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在做口述史，比如说抗战老兵的回忆，但有多少人认真思索过，里面的真实到底有几分？”专栏作家韩福东近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当不存在直接利益关系时，口述者的回忆自然是可信的，但当存在利害冲突时，由人讲述出来的历史，会不会依旧真实？如果证实了是谎言，那就一定是不可饶恕吗？作为正史重要补充的口述史，不仅接纳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也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

——齐鲁晚报记者　张亚楠

“不靠谱的说法”

作为一名记者兼作家，韩福东从2005年开始参与抗战老兵的采访，近十年时间里，他已经不止一次遇到“不靠谱的说法”。

有一次，韩福东采访缅甸一位自称参加过远征军的老人，对方滔滔不绝，但一遇到实质性问题，比如被问到当时在几团几营？团长是谁？老人就会选择性耳背。还有一位自称国民党第17军军长的甘肃老人，讲得头头是道，报道刊发后，却因为相关历史当事人后代跳出来举证而露出马脚。

后来，甘肃老兵冒充国民党17军军长一事得到了证实，而韩福东和同行记者都没有揭穿缅甸那位冒充远征军的老人，他也依然混迹在缅甸远征军老兵队伍中，有时还代表他们出席活动、发言。想到这些冒充者的自述都曾白纸黑字呈现在读者面前，他感叹这是历史叙事的灾难。

近些年来口述历史发展得如火如荼，关于抗战，多是老兵英勇杀敌的故事，一些记者在采访中也往往会诱导对方，讲述一段英勇的故事，热闹的叙述极大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窥视欲望，而这些恰恰是最容易造假的。

“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装备差异很大，一些口述让人感觉甚为可疑。”韩福东认为，口述史制作者应该通过更扎实的资料准备，对受访对象的历史背景有更详细的了解，以判断和掌控口述的真实性，发掘更多英勇杀敌之外的历史细节。

对口述史可信性的质疑早已有之，韩福东不是第一人。几个月前，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身为军人后代的朱亚萍以切身经历提醒大家：把口述史当成真实历史要慎之又慎。

作为一名“红二代”，父辈们口述的故事让小时候的朱亚萍既震撼又疑惑，她在《中国档案报》刊文叙说当年经历：“长辈们常常为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胜的，哪个部队起的作用更大等一些在他们看来很重要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争论之后，有些长辈还把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带回家中，‘那次战斗根本不像他讲得那样，真会吹牛皮！’或者‘那次战斗主要指挥员根本不是他，是某人指挥的，他也就是参加了一下。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等等。争论的结果就是听者根本搞不清楚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跳出来提醒人们慎重对待口述史的不仅仅是记者和历史当事人的后代，不少历史学家也公开表达过对口述史的担忧。

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撰文表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时，无论他们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会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

“你说谎了，并不意味着不值得记录”

尽管有关口述史真实性的争论从未消弭，但口述史学界坚信口述史的意义。他们提出“记忆的不可信性”也是一种财富，而不是问题。

新历史合作社创建者唐建光从2011年开始致力于记录口述史。同样面对抗战老兵的假冒陷阱，相比身为记者的韩福东，唐建光有不同的解读。

2011年，《看历史》杂志刊发的一篇有关“最后的八百壮士”的文章，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质疑。

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为掩护国民革命军88师及其他军队向西撤退，一些中国士兵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与日军死磕，抵住日军多番进攻。战争结束，将士们退入英租界，被羁押三年之久，之后落入日本人之手，下落不明，这些将士被称为八百壮士。

时隔多年，四川出现一名老人自称八百壮士成员，而且能够思路清晰地叙述当年经历。

《看历史》和其他媒体刊发了老人的叙述，却引发外界质疑。随后，唐建光亲自前往采访当事人，调查此事。发现老人对四行仓库抗战情节语焉不详，对被俘之后的经历却说得头头是道：怎么出逃，怎么乞讨，怎么以88师“八百壮士”的名义，得到卫立煌的照顾等等。

后来，唐建光和同事在浙江发现了这位老人所称身份的本人。“我们找到了他的儿女，找到了他的户口，也找到了他们家保存的资料。”唐建光说，事实证明这位去世的浙江老人很可能是真的。

那么，四川那位老人的真实身份就值得推敲了。可是唐建光最终没有正式发文公开这个老人是假冒的，而且直到今天，他仍坚信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表示这首先出于“对人的尊重”，如果试着理解这位已经92岁的老人为何撒谎，他就会下不了狠心告诉他：“我知道你说谎了，你不配得到这些东西。”

“他的家庭条件很简陋，大冬天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披个棉袄在那儿晒太阳。如果没有被俘的真实经历，根本难以编造出绘声绘色的被俘故事。”那真相也许是他参加过战争，也许被日军俘虏了。因为被俘，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磨难。2010年前后，重庆籍“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的事迹被媒体报道，老人看到了同样的抗日战士得到荣誉和承认，得到社会扶助。“他会想，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些，而我不能够得到。”

另外，在唐建光看来，虽然老人说了谎，探究谎言何以产生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可能比证明他是不是老兵之说更重要。

“是的，你说谎了，给历史研究带来了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不值得记录的。谎言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只有千千万万的讲述被记录下来,公开分享,它才能够在以后被互相印证、去伪存真。

不仅仅为了证明历史的真理

“我们讲历史的真实性时，往往假想人是完美的，诚实、记忆准确，但是这种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

唐建光说，新历史合作社推动“我的历史”项目，让大学生去采访身边长辈，这些采访也不会全是真相。历史从原貌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变化可能是扭曲的，可能是谎言，但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公开分享之后，能让我们形成一个记忆的拼图，拼接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图景或者故事。

就像是大家发布朋友圈，“每个人都做过坏事，但是没有人会把自己做的坏事发出来让大家看。”唐建光说，我们需要从纷繁复杂的N多个朋友圈去判断，哪些可能是事实，哪些可能是谎言。即便呈现出来的现象像“罗生门”，完全相左，无法辨清真假，那也是历史有趣的地方。

口述历史的意义不仅仅是给历史学家做原材料，而是记录我们个体的生命经历，留给关心我们的人和后代、亲友来看。当脱离了历史研究的维度，真假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唐建光举例说，2013年，出现了两本很火的口述历史书：《平如美棠说》和《蹉跎坡旧事》。它们几乎都卖到了10万册以上。在历史学家眼里，《平如美棠说》可能没有任何意义，谁也不会去追究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人们喜欢看，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历史是丰满的，不仅仅为了证明某些真理、规律。口述历史的更大价值是个人生命的留证。

——转发自《齐鲁晚报》201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