物畫之一,時年二十六歲的潘天壽正在浙江孝豐縣教書,對自己未來的前途充滿了憂慮,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創作了這幅作品。畫面上,一位燃香默坐的老僧用大筆勾勒,一氣呵成,行筆中墨色多變,意在抒寫畫家此時此刻“一身煩惱”。從個人風格上講,潘天壽那時雖然年輕,而且主要靠自學,但其用筆的奔放遒勁和大氣的格局,已經顯現出他超凡脫俗的格調。
▲《煙雨蛙聲圖軸》1948
《煙雨蛙聲圖軸》,是潘天壽1948年創作的衆多設色指墨作品中的一幅。隸書款識“一天煙雨蒼茫裏,兩部仍喧鼓吹聲。三十七年中秋,壽”隱於樹下石體中,頗爲規整清俊。而行書款識“懶道人壽指墨”則是狷狂恣意,與之形成對比。落印方面,同一內容的“潘天壽印”卻以朱文白文兩種不同的方式出現。朱文落於隸書款後,使其更顯清麗;白文落於行書後,卻增其沉穩。這種佈局,不能不體現作者在構圖上的“良苦用心”。畫中另外兩枚印章均爲朱文,“阿壽”在行書款識中間,另一枚“寵爲下”則在右下壓角。
潘天壽在構圖上找到了許多自己的方法,首先是“方形體塊的運用”。方形的特點是穩定、飽滿、沉重、堅實。潘天壽作品中大量出現的方形體塊,顯然是爲了獲得闊大沉雄的力量感。潘天壽性格厚重倔強、氣度宏大,1930年代便開始形成自己的藝術面目,追求奇崛蒼古的格調。他在這幅作品中,開始將大塊方形岩石作爲近景。他特有的以岩石爲主體的構圖組合在1940年代就已經形成。
▲《貓石芭蕉圖軸》1950
《貓石芭蕉圖軸》,創作於1950年代,指墨圖軸。款識“雷婆頭峯壽者指墨”下綴以“阿壽”與“潘天壽印”。左下朱文印“強其骨”如常壓角。另有朱文“壽”隱於上部芭蕉間,更顯其韻味。
用指頭作畫和用毛筆作畫各有優缺點,如指頭不能多蓄墨,長線須用短線連結,不能一氣呵成等等。但這些恰恰使得線條似斷非斷,似續非續,斷斷續續,曲曲直直,粗粗細細,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這幅作品中的蛛網,就體現出指頭畫線的特點。潘天壽用扛鼎的指力表現了蛛絲柔韌的質感,非有過人的功夫不能及此。潘天壽的指墨畫不愧是高其佩以後的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峯。
▲《焦墨山水圖軸》1953
《焦墨山水圖軸》。在這幅創作於1953年的作品中,也有一個較長的題款:“個山僧曾題其所畫焦墨松石曰:此快雪時晴圖也。今予偶作山水,山間樹間寒白似積太古雪,亦可以個山僧題松石語題之,然畫材意境則全[不]同矣。原畫事須在不同間求同,黑白間求致,此意個山僧已早知之矣。‘全’下脫‘不’字。癸巳炎暑作此,以爲清涼之藥。壽並識。”整個題款雖佔據作品的上部空間,卻不覺擁擠,且書寫之勢隨山形的起伏變化而變化,更顯生動。另外,圖中印章共有四枚,白文印“潘天壽印”、一朱一白的“阿壽”和朱文印“強其骨”各居其位,共同形成整體章法。
這是一幅十分重要的作品,創作的動機可能是受到八大《快雪時晴圖》的啓發和激勵。與八大的作品比較,潘天壽這幅巨構性的焦墨山水在保留前者的那種奇詭、苦澀、冷峻的審美傾向的同時,加強了物象間的密度,把畫面製作得十分堅實,猶如鋼鐵鑄成一般。所以,與其說潘天壽意欲通過這一作品來表現“快雪時晴”的意境,不如說他是在用焦墨這種表現形式來表達對“八大”風格的突破和重新建構。在八大那裏,所有造型都顯出不穩定的因素,樹的形態是上寬下窄,石的造型也是上大下小,線條的轉折呈現出一種運動的意味。而在潘天壽的畫面上,景物顯得凝重穩定,松樹和山石好像都是“強拗硬扳”出來的,線條堅實、凝重。與八大畫面下端的石塊和松幹上的“流動”線條相比,它則以方折硬轉爲基調,顯出完全不同的語言特色。墨色的運用濃重老辣,幾乎沒有調入一點清水,比八大用墨更濃黑果斷。
八大的作品用線的彈性和力度、造型的簡潔奇崛、意境的清冷高拔,均是後人難以企及的。潘天壽的此幅《焦墨山水圖》,正是在這些難題上執意用自己的語言向古人挑戰,並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松梅羣鴿圖》1953
《松梅羣鴿圖》,潘天壽作於1953年年初。作品右下題款爲“大頤壽者指墨”,款旁二枚印章,一枚朱文印爲“不入時”,另一枚白文印爲“潘天壽印”。作品的左下角一枚朱文圓印爲“寵爲下”。作品的右上部古松枝幹旁有一枚朱文印“聽天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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