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在中短期宏觀對策和長期發展研究方面不知是否可以用“彷徨無計”來概括形容。這幾年我們造了一些新詞，說了不少空話，但看看經濟運行實踐，好像問題越來越多。各行各業、三教九流似乎都懷有一種今不如昔、世風日下之類的抱怨。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百思不得其解。中國是個近十四億人口的大經濟體，國情複雜，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類問題堆積成山，政治穩定是前提，發展經濟是主線，在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只要把經濟搞好了，讓人民錢包日鼓、不虞匱乏、心情愉悅，這就是我們的領導人說過的共產黨人不可一時或忘的那個“初心”。

如果這個“初心”目標能獲得普遍認可，那麼，我們就可以不受約束地對任何可達於“初心”目標的對策建議進行討論，因爲我們的目標是彼岸，因此一切可用過河手段的建橋或造船的問題都可以討論，我今天想重提一下20多年前中國經濟學界就有許多人說過的“民進國退”問題。

在我黨的政治文件裏，只有1999年9月22日在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明確提出了“在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爲有所不爲。”我個人理解，這就是經濟界有關“民進國退”改革建議得到黨中央認可的明顯證據，因爲這個《決定》開宗明義就講了“爲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我們一定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積極探索、循序漸進，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這樣的話。這個文件出臺至今正好是第20個年頭，現在，回過頭來細細品味，我越來越覺得這個《決定》體氣高妙、意味深遠。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體現在方方面面，其中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弊端在微觀層面上最具典型意義。我們的經濟學家們用多式多樣的學術語言去歷數國有經濟存在的問題，如所有者虛置、委託代理鏈條過長、道德風險、逆向選擇、軟預算約束等等，這些大家都同意都認可，那麼，怎樣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分析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難以克服的弊端呢？大約是在199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國有經濟本質上是回扣經濟”，香港的某個報紙做了全文轉載。我之所以一口咬定國有經濟本質上是回扣經濟乃是我基於大量社會調查的結果。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正是中國處於改革開放之初，大量中小企業、鄉鎮企業在開拓市場時，瞄準的都是大型國企的產品配套，而國有企業擁有貨物採購權的部門在產品質量大體相若的情況下，基本是按回扣率高低來選擇業務夥伴的，這不是哪個人哪些人的問題，而是一個體制性問題。在一些規模較大管理鏈條較長的非國有企業中，產品銷售中的“回扣開道”同樣也可以起作用，但非國有經濟中的監管、制約、檢查、懲罰要遠比國有經濟嚴格。在經濟實踐中，國有企業可以讓收取回扣蔚然成風，而民營企業的採購部門收取回扣只能在矇蔽所有者或股東的情況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國企的普遍現象是預算軟約束，而非國企的預算是硬約束，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運作環境。我有個糧食加工企業的朋友，他說：建糧食倉庫，國有企業一平方米的成本要2000多元，我建糧倉，一平方米只要300元左右，爲什麼同樣的東西投入成本差別會如此之大？這個朋友告訴我，國有企業搞工程預算內含各個環節的採購回扣率在裏邊。由此可以推斷，國有經濟本質上還可以稱之爲“浪費經濟”“高成本經濟”。前些日子莫干山又搞了一次有關國企改革的討論會，會上有人說，國有改革最大的難點是激勵機制的建立問題。我則認爲，國有經濟中亟待解決的不是激勵而是約束問題。在國企改革中，我們始終找不到一種能夠自動抑制企業浪費和高成本的有效機制。

由於目前國有企業的高管採取的是委任制和市場化聘任制兩種形式，國有企業通常都用行政級別進行規模標記，因此，一把手通常都是黨的組織部門委任的某基層官員擔任，這樣的企業一把手按規律都是向上級領導負責而不是將企業長遠發展當作第一目標。在中國政治圈內，只要你有行政級別就能今天在這個企業當一把手明天又可能升遷或調轉到其他的黨政機關去。這不可避免地產生各式各樣的政治優先或行爲選擇。在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中，還有一類是，企業一把手既由上級委任又經歷過市場經濟的嚴峻考驗，有些已成爲很有影響力的上市公司，且公司的技術儲備也很雄厚，但不少這樣的公司，股價和盈利很少會出現令人驚喜變化的背後原因是，這些國企的頭頭兒們又都註冊了產權明晰的私有制公司，他們原先掌控的國有上市公司一旦有發展前景的利潤增長點，無論是業務還是新技術這些頭頭兒們都會將其由國有企業轉移至自己的私人公司。這種情況，在中國已屢見不鮮。我們可稱之爲“盈利點轉移”。

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必然導致的高成本和浪費以及缺少有效長期激勵造成的盈利點轉移，使得現實中的國企改革常常顯得效果難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60條》的思路，現在的國企改革以混改爲主基調，一些進行混改試點的企業也在探索員工持股的新思路，由於實踐時間短，現在我們還很難給這些改革措施進行成敗評論。我個人的看法，現在我們的國企改革一是進展慢，二是措施不簡明。

我建議中國的國企改革還是按照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那個《決定》所確定的思路，在“有進有退”上做足文章，所謂“退”簡單理解就是轉讓，就是賣。除了（1）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2）自然壟斷的行業，（3）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4）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以外的所有行業和領域，我們都可以考慮向國內外的投資者出售，既可以整體出售也可以出售大部分股權。在出售順序上可對現有的中央和地方所屬國有企業進行資本收益等級分類，資本收益等級由低到高地依次出售。我們可以將之稱爲國企民營化改革。

改革的目的就是追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歷時40年，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國企佔有資源過多，資本使用效率遠低於民營企業。解決這一問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甩包袱、降比重。所謂甩包袱就是將經濟效益差的國企能賣掉的儘量賣掉。大幅度降低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的資源佔有和消耗比重。國家統計局可以與國資委一道對全國的國企資本收益率定期統計劃分類別向全社會公佈。對資本收益率低級別的國企可限時出售。

在重提民進國退口號時，我們有一個意識形態障礙必須克服，即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否一定強調國有經濟比重問題或者我們的中央文件反覆強調的公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是否要以行業部門中的國有經濟比重來體現？如果我們主張務實治國，那就是小平同志說的黑貓白貓效率第一原則，不管你是哪一類性質的企業，你不能高效率地創造財富甚至還在無休無止地損毀和浪費財富，那就不是好企業，例如近年來國企中的大量殭屍企業。

在民進國退改革中，我們也要按照小平同志說過的“不爭論”，雷厲風行紮紮實實地做些推動就是了，至於黨內有些同志有不同意，經濟學界那些左得出奇之人士站出來指責，包括被出售國企的幹部員工有牴觸情緒，這均屬正常現象，改革就得頂住壓力。國企改革中的甩包袱、降比重得到紮實推進，中國經濟才能真正走上質量發展之路。

《銀行家》雜誌社 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