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映的電影《小花》取材於長篇小說《桐柏英雄》，講述了兩位“小花”的傳奇故事：1930年桐柏山區的一戶姓趙的貧困人家，將不滿週歲的女兒小花賣給了人家，當晚伐木工人何向東將地下黨員董向坤和周醫生的女兒董紅果寄養在趙家；因董紅果和小花同歲，於是改名也叫小花。多年後，解放軍進入桐柏山區，已經18 歲的趙小花（陳沖飾）到部隊尋找兩年前爲躲避抓壯丁投奔革命隊伍的哥哥趙永生（唐國強飾），卻沒想到趙永生因負傷掉了隊。而趙永生的親妹妹小花被賣以後，又被何向東贖出，收養在何家，改名何翠姑（劉曉慶飾）。成長爲游擊隊長的翠姑，在一次戰鬥中救了身負重傷的趙永生，但並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親哥哥。而後在攻打縣城的戰鬥中，小花與哥哥相逢；翠姑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養父談起小花找哥哥的事情，才得知自己被賣的身世。翠姑在一次戰鬥中爲營救小花身負重傷，在奄奄一息中唸叨着哥哥。戰鬥結束後，小花和親生父母相認，並接過哥哥手中的槍，決心迎接新的戰鬥和勝利。 這部影片由北京電影製片廠製作，張錚執導，唐國強、陳沖、劉曉慶等主演。影片在1979年上映後，迅速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觀影熱潮，幾位主演也成爲炙手可熱的大衆偶像。作爲一代人的回憶，在重讀這一紅色經典作品之時，筆者所關注的焦點並非內容層面（例如情節與人物），而是美學（形式與風格）上的特徵。《小花》在美學風格上呈現出一種雜糅性：一方面，它延續了十七年文藝作品“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要求，甚至具有“文革”時期“三突出”的部分特徵；另一方面，它以“意識流”（心理蒙太奇）等現代主義電影技巧打破了“文革”電影美學的桎梏，呼應和踐行了“電影語言的現代化”這一倡導。與此同時，它包含了大量具有抒情與隱喻色彩的視聽意象，在畫面和音樂兩方面都突出了“詩意”的美學特徵。這三種美學風格的統一與融合，令這朵《小花》呈現出一種與大多數“崇高”式紅色經典作品所不同的“優美”風格。 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 《小花》的原小說《桐柏英雄》是1972年由作家前涉執筆完成的，主要描寫了1947年我軍由戰略防禦向戰略反攻這一歷史轉折時期，在桐柏山區與國民黨反動派英勇奮戰的宏偉場面與動人故事。1979年，當這一作品被改編並搬上銀幕時，主創人員一改以往的軍事片常規，而選擇突出趙永生和“雙生花”的兄妹之情。影片不僅將原小說盤根錯節的情節枝蔓進行了刪減，而且突出了兩個“一根筋”式人物的尋覓過程。 這樣一種“取材”而非“改編”的做法，表現了革命現實題材“浪漫化”的美學追求。1958年，毛澤東曾提出以“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作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創作方法，要求文藝家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將現實和理想、革命實踐和歷史趨向結合起來，塑造壯麗動人的藝術形象，熱情地歌頌革命的新生事物，抨擊反動的腐朽事物。而後，“文革”電影也繼承了這樣一種創作思想，尤其將革命敘事作爲影片的核心故事結構，突出強烈的階級矛盾。《小花》創作於“文革”結束後不久，又脫胎於“文革”時期經典的軍事小說，因此延續了這一創作思想。從“革命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影片不僅突出了趙永生三兄妹同國民黨軍官丁書恆（葛存壯飾）之間尖銳的敵我衝突與矛盾，而且幾次再現了敵我之間頗爲真實和殘酷的戰爭場景。這樣一種革命敘事，延續了“文革”時期《閃閃的紅星》等影片的創作思路。 與此同時，影片又具有“革命浪漫主義”的鮮明特徵。無論是趙永生還是兩位“小花”，都在不斷的成長過程中被賦予了浪漫主義的革命情懷，成爲當時銀幕上真善美的理想化身。影片尤其善於運用色彩來渲染情感性，烘托出浪漫主義的情懷：一方面，導演運用了不同色彩來轉換時間和空間（倒敘、回憶等畫面都適用黑白，而現實時空則採用彩色），不僅令電影在結構上嚴謹清晰，而且強調了過去對於現實的影響或意義；另一方面，影片採用了色彩強烈的濾鏡來渲染氣氛和塑造人物。例如在最後一場“人橋”戰中，導演爲攝影機添加了紅色濾鏡，一方面飽和的紅色以強烈的色彩衝擊烘托出戰爭的激烈與殘酷，另一方面也將翠姑負傷流血的體驗以視覺刺激的方式傳達給觀衆。此外，影片中大量光影、造型和構圖等元素都具有熱烈奔放的浪漫主義特徵。 詩意：抒情與懷舊 章柏青在《一朵新穎別緻的小花》（《電影評介》1979年第8期）一文中曾說，《小花》在藝術上的“顯著特點就是敢於寫人的情感，敢於以情感人，具有抒性詩般的清新風格”。配合主題上的“兄妹情”，影片在視聽手法上嘗試以多種形式來烘托抒情氣氛，增強了藝術感染力。電影中的大量場景，如粉色小花地毯上兩個女主人公踩水車談心、兄妹在青翠的竹林中團圓相見、翠姑奄奄一息時藍色濾鏡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和陽光透過樹葉的亮斑等，都表現出強烈的抒情特徵。這樣一種抒情性，尤其體現在兩首經典的插曲上：《妹妹找哥淚花流》和《絨花》。兩首歌曲分別對應於兩位女主人公“小花”：《妹妹找哥淚花流》所歌唱的是趙小花內心的真情實感，表達了對於親情的歌頌，浪漫、溫情且具有一定的民歌味道；而《絨花》則是何翠姑的寫照，以悠揚的旋律和擬人化的手法謳歌了翠姑勇敢堅毅、捨己爲人的高尚品格。 在影片中，這兩首歌的抒情性不僅體現在音樂方面，更表現爲畫面與聲音的相互融合與促進。影片在一開始便出現了《妹妹找哥淚花流》這首歌曲，伴隨“妹妹找哥淚花流，不見哥哥心憂愁。望穿雙眼盼親人，花開花落幾春秋”的歌詞和李谷一抒情而婉轉的歌聲，電影畫面呈現了短鏡頭所構成的平性蒙太奇，一邊是殘酷的戰爭場景，充滿了攻城略地的艱辛和炮火隆隆的殘酷；另一邊是趙小花在戰士隊伍中焦急尋找哥哥的中景或臉部特寫。觀衆通過歌詞瞭解到趙小花的心情，也明晰了趙永生參加革命的動機（“當年抓丁哥出走，背井離鄉爭自由；如今山河得解放，盼哥回家報冤仇”）。因此，整個段落恰如一首優美的抒情詩，不僅完成了深化主題、推進敘事的目的，而且傳達了濃濃的抒情色彩。 而《絨花》的影像呈現則更爲詩意化。翠姑爲救身負重傷的趙永生，艱難地抬着擔架走在崎嶇的山路上。伴隨着歌聲，她咬牙一步步跪着上山，膝蓋也磨破了，獻血染紅了山道的石階。影片在這一段落中並沒有進行更多的故事情節推進，而是放大了翠姑翻山越嶺的細節，鏡頭一方面展示了起伏的山巒、挺拔的青松、陡峭的奇石等黃山上的俊美風景，另一方面以多種景別（例如特寫、中景、近景、遠景等）、角度（例如俯拍、過肩、仰拍、傾斜等）、運動（例如推、拉、跟、搖、旋轉等）拍攝翠姑的動作和神態。這樣一種交叉蒙太奇的使用方式，曾經出現在《戰艦波將金號》的“敖德薩階梯”或《羅生門》的“樵夫上山”等經典段落中，能夠拉長這一刻的藝術表現性和感受力。而“絨花世上有朵美麗的花，那是青春吐芳華。錚錚硬骨綻花開，滴滴鮮血染紅它”的優美歌詞，以主人公的視角自然地傾訴心聲，旋律優美並帶有淡淡的憂愁，形成了一種細膩含蓄的美感，讚頌了主人公崇高的思想、美好的心靈。 《妹妹找哥淚花流》和《絨花》作爲兩首經典的插曲，一直傳唱至今。尤其2017年年底上映的《芳華》帶領觀衆又一次重溫《絨花》這首老歌，韓紅演唱的片尾曲藉由空靈的嗓音和飽滿的情感，再一次帶觀衆重回那些逝去的時光，體會上一代人在戰火、集體和紅色中所譜寫的“青春之歌”。《絨花》作爲一種懷舊的契機，串聯起兩代人的“芳華”，在不同歷史語境之間傳達出當代中國的詩意與感動。 電影語言的“現代化” 《小花》在上映之初，很多學者和批評家以“意識流”來指稱影片所使用的一些具有現代主義特徵的技巧和手法 （夏志厚：《從〈小花〉看“意識流”手法》，《電影藝術》，1980年第10期），例如：小花奔跑中對往事的回憶，藉由黑白影像配合閃回手法，重現了兄妹二人早年生離死別的場面；小花闖入部隊駐地而沒有找到哥哥時，她的茫然失望與趙永生激烈的戰鬥場面進行組接，營造出一種富有心理張力的聯想效果；兄妹相認時，竹林中仰拍的旋轉鏡頭與回憶中兄妹躺在草垛上俯拍的旋轉鏡頭相互交錯，構成了一種記憶和現實的交織……根據影片的副導演黃健中的表述，這些手法是有意借鑑外國電影的形式技巧的嘗試，但希望避免“邯鄲學步”和“囫圇吞棗”（黃健中：《思考·探索·嘗試——影片〈小花〉求索錄》，《電影藝術》1980年第1期）。

因此，影片中大量的影像技巧，來源於法國新浪潮和蘇聯“詩電影”的影響。尤其，影片頻繁使用短鏡頭的切換、無技巧剪輯和大量的閃回來增加敘事的跳躍性和節奏性，準確地表現了特定情境下人物的感情變化和意識流動，將過去與現代、幻象與現實、情節與意識交織在一起，這是《廣島之戀》《筋疲力盡》《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等法國新浪潮和“左岸派”電影所擅長的手法。而色彩的對立（黑白呈現過去、色彩呈現現在）、旋轉鏡頭（仰拍竹林的旋轉、俯拍人物的旋轉等）和隱喻性意象（例如頻頻出現的各種山花、鳥兒、松柏、青山、翠竹等）等都是《雁南飛》《一個人的遭遇》《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等蘇聯“詩電影”常見的技巧。《小花》大量借鑑了這些現代主義電影的拍攝和剪輯方式，並結合東方式的親情描寫以及“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藝術要求，創造性地創造出一種複合性的現代影像美學。 這樣一種做法，同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與文藝創作背景息息相關。1979年之後，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電影也開始學習西方現代電影的美學技巧和拍攝手法。爲了丟掉“文革”時期文藝創作的弊病與積習，中國電影界不斷向外國現代電影理論與作品汲取養分。在理論上，中國電影“洋務派”高舉巴贊和克拉考爾等“紀實美學”的大旗來反對“電影工具論”和“三突出”原則；而在創作上，則積極向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等具有“現代”電影特徵的流派和作品學習。正如張暖忻和李陀深具影響力的文章《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所說，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電影“現代化”的進程，是“從電影藝術的表現形式這一方面着眼的”，即“對電影語言進行探索”（張暖忻、李陀：《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電影藝術》1979年第3期）。這樣一種“現代化”電影語言的探索，無疑在《小花》中顯現出成效。 因此，雙結合、詩意與現代主義，作爲《小花》風格層面的“三位一體”，令其煥發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它也提醒我們，紅色經典並不是扁平化、單一性的，而是具有複雜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徵。在今天重讀紅色經典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以懷舊的姿態反思現實，也不止於弘揚其中蘊含的精神內涵，更應當認識到其內容和形式在多個層面上的複雜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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