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土土絨

當我們說起保護弱勢羣體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說什麼？

據媒體報道，在廣東茂名信宜市，一名12歲智障女孩被性侵併懷孕，這是她八個月內再遭性侵、第二次懷孕。簡單的事實，一句話就可以講完，但是當事人和當事家庭的痛苦，卻難以用語言描述。

這場悲劇的中心，是一名 12歲的小女孩。孩子的認知能力本來就比較弱，智力障礙更是讓她的自我保護能力雪上加霜。面對侵害，她幾乎沒有能力反抗，甚至在事後連施暴者都指認不出來。也正因爲此，那些藏在陰暗處的猥瑣之徒敢於一次又一次地施暴。

對於這樣的孩子，家庭本來應該是保護她的第一道關卡。問題在於，這個特殊的家庭，包括受害女孩的爸爸、媽媽、哥哥等一家四口均爲殘障人士，全家靠低保爲生，同樣難以對抗惡意侵害。在女孩第一次懷孕報警後，還有人踢門報復，可見完全沒把這一家人放在眼裏。

這樣的家庭可以說是社會底層最弱勢的那一部分人了，家長的監護能力，實際上是缺失的。我們不能把自我保護的責任，全都推到這個家庭的頭上。同樣的，一些網友聲稱這樣的家庭就不該養育孩子的論調，也過於冷血。

越是極端的案例，越能考驗社會保護弱勢羣體的誠意和成色。而在這個案例中，我們遺憾地看到，各個可能爲女孩提供幫助的部門，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職能失守”。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協助有關部門……預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爲”。在女孩第一次懷孕後，家屬也向社區書記求助了。但是，社區書記覺得派出所介入調查就足夠了，並“告訴她的父母要管好她”。

這樣的回應，實際上等於是把皮球踢回了女孩家庭。即使社區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至少也可以主動與婦聯等部門溝通，或向上級彙報。假如社區能多給一點關注，與各個部門一起商討出一個保護或援助的方案，相信那些施暴者也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

性侵未成年人是觸犯《刑法》的嚴重違法行爲，性侵有智力障礙的未成年人更是於法不容。但是，從女孩第一次懷孕並報警至今8個多月了，到底誰是作案者，仍然是一筆糊塗賬。並且，在家屬報警之後，還有人踢門報復，家屬聯繫派出所民警卻未立案。

對此，當事警官稱，女孩家屬撥打的是其私人手機，不能視爲報警。假如真是如此，那麼，這位民警爲何不告知正確的報警方式？當然了，根據當地派出所的補充說明，警方事後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但事實就是，多名作案者仍然躲在黑暗之中，不但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反而膽敢報復女孩一家。這些作案者是哪裏來的膽量？

2018年10月，最高檢首次發出“一號檢察建議”，針對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提出建議。教育部辦公廳隨後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強調要不斷完善預防性侵協同機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要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共青團、婦聯、家庭、社會構建一體化的保護中小學（幼兒園）學生工作機制”。

但是，在受害女孩第一次懷孕休學之後，學校並沒有瞭解情況，更沒有進一步的措施。學校老師本該是除了家人之外，最瞭解女孩的人，但在關鍵時候對學生的去向不聞不問，是否也有疏忽？

實際上，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居民區，不管是社區，還是婦聯、派出所等基層機關，對當地居民一般都有一個大致的瞭解。像受害女孩這樣的極端弱勢家庭，有關部門本應早就有所瞭解，並在平時就給予更多的關注，讓那些心懷不軌者知道，這些家庭也是有人“撐腰”的，不是任人魚肉的。如果各個基層部門都表現得漠不關心，那他們就很容易淪爲被欺凌的對象。

女孩多次被性侵，很大可能是嫌犯有目標、有預謀的行爲。到底哪些人存在作案的嫌疑？在提取了胚胎DNA樣本對比之後，仍未準確找到嫌疑人，是否應該擴大調查取證的範圍？目前，警方已經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希望能儘快將罪犯繩之以法。這是對殘暴的不法分子最好的威懾，是對弱勢家庭最好的保護。

但是，就算這個案子能結案，也並不能終結它帶來的疑問。在保護兒童、保護弱勢羣體方面，由家庭、學校、政府、社會各個方面織成的籬笆是否存在大大小小的“缺口”？如何堵上這些缺口？規定要從紙面落到地面，保護弱勢羣體不能只是一句口號，它還關係到一個龐大人羣的生存和人身安全，它需要更細緻、更實在、更長效的措施去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