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口述者師哲（1905.6—1998.8），俄語翻譯家，曾先後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訪問前蘇聯及東歐，任俄文翻譯。他多次參與中蘇兩國領導人對話，見證無數歷史進程。

主席歷來很重視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他的至理名言。

他不但反覆宣傳，而且身體力行。早在中央蘇區戎馬倥傯，他做過多次調查，後將調查報告彙集成冊，在延安出版。他認爲：“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他走到哪裏，調查到哪裏。

重慶談判歸來後，他在柳樹店原中央後勤療養院養病，只住了一週，就將柳樹店前前後後的村莊都跑遍了，和各村的羣衆都談過話。

我怕在安全方面出事，提醒他：“主席，這個地區不會有特務，但是對當地老鄉的情況我們沒有研究，也不十分清楚，最好不要到處走動。”

主席說：“難道我住在一個地方，連周圍的情況都不能知道？”

毛主席深入羣衆、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和本事，實在令人敬佩。

他提倡理論聯繫實際，就是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於言必稱希臘，誇誇其談的作風十分反感。

我碰到這樣一件事。主席很重視理論研究，希望有個人能在理論工作上做他的助手，就是說希望找一個對他的理論研究能起到幫助作用的人。中央黨校推薦了一位同志。這個人是研究蘇共、中共黨史的專家，1920年代曾在蘇聯留學，回國後一直搞理論工作，是位飽學之士。

他從中央黨校搬到楊家嶺離主席不遠的地方住下，但是主席只見了他一次面。

情況是這樣的：主席約他談談有關馬列主義、聯共黨史等方面的問題，他卻如同在黨校講課一般，不問情由，滔滔不絕，一套一套地講得十分得意。主席實在聽不下去了，問：“《聯共黨史》你通讀過了嗎？”

他不明其意，回答說：“通讀了三五遍。”

毛主席說：“我一遍也沒有讀過，只是將每章的結束語都讀了。書，既要會讀，更要會用。我沒有通讀，可是會用。你講的這些離中國革命太遠了。你講的這些都很對，但對目前的問題一個也沒有涉及，沒有解決。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是爲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這裏容不下你。”

（1942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級技術幹部季會上講話）

主席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指出：“我們如果僅僅讀了他們（指馬、恩、列、斯）的著作，但是沒有進一步地根據他們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沒有企圖在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我們就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很形象地說：“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

要做好調查研究，主席講得好：“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毛主席和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人員合影）

主席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摯，發自內心，沒有任何矯揉造作，返璞歸真。楊家嶺溝口住着一家姓楊的貧農，他們的窯洞像那時陝北一般窮苦人家的窯洞一樣只有門，沒有窗子，裏面黑洞洞的。這位楊家一做飯，滿屋子都是煙，煙熏火燎，牆壁變成了煙黑色。門口有個碾子，楊家的婆姨經常在門口推碾子，她有三十幾歲，不僅手很髒，連脖子都是黑油油的。他們看見毛主席走過，經常向他打招呼。主席也親切地向他們問長問短，有時還到屋前站站。他很有感觸地對我說：“老百姓不懂得什麼叫衛生，也沒有條件洗澡。他們辛辛苦苦勞動，還被人們看不起。”

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講過自己對勞動人民感情的變化，他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每當我讀到這段話，特別是最後幾句“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備感親切，毛主席在楊家嶺溝口和老鄉攀談的神態又出現在我的眼前，主席對我講的那幾句話又響在耳畔。

主席對高居羣衆之上的知識分子很不滿意。一次，我陪他從楊家嶺出來，在延河灘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從城裏回來。他手裏拿個柺杖邊走邊在空中打轉轉，見到主席打了個招呼，手中的柺杖仍不停地揮舞着；遇到馱鹽的毛驢隊，仍然如是，將老鄉和毛驢隊擠到一邊。主席氣憤地說：“這是流氓行徑，目中無人。他看不起勞動人民，只是因爲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裏，坐在人民的頭上顯威風。他們只比老百姓多這麼一點知識，就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擺臭架子！”

（1941年，毛主席前往延安中央醫院看望傷病員，並和該院醫生合影）

和主席在一起，每次同他談話都像是上一堂生動的課，使人獲益匪淺。主席生活樸素、隨便，能深入羣衆。他經常帶着一兩個警衛員，有時還帶着女兒李訥，到處走走，到處看看，隨便和羣衆攀談。在延安時，無論他住在楊家嶺、棗園，還是在王家坪，逢年過節總是將左右鄰居的老鄉們請來一起歡度佳節。

在他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做到了耕三餘一，豐衣足食，因而老百姓自發地將他看成從東方升起的紅太陽，稱他爲大救星。這種愛戴是發自內心的，是淳樸農民的心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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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摘自《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最新增訂本）師哲 口述 李海文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內容簡介：

師哲親歷了中蘇關係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諸多重大事件，如：國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敗、反對托洛斯基、江浙同鄉會、蘇聯肅反、國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戰、皖南事變、蘇聯衛國戰爭、整風運動、重慶談判、轉戰陝北、土地改革、戰略決戰、建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毛澤東選集》出版、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助一百五十六項、日內瓦會議、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德懷五次訪蘇。

這本回憶錄重點刻畫了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勝，並系統地介紹了師哲本人所經歷的中蘇往來關係的發展變化，其內容都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經歷的，所以生動、具體、可信；加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幫助查閱了大量 檔案資料，使其內容更加翔實、準確、可靠。

作者簡介：

口述者

師哲（1905—1998）陝西韓城人。1924年參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團，同年赴蘇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秋集體加入蘇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亞邊疆區內務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祕書。1940年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隨周恩來、任弼時回到延安，參與中蘇兩黨中央交往，任翻譯。1943年兼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1944年夏任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後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祕書室主任。1949年後兼任馬列主義編譯局、俄語專科學校校長、外文出版社社長。1957年任山東省書記處書記，1959年任陝西扶風農場場長。1962年被軟禁。1966年被關入秦城監獄。1975年再次到扶風農場。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蘇東研究所顧問。

整理者

李海文，中共黨史研究室研究員。1968年底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78年先後到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周恩來年譜生平小組副組長、組長，周恩來研究組副組長，研究員。1998年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任《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中共黨史資料》主編。長年研究周恩來、毛澤東、華國鋒、彭真及中共黨史。任《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副主編，主編《周恩來家世》、《周恩來之路》、《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等。發表文章百餘篇，其中四十餘篇收入《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