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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衝突的應對對策

導讀：中美貿易摩擦的加重，無疑對全球貿易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不過，貿易摩擦也使人們認真審視和重新思考，既要尋找解決摩擦的對策，也要尋找新的機會。

全球應對貿易戰

貿易戰難擋中美業界合作意願

路透報道，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參與中美經濟合作的業界人士多數認爲中短期的貿易摩擦無礙合作大勢，但若長期殘酷加碼，則影響力“不敢想象”。

7月11日，由中國商務部與美國芝加哥招商局共同舉辦的“2018中國市與美國芝加哥市投資合作論壇”在北京如期召開，北京、天津、武漢等中國八個城市與美國芝加哥市簽署未來五年重點產業合作計劃，涵蓋醫療健康、先進製造、創新技術等領域，以產業爲主線雙向投資，意在推動兩國城市之間的經貿往來。

“當前形勢下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發出繼續深化合作、反對貿易戰的積極信號更難能可貴。”中國商務部長助理李成鋼在論壇上稱，大規模的互徵關稅勢必破壞中美貿易的分工格局，兩國企業都將遭受損失，合作纔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他強調，芝加哥市代表團此時訪問中國，表明美國地方政府和業界對兩國合作和經貿前景抱有信心。美國芝加哥市市長拉姆·伊曼紐爾亦表示，必須有長遠的眼光，共同合作才能共同贏得未來，鼓勵中國所有的公司特別是投資公司來芝加哥，促進貿易的發展和合作。

一位接近政府人士對路透指出，前幾輪中國應對美國的加稅反制措施略顯被動，除了見招拆招做出戰術應對，中國政府更希望按照自己的節奏、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將自身的地位和實力優勢發揮到最佳狀態，“穩而不亂是理想狀態”。

幾位長期參與對外招商工作的人士也未對當前的貿易爭端表露出過度的擔憂。一位從事海外業務的企業高層坦言，“該合作的還是要合作，尤其對我們這種對外合作依存度高的企業而言，多多少少都會對外部大環境的變動有一定的心理預期的，即便有一些影響但也不會過於悲觀。”

不過，由於外部因素的各種不確定與多變性，中美貿易爭端的下一步如何走、走多久都充滿未知數，加之中國高層已經針對貿易爭端的應對措施進行長線佈局，進行長期應對與博弈。貿易戰成爲持久戰已成爲各界心照不宣的事實。

上述企業高層指出，相比持久性更看重的是殘酷性。即使貿易爭端的持續時間長，但影響力可控，配合中國國內的一些政策協調，企業自身做一些結構調整是完全可以扛過來的；“如果非常殘酷，時間線又很長，那簡直不敢想象。”他表示，不過現在還沒有徵兆會走到那一步。

對於2000億美元新關稅清單，中海晟融首席經濟學家張一分析，按照美方的計劃，即使按期完成徵求意見，開徵關稅是11月後，此時，2000億美元商品應該有1600億美元已經對美出口，考慮避免增加關稅所帶來的衝擊，這一數字可能更高。即大約不到400億美元商品被徵稅，按照10%的關稅，大約影響6%商品出口，金額約爲24億美元，影響在可控範圍內。

但是，如果徵收關稅延續到2019年，那麼帶來的影響可能是不可控的，不僅影響中國對美出口，而且有可能對中國目前在亞洲生產網絡中的分工帶來衝擊。如果由於中美經貿關係惡化導致目前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出現轉移浪潮，那麼不僅影響對美甚至對全世界出口，甚至會對國內GDP、稅收、就業等方面都帶來不可預見的衝擊。“值得慶幸的，美方似乎留有餘地，例如對340億美元徵稅之後，開了一個口子，就是允許申訴，如果對經濟帶來衝擊，可以申請一年的豁免期。”張一稱。

商務部新聞發新聞發言人高峯表示，磋商的前提是信任，目前中美雙方“尚未就重啓談判進行接觸”。對於美方已經和可能採取的措施，將繼續評估企業所收到影響，採取措施，比如鼓勵企業調整結構對外開拓新興市場，對內挖掘消費潛力，積極轉型升級，調整產業市場結構。

國資委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提到，中央企業對於中美貿易摩擦或者說貿易戰帶來的影響也在做認真的研判、積極的應對。總體來說，一方面要做好風險防範，另一方面，還是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合作。

自中美貿易摩擦發酵至今，“中方將按照既定節奏堅定推進改革開放，”是在官方公開場合中頻繁出現的語句，多位金融領域的官員表示，中國金融業的漸進式開放不會因貿易摩擦而改變，並將繼續尋求對外開放和防控風險之間的平衡。隨着保險、境內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和商品期貨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境內和中美兩國經貿投資的合作將有所有幫助。

中國銀保監會國際合作部副主任範文仲在論壇上指出，中美兩國在養老保險的投資領域方面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間。美國是世界上養老保險投資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資金來源地，而中國的養老保險在未來正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發展市場，因此雙方的經驗交流和投資的互動是非常必要的。“保險業是下一步開放的領域，在今後的五年將有非常大的開放舉措。”他稱，還有一些其他領域的開放規則也正在研究當中，並希望藉助國際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經驗，使這樣的變革時期更平穩的度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近日撰文指出，無論中美貿易戰的後續發展如何，當前都應高度關注金融風險，尤其是在國內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很高的環境下。近期要特別注意防止金融政策與經貿衝突之間形成風險放大機制。“不但要避免處置風險的監管政策發生共振，更要緩解貿易衝突對金融風險的疊加，經貿衝突在客觀上可能會加大去槓桿的壓力。”黃益平表示，金融開放要加快，但還需要把握節奏。

中美貿易摩擦使黑海谷物獲得出口機會

據路透報道，交易商和分析師表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可能會讓已然熱絡的黑海地區穀物和油籽出口錦上添花。黑海地區的主要出口國——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將迎來向中國甚至還有歐盟出口小麥、玉米和大豆的新契機。這三國近期的強勢表現已經終結了美國在尼日利亞和墨西哥等市場的絕對主導地位。

據國際穀物理事會數據，2017/18年度黑海地區在國際小麥市場的佔有率約爲37%，明顯高於美國和加拿大之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小麥生產國，但仍需每年進口大約400萬噸小麥。據美國政府數據，2017/18作物季（從6月到次年5月），美國向中國出口了90.24萬噸小麥，低於上一作物季的156萬噸。

對哈薩克斯坦小麥而言，即便是在貿易爭端爆發之前，由於中國政府倡導的一帶一路政策，中國對該地區小麥的進口就已經開始增加，而關稅戰則加速了這種趨勢。“我們今年纔開始從哈薩克斯坦購買小麥。第一筆訂單有幾千噸。”一位中國小麥貿易商說道，“我們將看看銷售和贏利會怎樣。如果情況很好，我們肯定會增加進口。這與當前的貿易戰相關。”“目前無法買入美國小麥，因此我們有更多動因從哈薩克斯坦買進。而且一旦你買入的哈薩克斯坦小麥達到一定規模，你還能獲得政府給予的優惠扶持。”該貿易商補充道。

另一位尋求達成更多哈薩克斯坦小麥交易的貿易商表示，這種買進策略也有風險，包括物流困難較大以及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小麥的品質不夠穩定等。他補充稱，由於品質不同，黑海小麥可能無法完全取代美國小麥，因此貿易商可能也需要轉而進口加拿大小麥。

根據統計數據，俄羅斯和烏克蘭小麥的傳統買家主要是北非和中東，在2017/18作物年度，面向越南、印尼、菲律賓、西班牙、突尼斯、坦桑尼亞、蘇丹、阿曼、墨西哥和肯尼亞的供應量也有所增加。

巴西7月於八年來首次買入俄羅斯小麥，這是可能令美國部分小麥交易商更加憂慮的一個跡象。“在貿易戰的新時代，價格勝於雄辯，”專注於俄羅斯農產品交易的Solaris的董事Swithun Still稱。“中國可能將從黑海買入更多穀物和油籽，並從南美買入更多豆類。墨西哥一直在購買大量俄羅斯小麥並將繼續，因爲其價格相對於美國小麥具有吸引力，”他補充稱。

貿易爭端還可能促進黑海玉米和大豆的出口。湯森路透駐基輔的黑海農產品市場分析師Svetlana Malysh稱，俄羅斯當局近期報告在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向中國出口了創紀錄高位的85萬噸大豆，是上年同期34萬噸的兩倍多。她補充稱，“假如美國出口中斷，那麼黑海國家，尤其是俄羅斯，可能將增加對中國的大豆出口。”Malysh稱，貿易衝突也是烏克蘭增加其玉米對歐盟供應的一個機會，歐盟6月對美國玉米加徵25%的進口關稅。國際資產控股大宗商品風險經理Matt Ammermann稱，假如中國減少從美國購買玉米，中國可能亦將轉向烏克蘭和俄羅斯。

德國企業巴斯夫迅速搞定百億美元化工基地項目

路透7月11日報道，知情消息人士表示，德國一家擁有先進技術的全球性大型企業巴斯夫（BASF）敲定了在中國建設首個外商全資化學品生產基地的初步協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借力於中美之間貿易緊張。另一位瞭解情況的人士也表示，由於擔心中美貿易戰將損害到那些歡迎企業投資省份的投資前景，因此中國的地方官員對巴斯夫的建廠提議熱心了很多。

路透指出，隨着中美貿易摩擦加深，爲了能把觸角伸向歐洲，中國向歐洲企業作出開放姿態。巴斯夫的成功之舉，雖然仍只是國外業者撬開中國政府緊控的能源和化學行業的罕見例子，不過在這之前，北京已經解除了一些對外資在汽車和銀行業持股比例的限制。中國批准美國電動汽車生產商特斯拉在上海建立一家全資持有的工廠。韓國LG顯示器亦獲批興建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面板生產工廠，將通過一家資本額23億美元的合資公司興建。

一位能源行業高管表示，在中國擴大對外資開放之際，巴斯夫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經驗意味着，其可以“在正確的時機抓住正確的機會”。

中美貿易摩擦的解決之道

傳統策略無法應對“非正常貿易戰”

英國《金融時報》社評指出，特朗普所發起的並不是一場正常的貿易衝突。以往貿易爭端中那些精心校準、針鋒相對的策略，如今不太可能得到華盛頓方面可預料的反應。

對於正在考慮如果特朗普進一步緊逼（例如他威脅要對從歐盟進口的汽車徵收20%關稅），自己該如何回應的其他經濟體而言，需要記住，這不是一場正常的貿易衝突。美國總統的目標不僅難以與任何正常的經貿關係共存，而且他所選擇的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也是反覆無常和矛盾的。

以往貿易衝突中那種經過精心校準的、針鋒相對的回應，例如布魯塞爾2002年威脅要對小布什的鋼鐵關稅發起報復，不太可能得到華盛頓方面的可預料反應。鑑於特朗普提出的令人困惑的提議，很難確切知道他下一步可能怎麼走。對於受到關稅打擊的貿易伙伴，尤其是中國和歐盟，問題變成了如何對付一個被觀點各異的官員們包圍的不可預測的美國總統。

的確，有時候，特朗普的言論從極端保護主義者一下子變成激進的自由貿易者。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在加拿大舉行的一個會議上提議，G7國家將彼此間的所有關稅降低至零。然而，有可能從特朗普的言論和行動辨別出一些清晰的主線。他希望將製造業（尤其是鋼鐵和汽車等商品）現有國際供應鏈的很大一部分遷回美國。

特朗普總統認爲，這將改善美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的雙邊貿易平衡。他不理會這將對美國經濟造成的破壞。而且他認爲，他的政策在政治上將是有利的，或者不會損害他的人氣——至少不會損害到迫使他改變方向的程度。

在最後一點上，特朗普可能是對的，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儘管美國農場主和製造商受到了損害，但這位總統仍然深得他的基本盤擁護。共和黨如果在11月中期選舉遭遇令人震驚的失敗，可能會開始扭轉局面。但布魯塞爾和北京方面在制定戰略時，不應該假設美國選民的情緒會發生變化。

歐盟和中國將受到要求它們做出回應的壓力。但它們應該小心，別輕易指望美國國內的政治反應將很快迫使特朗普改變主意。國會共和黨人迄今閃爍其詞，不敢在這個問題上直接對抗總統。就連商界的抱怨都是低調的，因爲他們感激特朗普的減稅和放松管制措施。

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對關稅是當真的。他的貿易伙伴面對一項沒人羨慕的任務，那就是試圖猜測他最有可能做出的反應。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來自以往貿易戰案例的“標準現場手冊”，在他們現在面臨的不斷升級的衝突中也許作用有限。

中國試圖以柔克剛應對特朗普貿易戰攻勢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說，中國謹慎應對不斷升溫的中美貿易戰，努力在歐洲、亞洲乃至美國本身尋求盟友，其官媒的報道和評論也相對剋制。

中國的冷靜回應源於中美雙邊貿易和美國對華投資的重要性——如今兩國經濟緊密相連。“美國的規模更大，而且是與日本或韓國不同類型的經濟強國。這使得中美經貿關係相當獨特。”柏林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ICS）高級經濟學家曾林（Max Zenglein）表示。他指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限制了其採取針鋒相對關稅措施的能力。

“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很明顯他們（中國）更加脆弱，所以這種格局迫使他們採取不同的做法。”考慮到這一點，中國貿易談判代表一直致力於尋找潛在盟友，包括華盛頓的親商官員，希望能夠藉助一些投資方面的讓步來贏得他們的支持。

北京方面沒有直接對美資集團下手，而是爲他們的競爭對手提供更好的市場準入。中國官員正在推動歐洲和日本企業利用今年出臺的改革措施，以提醒美資集團：北京方面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分配中國市場。“中國將面臨的挑戰是，他們在關稅方面沒有太多剩餘的回應空間，”華盛頓McLarty Associates的貿易專家凱莉·美曼（Kellie Meiman）表示。

北京方面不希望嚇退外國投資者，或者承受投資和貸款減少的風險。在2012年日本在華企業受到攻擊、以及去年韓國在華企業遭遇杯葛之後，日韓都採取了將一部分製造基地遷出中國的戰略。即使是一報還一報的報復性關稅也給中國帶來風險，因爲它們可能助燃通脹。“從表面上看，中國正試圖打擊美國；事實上，最終結果將是對中國的打擊。我們選擇（加徵關稅的）三大類產品是大豆、飛機和芯片，而這些都是我們最需要的產品。”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專家沈丁立表示。

從美國三大擔憂化解中美貿易戰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全球化智庫學術委員會專家胡永泰認爲，中美貿易戰背後是美國的三個擔憂：中國正“偷走”美國工作，中國要求技術轉讓導致美國高薪工作流失，中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胡永泰從中美兩國視角分析了中美貿易關係緊張的深層次原因，闡述了相關問題處理不當的後果，並針對性地指出了中美兩國化解貿易戰的應對選項。

從“戰略合作伙伴”到“戰略競爭對手”

過去，克林頓一直堅持與中國實行接觸政策，並稱之爲“戰略合作伙伴”。然而在2000年，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小布什否認了“合作伙伴”的標籤，他稱中國爲“戰略競爭對手”。對於中美雙方來說，“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兩種關係實際上是共存的。小布什當選總統初期，美國穩固其世界地位需要中國的支持，而911事件過後，中美合作也有效穩定了中美雙邊關係。但現在，特朗普競選成功後，“競爭對手”的言論則佔了上風，導致中美緊張關係日益嚴峻。而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戰背後其實是二十一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漸加劇的三個擔憂：中國正在“偷走”美國工作，因中國要求技術轉讓而導致美國高薪工作流失，以及人們所感知到的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人民幣升值”並非中美貿易失衡的真正解決方案

然而，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匯率只是造成貿易不平衡的其中一個因素，任何人民幣升值都不可能改變多級世界的現狀。舉例來說，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1985年實施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美國減少從日本的進口，但同時，從其他國家購買了很多，最後導致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還是基本保持不變。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觀點背後的兩種匯率理論，即莫里斯·戈斯坦德計算法和購買力平價計算法（PPP），都不能合理地算出實際匯率。因爲要看人民幣多大程度被低估，需要知道匯率均衡。根據均衡價格即等於市場清算價格的定義，前者錯誤假設了中國的經常賬戶爲負，後者則通常會高估實際匯率且與市場清算價格無關。

實際上，中美貿易失衡源於中美兩國社會和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缺陷。對於中國來說，不充分的社會安全網絡提高了儲蓄率，而同時功能失調的金融系統未能將多餘的儲蓄引向國內投資。另一方面，美國高昂的軍費開支和頻繁的減稅政策也爲結構性的貿易逆差創造了條件，而就業保障的不足和低效更使人們對美國貿易逆差的意見越來越大。然而，推動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美國在全球的貿易逆差問題，還會對中國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會轉移中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糾正中美經濟體系中的結構性要素的缺陷。因此，要想解決貿易順逆差問題，中美雙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匯率提升上面。

技術轉移政策引發美國企業不滿／中國需減少利用市場力量加速技術趕超的行爲

推動中國和美國走向貿易戰的第二個問題是技術競爭。美國企業抱怨中國利用自身的市場規模，將技術轉移作爲外商合資企業進入其大型市場的條件。若這些美國企業不同意，中國將轉向其他同樣擁有前沿技術的外資企業，而當美國公司同意時，他們的產品通常會獲得高額壟斷價格，這是一個商業上“願買願賣”的交易，然而現在美國公司對中國的抱怨主要是放棄了技術祕密後，實際上他們的產品卻因中國依靠市場力量在以更低的價格在中國市場出售，而且更重要的是，近幾年，中國開始尋求比過去更前沿的技術轉移，這讓美國企業很不情願並要求政府作出應對。這其實與國際理論中“最優關稅”的概念極爲相似，但是爲何沒有看多更多這樣的現象呢？因爲在國際社會缺乏反壟斷機制的情況下，利益受損國家會進行報復。實際上，當這個國家無力還手時，它會同意在價格上打折，但如果它有能力，它會聯合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行動，那麼對於雙方利益都會受損，從而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一方就不得不停止議價要求。因此，中國對外資企業的反對之聲也不應該置若罔聞。如果歐洲和日本、加拿大等G7國家國跟隨了美國的腳步，開始抵制中方利用市場力量加速技術趕超的行爲，結果不容樂觀。因此，中國需要新的產業政策舉措來實現“中國製造2025”計劃，如加強技術發展，在高校設立研究中心等。

目前中國仍被定義爲發展中國家，因此正在實行的多項貿易補貼政策，如廉價土地、稅收優惠和進口壁壘等，取得了WTO的許可。但是在幫助華爲、百度等大型企業發展的同時，這些補貼也深化了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導致產能過剩、傾銷、殭屍企業和鬼城等現象。因此，中國應該縮減相應的貿易補貼，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對待市場中的良性競爭。

世界再無霸主，多級世界中加強多邊自由貿易尤爲重要

第三，在國家安全方面，近年來美國深感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這也是政府如此積極保護最前沿的知識產權的主要原因之一。隨着中國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儘管中國不會成爲全球霸主，美國仍然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感到擔憂。雖然中國的發展勢頭正猛，但是印度在1984年的改革之後，開始沿着中國的發展腳步迅速趕超。隨着國際秩序從美國主導的霸權時代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重疊的勢力範圍將深化經濟和政治摩擦。因此，全球的發展繁榮需要各地區的領導者維護並加強多邊自由貿易體系，這就需要合作伙伴，而合作的前提則是建立在國家安全利益之上。在如今這個階段，中美兩方同時感到威脅，雙方如何建立安全感是我們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

CFIUS指南仍需改革

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改革指南中，提出了兩點針對中美貿易關係摩擦的建議。第一，禁止向中國出口具有軍事用途的高科技產品。第二，經濟實力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根本基礎，也是中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因此，應當限制與中國的企業和學術領域方面的合作。這兩點建議不僅過於寬泛，無法運作，並且十分淺顯和短視。因爲短期看，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從短期看可能通過“零和”來實現，但從長遠來看，中美兩方的經濟競爭是共贏的，並且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的競爭，而美國把這兩點搞混淆了。

美國：放棄“人民幣升值”迷思，監督中國，改革CFIUS

中美兩國應該如何解決此次貿易爭端？對美國來說，第一，應當放棄“人民幣升值”，並認識到調整美國政策內結構性因素纔是解決貿易失衡的真正辦法。第二，聯合G7國家共同反對中國利用市場力量促進其技術發展，並監督中國使用WTO框架內的產業激勵政策。第三，通過改革CFIUS，增加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具體的措施包括：加強審查外資企業在美設立的研究中心；由破產法庭收購美資企業；明確審查範圍和技術清單並持續更新等。

中國：加快要素市場改革，加快提升研究發展能力，設立中國式CFIUS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需做出同等努力。第一，加快要素市場改革（尤其是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加強社會保障網的建設。第二，從產業政策方面，減少利用市場力量獲得技術的行爲，並加快提升研究發展能力；縮減貿易補貼。第三，設立相應的CFIUS的審查機構，並保證運行透明。儘管中國被WTO定義爲發展中國家，但它卻是非洲最大的捐助國，擁有世界級製造業企業，並有能力在海外進行武裝，因此中國應提升其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中的互惠水平。這就意味着中國需要給予更多外國企業以國民待遇，並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寬外國公司收購中國企業的限制。

以貨幣手段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認爲，唯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元化世界，纔可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幫一把，但要推動人民幣成爲像美元一樣的避險貨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美兩國目前在貿易層面上的討價還價，不能解決兩國在經濟地位上的深層次矛盾。美國連年的貿易逆差，反映的是以美元爲本位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缺點，即美國可以無限量發鈔，長期以信貸度日。唯有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美元化的世界，纔可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幫一把，但是要推動人民幣成爲像美元一樣的避險貨幣，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由於特朗普對中國貨品徵收關稅，始終對中國出口帶來一定的影響，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下半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將無可避免受壓。

楊宇霆認爲，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只是進出口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兩國在全球貨幣系統中不平衡的表徵。美國幾乎跟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存在長期貿易逆差關係，因爲一個國家能夠長期購買超過自己出口的商品，是因爲他有能力長期借貸。進口長期大於出口，其國際投資部位必然是淨負債。所以，美國既出現貿易逆差，又出現財政逆差。今天，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2萬億美元，是當年中國加入世貿時期的15倍。美國人享受中國工人制造價廉物美的產品，卻沒有想到拖欠中國大量的貸款。中國是美國消費者的店長，也是美國政府債主。

爲什麼美元可以作爲國際儲備貨幣？這個課題在學術上已經有很多解釋。例如，一般經濟學的解釋是由於網絡外部效應（Network externalities）所致，各國使用美元成本越來越低，網絡效應越來越大，已經流行的貨幣只會更加流行。既然很多國家已經使用美元作爲支付貨幣，其他國家也就同樣使用美元支付貿易，並且購買美國金融機構發行的各種金融產品，以及美國政府發行的主權債務。美元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國際儲備貨幣。

另一種解釋源於地緣政治，也是流行的石油美元論。二戰之後美國在軍事上已經取得優勢，特別是在中東地區，美軍保護了重要的石油資源。 1971年，當美國放棄金本位之後，美元大幅波動，1974年尼克松政府與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限制沙特只能以美元作爲石油出口的交易貨幣，以此換取美國提供軍事上的保護，沙特央行也從此選擇讓本幣與美元掛鉤這種匯率制度。這就是市場上所謂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理論。按照這種解釋，美元不單只是一種石油貨幣，也是一種軍事貨幣（Armadollar）。

無論是哪一種解釋，美元目前仍然是一種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相當穩固，這是不爭的事實。既然是這樣，美國在根本上並不能依靠貿易政策解決自身的貿易矛盾，在學術上名爲“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再加上美國經濟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生活方式不能倒退，一般家庭不能接受沒有後花園的洋房大屋，這些都是美國經濟自身的深層次問題。

特朗普政府要對中國貨品開徵關稅，並沒有針對美國的貿易失衡的元兇。進口關稅只能影響價格，即扭曲進出口貨品的相對價格，但卻不能全面降低美國的購買力。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在美國長期借款能力的問題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涉及到美元作爲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問題。美國人需要知道，買東西是需要付款的，借款需要還款，還款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不能靠央媽買單。

其實，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也是協助美國借貸度日的其中一個推手。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開放一次性地爲世界經濟提供大量的勞動資源。這種情況有點像在歐洲發現北海油田一樣，相關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的財富，需要通過以主權基金的方式爲資金尋找出路。成熟的美元資產，便成爲這些國家資源的投資對象，中國也不例外。

世界各國必須改變以美元作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這種習慣以及信念，正本清源，迴歸基本面，以真實的資產作爲印發鈔票的基礎。既然美元當初成爲國際儲備貨幣源於市場對於她購買力的信任，也就是她的儲備功能，中國也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更加積極，使世界更多央行以及主權基金甚至是金融機構減少持有美元資產。

假如中國減少購買美元國債，這並不應被視爲對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種報復手段，而應被該視爲改變美元作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一種行動。事實上，不少國際大型基金的操盤者多次向筆者提出，美元在他們眼中是一種結構性的弱勢貨幣。我們每年偶爾會見到美元升值，但是都是週期性的。美國國債收益率在過去30多年長期下降，說明美國的生產力以及通脹長期下滑，在趨勢上，美元資產並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收益。過去二、三十年，不少保險公司及養老基金都出現收益不足的負利差問題，就是美元固定收益資產收益率不斷下降所造成的惡果。

如果美元不再是國際上的主要基礎貨幣，儲備貨幣功能降低，美元應該出現長期貶值、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的情況。這種現象，是新興市場面對金融危機的典型表現。美元貶值，會減少美國的進口購買力卻同時增加其出口的競爭力，幫助美國實現進出口平衡。另外，長期利率上升，也會提高美國的總體儲蓄率，減少美國的過度消費，進而減少進口，幫助減少貿易逆差。

至於中國，隨着人均收入的上升，進口消費品的數量必然增加。居民工資增加，也就意味着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由於美元長期弱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出口競爭力也將下降。這樣的發展，就是對過去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作出修復，從根本上解決中美兩國根深蒂固的矛盾。

要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呢，人民幣國際化也許是一條出路。經過過去六、七年的推動，人民幣已經基本上成爲在全球匯率市場相當活躍的一種投資貨幣。但是，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人民幣的滲透率仍然相當低。另外，雖然很多國家的央行已經開始持有少量的人民幣資產作爲外匯儲備的一部份，而且已經跟中國人民銀行簽定了貨幣互換協議，但是，人民幣資產在全球的份額仍然相當之低，美元仍然被市場視爲無風險貨幣（risk free），如果要人民幣要與美元看齊，這個目標仍然很遠。

中國也應該在商業層面上推動人民幣交易，改變美元獨大這個不正常現象。今年，上海期貨交易所已經推出了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而大連商品交易所也開放外資參與鐵礦石期貨交易。今年6月，國際資本市場通用的MSCI新興市場指數納入中國的A股。估計固定收益產品市場流行的指數（例如JP Morgan EMBI等債券指數）也很快把中國的固定收益資產納入其中。這些發展具備相當的突破性，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地位以及流通性。

但是，要提高投資者持有中國資產的信心，中國必須加大對金融業的開放，並提升政策的透明度。美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是美元國際地位的重要基石。由於很多投資者仍然擔心持有人民幣的政策風險，限制了人民幣成爲國際基準貨幣的能力。中國要在這些軟實力方面更多努力，只有這樣，美聯儲纔有可能不再成爲美國進口的提款機，美國的貿易赤字才能減少，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才能達到真正的平衡。

特朗普對中國貨品徵收關稅，始終對中國出口帶來一定的影響，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將無可避免受壓。由於特朗普要應付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短期內他的對華政策將仍然偏向強硬，短對期內要推動人民幣成爲國際貨幣將較爲困難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