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八路軍深入敵後，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很快便打開局面，給日軍以極大的打擊與牽制，有力的配合了正面戰場。隨着八路軍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內擔憂八路軍“日益壯大”的氛圍日漸囂張，不斷出現八路軍“遊而不擊”的指責。這種謠言在當時就遭到延安的嚴正駁斥。

實際上，我們只要看看當時國民黨派駐八路軍聯絡參謀的報告和觀感，謠言自然不攻自破。

向中共部隊派駐聯絡參謀是國共兩黨的一種妥協的安排。蔣介石原先堅持不許八路軍成立指揮機構，總想通過紅軍“改編”達到直接控制中共武裝的目的，但遭到中共的堅決抵制，後來雙方妥協，中共同意國民黨向八路軍、新四軍派駐聯絡參謀。

國民黨前後向八路軍陸續派出了十多位聯絡參謀。當然，這種派駐與軍令部向其他作戰部隊派遣聯絡參謀顯然不同，他們大多由康澤從其特務組織別動隊中選派，負有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監視其整個活動”的使命。有些聯絡參謀甚至在八路軍中從事特務活動，竊取情報，遭到八路軍的抗議並被驅逐。但是，不少聯絡參謀真切感受到八路軍艱苦抗敵，能夠與八路軍將士友好相處，也如實客觀地反映了八路軍抗敵的真實情況，並給予積極評價。

首批派駐八路軍總部的喬樹人與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八路軍高級將領朝夕相處，共商團結抗日大事。喬樹人給軍令部的電稿，發文前均交朱德或左權閱，之後用八路軍的電臺發文，八路軍的重要文件也交喬樹人閱，並共同召開東路軍高級將領軍事會議，表現出親密團結的精神。

陳宏謨接替喬樹人來到賀龍部隊，真切感受到八路軍的英勇抗敵。後來他接受《新中華報》記者採訪時說，八路軍“幹部、戰士對抗戰的意義有深刻了解，忠勇地執行命令，保證百分之百地完成上級的任務，不愧爲堅持抗戰到底的國軍，這是我國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一二〇師最忠實地執行政府和最高統帥的命令，秉承上級的意志，機動、靈活、艱苦地與日寇作戰。”“賀師長有三十年戰鬥經驗，能採取新舊戰術之長，善於指揮……使人敬佩。”八路軍“官兵一體可謂家庭化，首長對士兵真如父兄對子弟，下級對上級是心悅誠服，又敬又親，可爲全國效法。”“凡是同八路軍相處的國軍，都認爲能同八路軍相處很好。”“八路軍所以如此，首先是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和教育的深入；同時由於共產黨員在部隊中的模範作用與幹部們豐富的創造力。”陳宏謨在一二〇師與賀龍相處友好，賀龍評價其“表現不錯，與我們合作尚好。”陳宏謨還在1941年10月，參與發起了延安黃埔同學會，與徐向前、郭化若、宋時輪等被選爲主席團成員，任同學會理事。

1939年初，蔣介石派高級聯絡參謀陳榮楫中將至八路軍總部協調作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現存有其完整的考察報告。陳榮楫後來記述道：“在這半年裏，我和朱總日日聚談，歸納起來，就談兩個問題。一是游擊戰的重要性，二是消除摩擦，真誠團結的問題。”他在報告中以其在華北耳聞目睹的現實，承認“八路軍抗日積極，設施英明”。國民黨在“華北黨務、執政人員均非共產黨對手”，斷言兩年後華北政權均將爲共產黨控制。

周勵武儘管敵視中共，但他也承認：“八路軍的人在前方英勇作戰。他們的同志在後方努力從事建設工作，於是他們把敵人佔領區和陝甘寧邊區的貧瘠區域變成了生氣勃勃繁盛的地方。”1942年7月7日，延安各界隆重舉行“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大會”，紀念5月陣亡的左權及其他陣亡將士，周勵武與會並講話，稱左權殉國“乃國家民族的一大損失”，撰寫輓聯：“爲國家民族而犧牲，偉績鴻功應垂千古；視寶貴功名如草芥，清風亮節亦猶千秋。”

徐復觀在延安時間不長，但善於觀察。他深切感受到延安的生氣勃勃，並讚美延安“彷彿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令人敬佩”。他認爲八路軍將領們“對情勢的估計，比我們清楚得多”，讚譽毛澤東“是雄才大略的人”。聆聽了周恩來的演講後，徐復觀對人說：“我們可能還沒有這種人才。”他認爲，“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這對蔣介石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1944年3月，蔣介石在徐復觀報告上批示：“此乃本黨某同志對中共情形實地考查所得之結論。某同志一面爲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一面對黨派問題，素無成見；故其所得結論，較客觀而深刻。某建議部分，亦頗有獨到之處，可發人深省。”以後蔣介石多次召見徐復觀，並把他安排在身邊工作，主持對中共問題的研究。胡宗南曾徵求徐復觀對延安的看法，徐指出：“延安的物質困難，但他們的做法相當有效率”，並勸胡宗南“萬不可存輕視之心，並應虛心研究他們的長處，尤其是在領導方式上特別值得考慮。”

胡公冕、侯聲被胡宗南派駐延安後，也是“實所目睹，備致讚美”。

上述這些聯絡參謀不僅能客觀如實的反映八路軍艱苦抗戰的真實情況，還積極幫助八路軍爭取武器彈藥的補充。喬樹人在1938年4月回武漢述職，向蔣介石、何應欽反映八路軍在十分艱苦條件下英勇抗敵，“反覆陳述非團結不能抗戰，非補充不能殺敵，言時聲淚俱下，終於打動了蔣介石，批准發給步槍子彈100萬發，平射炮六門。”陳宏謨看到八路軍武器裝備的缺乏，主動幫助聯繫，補充了一二〇師20挺機關槍。另外，聯絡參謀在不斷挑起反共摩擦，國共關係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做了不少溝通工作。因此，毛澤東評價“聯絡參謀確做了許多有利團結的工作”。

但是，國民黨高層對於共產黨疑懼太深，根本無視中共武裝抗日的積極作用。喬樹人回武漢述職時，被康澤邀請在復興社的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喬樹人客觀地把八路軍如何執行命令，如何喫苦耐勞進行了報告，卻被康澤認爲是“真是糊塗，無異替八路軍作宣傳”，於是，把他免了職。陳宏謨曾幫助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攜帶300萬元款項到陝北，爲此被軍委會撤職查辦。可見，國民黨反共的陰暗心理。

綜上所述可見，八路軍的英勇抗敵是抹殺不了的客觀事實。國民黨聯絡參謀雖然立場不同，但他們對八路軍有深入觀察、有深切感受，他們的評價顯然非常能夠說明問題。

（本文爲教育部高校示範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優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6JDSZK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