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都在做口述史，比如說抗戰老兵的回憶，但有多少人認真思索過，裏面的真實到底有幾分？”專欄作家韓福東近日提出這樣一個疑問。

當不存在直接利益關係時，口述者的回憶自然是可信的，但當存在利害衝突時，由人講述出來的歷史，會不會依舊真實？如果證實了是謊言，那就一定是不可饒恕嗎？作爲正史重要補充的口述史，不僅接納越來越多的參與者，也在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

——齊魯晚報記者　張亞楠

“不靠譜的說法”

作爲一名記者兼作家，韓福東從2005年開始參與抗戰老兵的採訪，近十年時間裏，他已經不止一次遇到“不靠譜的說法”。

有一次，韓福東採訪緬甸一位自稱參加過遠征軍的老人，對方滔滔不絕，但一遇到實質性問題，比如被問到當時在幾團幾營？團長是誰？老人就會選擇性耳背。還有一位自稱國民黨第17軍軍長的甘肅老人，講得頭頭是道，報道刊發後，卻因爲相關歷史當事人後代跳出來舉證而露出馬腳。

後來，甘肅老兵冒充國民黨17軍軍長一事得到了證實，而韓福東和同行記者都沒有揭穿緬甸那位冒充遠征軍的老人，他也依然混跡在緬甸遠征軍老兵隊伍中，有時還代表他們出席活動、發言。想到這些冒充者的自述都曾白紙黑字呈現在讀者面前，他感嘆這是歷史敘事的災難。

近些年來口述歷史發展得如火如荼，關於抗戰，多是老兵英勇殺敵的故事，一些記者在採訪中也往往會誘導對方，講述一段英勇的故事，熱鬧的敘述極大滿足了人們對於歷史的窺視慾望，而這些恰恰是最容易造假的。

“要知道，抗日戰爭中，中日雙方裝備差異很大，一些口述讓人感覺甚爲可疑。”韓福東認爲，口述史製作者應該通過更紮實的資料準備，對受訪對象的歷史背景有更詳細的瞭解，以判斷和掌控口述的真實性，發掘更多英勇殺敵之外的歷史細節。

對口述史可信性的質疑早已有之，韓福東不是第一人。幾個月前，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身爲軍人後代的朱亞萍以切身經歷提醒大家：把口述史當成真實歷史要慎之又慎。

作爲一名“紅二代”，父輩們口述的故事讓小時候的朱亞萍既震撼又疑惑，她在《中國檔案報》刊文敘說當年經歷：“長輩們常常爲一場戰鬥到底是怎麼勝的，哪個部隊起的作用更大等一些在他們看來很重要的問題上發生分歧，經常吵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爭論之後，有些長輩還把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帶回家中，‘那次戰鬥根本不像他講得那樣，真會吹牛皮！’或者‘那次戰鬥主要指揮員根本不是他，是某人指揮的，他也就是參加了一下。真會往自己臉上貼金！’等等。爭論的結果就是聽者根本搞不清楚誰說的是真的，誰說的是假的。”

跳出來提醒人們慎重對待口述史的不僅僅是記者和歷史當事人的後代，不少歷史學家也公開表達過對口述史的擔憂。

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楊祥銀撰文表示，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部分歷史學家就將矛頭指向記憶的“不可靠性”，認爲提供口述證詞的受訪者在回顧過去時，無論他們的記憶如何鮮明和生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訪談者與受訪者的個人偏見、懷舊情緒、童年的不幸遭遇、對親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礙等，都會導致記憶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澳大利亞史學家帕特里克·弗雷爾對口述歷史有一段諷刺論述：“口述歷史正在進入想象、選擇性記憶、事後虛飾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不是歷史，而是神話。”

“你說謊了，並不意味着不值得記錄”

儘管有關口述史真實性的爭論從未消弭，但口述史學界堅信口述史的意義。他們提出“記憶的不可信性”也是一種財富，而不是問題。

新歷史合作社創建者唐建光從2011年開始致力於記錄口述史。同樣面對抗戰老兵的假冒陷阱，相比身爲記者的韓福東，唐建光有不同的解讀。

2011年，《看歷史》雜誌刊發的一篇有關“最後的八百壯士”的文章，引發了外界的關注和質疑。

1937年淞滬會戰的最後階段，爲掩護國民革命軍88師及其他軍隊向西撤退，一些中國士兵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與日軍死磕，抵住日軍多番進攻。戰爭結束，將士們退入英租界，被羈押三年之久，之後落入日本人之手，下落不明，這些將士被稱爲八百壯士。

時隔多年，四川出現一名老人自稱八百壯士成員，而且能夠思路清晰地敘述當年經歷。

《看歷史》和其他媒體刊發了老人的敘述，卻引發外界質疑。隨後，唐建光親自前往採訪當事人，調查此事。發現老人對四行倉庫抗戰情節語焉不詳，對被俘之後的經歷卻說得頭頭是道：怎麼出逃，怎麼乞討，怎麼以88師“八百壯士”的名義，得到衛立煌的照顧等等。

後來，唐建光和同事在浙江發現了這位老人所稱身份的本人。“我們找到了他的兒女，找到了他的戶口，也找到了他們家保存的資料。”唐建光說，事實證明這位去世的浙江老人很可能是真的。

那麼，四川那位老人的真實身份就值得推敲了。可是唐建光最終沒有正式發文公開這個老人是假冒的，而且直到今天，他仍堅信當時的決定是正確的。他表示這首先出於“對人的尊重”，如果試着理解這位已經92歲的老人爲何撒謊，他就會下不了狠心告訴他：“我知道你說謊了，你不配得到這些東西。”

“他的家庭條件很簡陋，大冬天屋裏沒有任何取暖設備，披個棉襖在那兒曬太陽。如果沒有被俘的真實經歷，根本難以編造出繪聲繪色的被俘故事。”那真相也許是他參加過戰爭，也許被日軍俘虜了。因爲被俘，他可能經歷了很多磨難。2010年前後，重慶籍“八百壯士”之一楊養正的事蹟被媒體報道，老人看到了同樣的抗日戰士得到榮譽和承認，得到社會扶助。“他會想，爲什麼他能夠得到這些，而我不能夠得到。”

另外，在唐建光看來，雖然老人說了謊，探究謊言何以產生也是一個有趣的過程，可能比證明他是不是老兵之說更重要。

“是的，你說謊了，給歷史研究帶來了困擾，但這並不意味着你是不值得記錄的。謊言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而只有千千萬萬的講述被記錄下來,公開分享,它才能夠在以後被互相印證、去僞存真。

不僅僅爲了證明歷史的真理

“我們講歷史的真實性時，往往假想人是完美的，誠實、記憶準確，但是這種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

唐建光說，新歷史合作社推動“我的歷史”項目，讓大學生去採訪身邊長輩，這些採訪也不會全是真相。歷史從原貌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現象是會發生變化的。這個變化可能是扭曲的，可能是謊言，但它是歷史的一部分。它公開分享之後，能讓我們形成一個記憶的拼圖，拼接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圖景或者故事。

就像是大家發佈朋友圈，“每個人都做過壞事，但是沒有人會把自己做的壞事發出來讓大家看。”唐建光說，我們需要從紛繁複雜的N多個朋友圈去判斷，哪些可能是事實，哪些可能是謊言。即便呈現出來的現象像“羅生門”，完全相左，無法辨清真假，那也是歷史有趣的地方。

口述歷史的意義不僅僅是給歷史學家做原材料，而是記錄我們個體的生命經歷，留給關心我們的人和後代、親友來看。當脫離了歷史研究的維度，真假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唐建光舉例說，2013年，出現了兩本很火的口述歷史書：《平如美棠說》和《蹉跎坡舊事》。它們幾乎都賣到了10萬冊以上。在歷史學家眼裏，《平如美棠說》可能沒有任何意義，誰也不會去追究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但人們喜歡看，人們從中看到的是一個生命的過程。歷史是豐滿的，不僅僅爲了證明某些真理、規律。口述歷史的更大價值是個人生命的留證。

——轉發自《齊魯晚報》201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