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先行奉咸豐皇帝靈柩回京的兩宮皇太后以“擅改諭旨，力阻垂簾”爲由，下旨剝奪“贊襄政務八大臣”之載桓、端華、肅順官職；奪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軍機處行走權力。在時任恭親王奕訢的絕對支持下，“辛酉政變”正式爆發。

隨後，兩宮皇太后調回時任九門提督、正黃旗漢軍都統、監管善撲營事的醇郡王奕譞，殺死肅順；載桓、端華令自盡；景壽等五大臣被罷職、流放等等；徹底推翻了咸豐皇帝臨終費心打造的政治格局。而後，以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恭親王奕訢“議政”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開始了對晚清政權的統治。

上述對咸豐皇帝的評價，出自《清史稿·文宗本紀》。不可否認，以趙爾巽爲代表的滿清遺老們，對於咸豐皇帝的評價還是比較中肯、客觀的！就咸豐皇帝在位期間的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來看，咸豐皇帝在執政前期依然能“任賢擢材，洞觀肆應”；依然能大力推行改革、整頓吏治；有着年輕帝王銳意進取的可取之處。

其中，重用“敢任事”的愛新覺羅·肅順，絕對是咸豐皇帝積極、正確的做法。

愛新覺羅·肅順，鄭親王濟爾哈朗一脈，這個自清朝建立之初就屬遠支皇室宗親的世系，到晚清時期更是遠到不能再遠的皇室宗親。如果沒有“世襲罔替”的親王爵位，濟爾哈朗一脈恐怕早就沒落。肅順，作爲第七代鄭親王愛新覺羅·烏爾恭阿的第六子，絕緣於親王爵位的世襲，只得三等輔國將軍的爵位。但肅順的囂張之處並不在爵位的高低，而在於朝廷官職的晉升。

在咸豐皇帝逃亡熱河承德避暑山莊之前，肅順在咸豐皇帝的絕對信任之下，已經身兼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理藩院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等數項實權官職。按照《愛新覺羅家族全史》的說法，此時的肅順“上三旗包衣之政令與宮禁之治，凡府屬吏、戶、禮、兵、刑、工之事皆掌焉”，權傾朝野、一時無兩。

咸豐皇帝逃往避暑山莊以後，肅順又被委以協辦大學士兼領侍衛內大臣，統領行在一切事務。

除了肅順，《清史稿·穆宗本紀》還記載了其餘七位贊襄政務大臣：

從咸豐皇帝臨終安排的“贊襄政務八大臣”來看，包括了皇室宗親——肅順、載垣、端華；滿洲勳貴——景壽、穆蔭；知名漢臣——匡源、杜翰、焦佑瀛。

除了肅順，載垣和端華也屬皇室宗親，而且在皇室中擁有更爲顯赫的身份和影響。

愛新覺羅·端華，肅順的三哥，道光二十年承襲鄭親王王爵。早在道光咸豐兩朝皇權更迭過程中，端華就被道光皇帝委以顧命大臣身份；咸豐皇帝臨終，再次將其委以贊襄政務大臣之首，總攝政務。就咸豐一朝，端華於皇室、於朝廷的影響和地位絕對盛於恭親王奕訢。

愛新覺羅·載垣，另一位“鐵帽子王”世襲的代表人物，康熙帝皇十三子胤祥一脈。和端華一樣，載垣也曾受道光皇帝臨終顧命，於咸豐朝頗受信任和重用。載垣在咸豐朝晚期擔任的宗人府“一把手”——宗令一職，就足以證明其在皇室宗親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響。另外，此時的載垣還擔任領侍衛內大臣一職，握有實權。

富察·景壽，來自滿洲勳貴代表家族——富察氏，其曾祖父乃系乾隆朝權臣富察·傅恆的侄子。更重要的是，他還擁有和碩額駙的身份，乃系恭親王奕訢的親姐夫。咸豐皇帝駕崩之前，授領侍衛內大臣。

託和絡·穆蔭，出身滿洲正白旗，從內閣中書一步步升遷至兵部尚書。雖然曾在咸豐十年因與英法聯軍和談失敗，導致聯軍兵逼北京而被撤職，但對其倍加信任的咸豐皇帝依然對其委以贊襄政務重任。

匡源、杜翰、焦佑瀛，正兒八經的科甲出身，因“文筆敏捷，才幹超羣，頗有見識”而被“重漢輕滿”的咸豐皇帝委以重任。同時，此三人作爲天下讀書人的領袖，乃系漢臣的代表性人物，於天下臣民中的影響、地位可想而知。

就“贊襄政務王大臣”的組成來看，咸豐皇帝的臨終安排可謂是用心良苦、機關算盡。首先，這個輔助年幼君主——同治皇帝的政治集團，拋開了更有資格的恭親王奕訢，而且以三位強有力的皇室宗親予以制衡，有效的規避了奕訢篡奪朝政大權的可能。

另外，滿洲勳貴和漢臣代表的有機組成，在保證有效控制朝政大權的同時，還能短時間內有效控制大戰以後的混亂朝局。

同時，爲有效防止順治朝多爾袞、康熙朝鰲拜的擅權情況，咸豐皇帝對於“贊襄政務八大臣”委以重任的同時，還予以了絕對有效的預防和制衡。

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御賞”印章代表母儀天下的權力，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代表統一天下的權力（由其生母葉赫那拉氏代管），並且明確規定，顧命大臣發出的所有朝廷決議必須同時加蓋兩枚印章，方能生效。

另外，咸豐皇帝爲防止母后擅權而對葉赫那拉氏進行的有效制約，雖然未在清朝官方文獻中出現，但在諸多時人筆記和坊間野史中，均有過相關說明。

《清代野史大觀》有載：

由此來看，咸豐皇帝在病危之際想到了所有可能出現的狀況，並針對這些狀況進行了完美、有效的預防措施。不可否認，單就咸豐皇帝的臨終安排而言，堪稱完美。

可就在咸豐皇帝駕崩僅兩個半月以後，這個用盡了咸豐皇帝幾乎所有帝王心術的臨終安排，就被恭親王奕訢絕對支持下的兩宮皇太后一舉推翻。

那麼，這個堪稱完美的臨終安排，到底哪裏出現了差錯？

在咸豐皇帝費心安排的“贊襄政務八大臣”組成中，除了領侍衛內大臣這一僅僅能夠支配行在戍衛的實權派官職外，也僅僅是肅順擔任了鑲黃旗漢軍都統這一可以掌握部分武裝力量的官職。

也就是說，咸豐皇帝在安排顧命大臣的同時，幾乎完全忽略了對武裝力量的有效安排。

而兩宮皇太后在肅順等人逐漸表現出“種種欺罔跋扈狀，真堪髮指”以後，穩、準、狠的抓住了這一漏洞，開始了對晚清武裝力量的逐步掌握。

咸豐十一年七月，咸豐皇帝駕崩於避暑山莊。兩宮皇太后再加上一個年僅6歲的同治皇帝，對於除京畿地區以外的武裝力量的掌握程度，絕對比不上“贊襄政務八大臣”，畢竟人家手中掌握着朝政大權，掌握着武裝力量的調用權力。

有鑑於此，想要逼迫顧命大臣們就範，兩宮皇太后需要徵得京中實力派皇室宗親的絕對支持外，還必須保證地方武裝力量不會被調動，然後通過對京畿地區武裝力量的絕對掌握作爲政變的有效支撐。

《清實錄·穆宗實錄》記載了咸豐皇帝駕崩第二天，發出的一道諭旨：

啥意思？

地方武裝力量被有效控制了！

而後，在和恭親王奕訢取得有效聯繫後，兩宮皇太后針對端華兼職太多的問題，提出了異議。在端華主動請辭九門提督，僅擔任行在九門提督後，兩宮皇太后立即任命時任正黃旗漢軍都統的醇郡王奕譞，接任九門提督，掌握了京城九門的武裝力量。不久，奕譞又在兩宮皇太后的堅持下，監管善撲營事，實權在握。

當月，在兩宮皇太后的堅持下，另一道人事任命諭旨下發：

事實證明，這三位堅決站位於兩宮皇太后的武職官員，雖都是副都統官職，但其發揮的作用遠遠超出了顧命大臣們的想象。

而此時，坐鎮京城的恭親王奕訢身邊早已經形成了包括文祥、桂良、寶鋆、勝保等實權派官員的新權力中樞，足以和“贊襄政務八大臣”相對抗。

注意，此時的勝保，雖然僅爲兵部侍郎銜，但其作爲對抗英法聯軍的清軍主帥之一，手中握有絕對實力的武裝力量，他的站位對於政變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一切準備妥當以後，兩宮皇太后帶着小皇帝找藉口先行返回京城，並肅順等護送咸豐皇帝靈柩的顧命大臣們早到京城了4天。到京後的兩宮皇太后，立即召見恭親王奕訢，佈置好了一張大網，等待着肅順等人。

咸豐十一年九月，兩宮皇太后以皇帝名義發佈諭旨：

總的來說，兩宮皇太后爲“贊襄政務八大臣”找到了兩項罪名：擅改諭旨，力阻垂簾，宣告了“贊襄政務”政治集團的破滅。而後，兩宮皇太后在下諭旨，將肅順予以抄家、斬殺；命端華、載垣自盡；景壽革職，但仍保留爵位和額駙品秩；穆蔭，被撤職流放；匡源，撤職返鄉；杜翰，流放新疆；焦佑瀛，免職返鄉。

就“贊襄政務八大臣”的強大組成和兩宮皇太后對贊襄政務大臣的有效制約來看，咸豐皇帝臨終對政局的安排，堪稱完美。但是，咸豐皇帝對武裝力量這一決定權力歸屬之關鍵因素的忽略，必然導致了咸豐皇帝政治夙願的落空。除了咸豐皇帝臨終安排的巨大忽略，肅順等人“以宗室懿親，不務安邦，但思擅政，何其跋扈不臣若此”的具體表現，未有效阻止兩宮皇太后對恭親王奕訢的拉攏和聯合，未及時掌握武裝力量，才導致了“卒之弄巧成拙，反受制於婦人之手”的必然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