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在大陸的蔣記特務系統中，最重要的是“復興社”，這個派系中有兩支是蔣介石的“寵兒”：一支是大名鼎鼎的戴笠的軍統，另一支便是康澤的“別動隊”系統，他兩人當時被人稱爲“康戴二公”。

當年，任何人想見蔣介石都必須先在侍從室登記，然後由侍從室向蔣介石報告，蔣想見才見，不想見就不見。唯獨“康戴二公”例外，他們兩人見蔣不受限制，隨時可見，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一起時，他二人也可以闖入。今天，我們不說戴笠，單說這康澤，那麼，康澤到底是何許人也，他爲什麼有如此特權和與衆不同的“封號”呢？

康澤，字代賓，號兆民，1904年農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嶽縣雙龍鋪（今來鳳鄉八村）朱家溝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父親康歷地依照康氏族譜給他取名代賓，7歲那年，父親因病丟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四口人全靠母親康何氏常年手工紡織來維持艱辛的生活。少年康澤8歲開始在雙龍鋪村塾上學。

15歲的康澤就讀縣城高等小學、中學，後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習，畢業後選派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深造。康澤由莫斯科學成歸國，任北伐軍總司令侍從參謀，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後改任總司令部江西宣傳大隊長隊長。

此時正值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圍剿”，並批准成立南昌行營別動總隊，康澤任少將總隊長，在江西剿共時期康澤的“別動隊”深得蔣介石特別信任，不僅受蔣的直接指揮。“別動隊”的隊員，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祕密活動。爲蔣介石逼迫紅軍離開根據地立下了汗馬功勞。

特別是紅軍長征之後，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各地，圍剿留守紅軍游擊隊，搞所謂“新江西模式”的一系列行動，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劇照

首先是搞株連，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繫、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爲“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組成人員是一批逃亡地主返回搞“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其次是實行了所謂的“三保”制度，即保甲、堡壘、保衛團，他組織通訊社，專辦行營新聞發稿工作；組織努力劇團和奮鬥文藝社，作爲“剿匪”前線的“文化標兵”；實行軍人獨裁，強化保甲組織，嚴厲實行連坐制，對蘇區民衆實行所謂“軟化、分化、感化”政策，利用軍隊、行政官員、基層黨部、各地鄉紳等，組成嚴密的網絡系統。

再就是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給物質給紅軍，在村村寨寨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着“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這樣使紅軍游擊隊陷入困境。

由於它們屢建“殊勳”，所以也就屢屢得到蔣介石的嘉獎和表揚。蔣介石曾下達旨意：“爲保證別動隊員執行緊急任務的需要，一切車輛均應予以方便。”

就連宋美齡在嘉獎別動隊時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軍事.，江西地方迅速復興，各地要應採取相同的辦法加以複製”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峯，人員達到數萬之衆，當年的劉伯龍、公秉藩等都是康澤系要人。

此時的康澤更是風光無限，便到處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他先後兼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復興社總社書記、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立法委員等職、中央執行委員。

此時的康澤深受蔣介石的器重，成爲所謂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蔣介石在廬山成立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任用康澤當主任，招收各省高中畢業生，每期數百人，爰成爲康澤集團的政治骨幹，康澤不僅是蔣介石的愛將，一度亦爲蔣蓄意培植的接班人。

當然，後來正如康澤公開發表的回憶錄中所說：隨後蔣經國任江西贛州專員兼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長，因而那時我已微微感到了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時我也感到蔣介石常常前言不符後語。在黃埔軍校的一段時間，他表現得多“革命”，以後又轉得那麼快。對他的言語行蹤，簡直無法整理。他對別動隊、三青團的講話，真是甜言蜜語，好話說盡，使人死心塌地爲他去賣命。但轉瞬之間，他所表現的全不是他以前說的那樣。現在我才比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個目的不變，就是一切都是爲了掌握政權，鞏固他的統治權和政權的“世襲”。

隨後，康澤的別動總隊改編爲新28師、新29師，編爲第66軍，遠征緬甸。解放戰爭期間蔣介石任命康澤爲第15綏靖區中將司令官。

1948年6月襄樊戰役中，我們人民解放軍很快掃清了外圍，把康澤死死地圍困在襄陽樊城，康澤向蔣介石發電報表態說：“生決心與城共存亡，以報黨國和校長！”黃昏開始，中原野戰軍很快突破了襄陽西門城牆，接着又突破了南門，後續部隊源源進城，雙方進行了激烈的巷戰。

經過充分準備之後，解放軍向康澤的司令部發起了最後的攻擊。霎時間機槍聲、步槍聲、手榴彈和炸藥的爆炸聲震耳欲聾，守軍完全崩潰了。經過激烈戰鬥後，司令部大院裏的國民黨軍死的死，傷的傷，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戰鬥宣告結束。緊接着，解放軍開始搜捕康澤。

當時，躲藏在碉樓底層的康澤很快被抓捕，他在坑道中間部位，頭頂鋼盔，盤着雙腿，閉着雙目，像老僧入定席地而坐；而今之下，他在通鋪角落部位，頭纏毛巾，手拿牙刷，輕輕敲打着胸前的瓷碗，如同和尚唸經，一邊敲擊木魚，一邊唸唸有詞。這樣數日之後，有人說他瘋了，有人說他傻了，可是他對管理員說，我康澤不瘋不傻，更不會裝瘋賣傻，現在是我大腦最清醒的時候，你們把我關到單間去，再給我筆和紙，我要完成自己與自己的對話。

戰役結束後，蔣介石卻令中央社發出一則電訊：康澤自殺成仁，爲黨國犧牲。“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戰中業已殉難”，成了“光榮的烈士”。康澤的妻子朱素懷從報上看到這條消息後，傷心至極，哭得死去活來，逢人便說她丈夫如何對黨國忠心耿耿，如今成了蔣總統的忠勇烈士。蔣介石也假惺惺地派軍務局長俞濟時前往“慰問”，還送去10萬元金圓券。

隨後，新華廣播電臺在康澤被俘之次日，向中外播放襄陽前線記者採寫的《康澤就擒記詳》的通訊，有的冠以“躲入地道裝死醜態畢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條死豬”的生動標題。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之役中被俘，氣得蔣介石大罵娘希匹。

襄樊戰役結束，領導評價，其政治意義不亞於軍事價值，爲此，上級發來賀電，活捉蔣系法西斯特務頭子康澤的偉大勝利。尤其是活捉康澤，更給全國青年受三青團特務迫害者以極大的興奮……”

十幾年後，康澤接受思想改造，特赦出獄，並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成爲一名正廳級幹部。1967年12月23日，康澤因心臟病等症復發去世，終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