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是在最初的手脑互动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在敲击第一块石器的实践中，萌发了人类整个文化发展的开端。在这一考察人类有关文化的定义、概念、学说的历史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展开了自由广阔的联想，尽可能将一切人类思想的片断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中融会贯通起来。

性是人类社会的特殊实践。

解决矛盾、战胜客体、征服世界的基本旋律，深深支配着人类有关性的全部行为。

在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纯生物性的性本能，人类的性本能、性冲动、性欲都是文化化了的。

《人类时间——透视人类文化现象》

一

这部书应该说是一个思想实验全过程的真实记录。

它的缘起，是对“文化”这一概念的思索。

稍有哲学眼界的人都知道：

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特征；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征。

当我们试图了解人类的根本奥秘、根本命运的时候，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凭借对文化的透视。

人创造着文化，文化又创造着人，人和文化几乎到了无可分别的程度。

只要谈到了人，就是文化化了的人。没有脱离文化的人，没有脱离人的文化。

人类面对文化的巨大存在，一方面享受其成果，陶醉其成就；

另一方面却无时无刻不在畏惧、抵制、抗拒并妄图超越其统治。

任何对文化的深刻哲学性思索，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矛盾的产物。也就是说，追求文化和反文化两种对立倾向的冲突与结合，造成了对文化这一命题的深思。

作者最初对文化的思索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二元的、对立的思路：要透视人类文化，掌握人类文化的奥秘，运用人类文化的成果；同时又企图掌握超越文化、剥离文化、脱离文化、寻求生命自由境界的可能性。

作者决心在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与思想境界中进行一次对文化的思索。

在逻辑之中，又在逻辑之外。

运用逻辑，又逻辑中断。

把人类文化的一切都保存在视野之中，又摒除在视野之外。

既怀有探求文化奥秘的终极思想追求，又不执著于任何逻辑，放松自己的联想，使思想尽可能自由驰骋。

把有关文化的概念、定义、理论、学说都放在自己的考察之中，把文化人类学在近代、当代的所有发展及流派都放在自己的考察之中，同时又不滞留在这些思想素材中。

采取禅的方针：在相又离相；无住无染；无滞无留。

人类有关文化的一切定义，一切学说，都看见了，又都没有看见。

一切思想都在人类认识史上闪烁其光，都可以融会入我们的思想中。

而这一切思想，都是人类思想的片断。既然是片断，就必然有其片面性。

任何思想流派的片面性都可以说是绝对的。

这种片面性不仅表现为它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只具有限的意义，还常常生动地表现为，如果没有外加限制，它总是有着无限扩张的趋势。任何一个思想片断，在它无限扩张而超出自己合理性范围的时候，就表现出了片面性和局限性。而这片面性和局限性，也就在后来批判它的新流派的压力中，呈现出了它的边界。

在这一考察人类有关文化的定义、概念、学说的历史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展开了自由广阔的联想，尽可能将一切人类思想的片断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中融会贯通起来。

当我们穷尽每一思想片断的合理性，揭示每一思想片断的局限性，并将每一思想片断与其他思想片断之间的联系和对立都把握清楚，又不执著于急忙地建立什么思想体系，我们的潜意识思维就会以各种灵感、直觉为表现形式，通过一连串的跳跃、一连串的变幻，把所有的思想片断在自然而然中整合起来。

不急于构造体系，不急于形成定论，不急于确立自己的领地，不急于建立一道围墙将自己的思想圈定起来，始终让其处在流动发展之中，对源源不断的新事实、新素材、新发现都持新鲜的接受状态，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得到重要的发现。

我们也就得到了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发现。

二

在研究人类文化的时候，我们涉及到文化学的一系列流派，或者说涉及到“文化人类学”的一系列流派（在本书中，“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两个概念基本同义）。

无论是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美国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学派，还是认知人类学，符号人类学，新功能主义学派，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行为论学派，都首先有一个对待文化的研究角度问题：进化的角度，传播的角度，功能的角度，结构的角度，行为的角度……

而真正符合人类对待文化的最自然的角度，则是实践的角度。

人类是生存的，行为的，实践的。人类观察一切问题，包括观察文化这样的重大命题，就其本质上讲，都要从其生存的、实践的、行为的角度来进行。

因此，实践的角度是我们考察文化最自然、最恰当、最方便同时也是最深刻的角度。

如果说，我们在回答人类起源的问题时讲到劳动创造了人，

那么，我们同时也可以说，正是人的实践创造了文化。

在人类得以从类人猿时期逐渐起源的时候，站立行走、手脚分工、手的灵活化、脑的发育、发声器官的发展及语言的产生、思维的发展、工具的使用、劳动规模的扩大，这几个因素是处在互动之中的。

手和脑的互动有着深刻的意义。

人与自然的互动有着深刻的意义。

单个的人与社会的互动有着深刻的意义。

这一切互动都体现了人类社会从其诞生之初就已经成熟了的社会实践性。

我们观察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观察人类后来所形成的庞大文化体系时，永远不要忘记穿越历史的隔离，看到人类起源时的那个基本本性。

正是在最初的手脑互动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在敲击第一块石器的实践中，萌发了人类整个文化发展的开端。

正是在这个开端，人类创造最原始工具的同时，还在创造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语言符号。

在创造语言符号的最初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整个的文化建立在语言基础上；而语言有着多层次的结构；这结构的基础就是语言的音位系统。当把语言的音位系统放在其形成历史中考察时，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创造语言时，最初对语音的差异与区别的把握，这种把握都是二元对立的把握。

人类文化的结构蕴藏在语言之中。

语言的结构又基础于音位体系。

音位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又表现为人对语音的各种区别的二元对立的掌握。

通过对语音二元对立的掌握之进一步深究，还可以发现，这是宇宙给予人类的最初思维法则。

这最初的思维法则，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法则。

人类在这最基本的思维法则上建立起语言，因而也建立起人类的整个思维。这是我们透视人类文化整体结构的特别重要的基础。

在这里，实践的、行为的出发点就与结构的、体系的出发点真正统一起来了，统一在人类文化形成的本来过程性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特别深刻地领会到中国古文化中“伏羲造八卦”这个文化事实的重要意义，它表明人类最初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把握世界一切差别的思维基本法则。

当我们沿着文化起源、发展的历史考察文化的时候，便能够真正重新评价“巫术”这一文化历史现象。

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思想又可以使我们在更加确定的意义上宣布，人类原始社会的巫术是那个时期人类社会实践的最积极表现。

这个表现既有着现实的意义，又有着幻想的意义。

正是从现实和幻想两重意义结合的巫术中，分离出了人类的科学，人类的宗教，人类的艺术。

我们在《人类时间》中对于巫术的历史评价，无疑是十分坚定的。

当巫术分离出了科学、宗教、艺术之后，自己留下的是一副残骸。这副残骸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常常表现得十分丑陋。

这正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

沿着透彻的、实践的、行为的思路出发，

我们得以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说予以打通。

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人类是实践的人类。

解决矛盾、战胜客体、征服世界是人类整个历史的最基本旋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的理论予以了重新的解释。

当弗洛伊德用俄狄普斯情结解释了图腾与禁忌的起源，并且也因此解释了宗教的起源时，一方面，弗洛伊德确有深刻之处，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忘记了人类本身的生存环境、生存需要。忘记了人类在那个原始状态中，必须依靠集体劳动的生产实践才得以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忘记了人类在那个时候要维持群的状态，维持群的生产实践，必须对性的嫉妒实行各种各样的抑制（群的存在是以抑制个体的性嫉妒为基本条件之一的）。

这样，我们在对文化人类学的探索中，对图腾与禁忌进行了新的历史透视。

我们指出，倘若存在着由父权制向氏族外婚制的演变和过渡，那么，它必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革命，这个社会革命远不是一个俄狄普斯情结所能够说明的。

正是从马克思出发，推动弗洛伊德前行，给予列维－斯特劳斯以新的曙光，我们得以真正进入人类文化的宇宙。

在这个宇宙中，没有脱离人类实践而单独存在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

当人类的实践表现出渗透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性质、功利性质、价值性质的时候，我们说，人类全部的判断，从最具体、最物质化的价值判断，到那些比较升华的、抽象化的、转化的价值判断如真善美，再到那些非价值判断，都是人类在实践中思维的不同表现。

价值判断是价值。

非价值判断也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

没有利益的需要，功利的需要，没有价值，最纯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也荡然无存。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无休止地实践着，在解决着矛盾，战胜着客体，征服着世界。

这些最直接的表现，是生产劳动，是经济，是科学，是技术，是政治，是教育，是军事，是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社会行为。

我们还必须非常透彻地说明，人类的实践性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打上了相同的烙印。

因此，我们也可以非常“耸人听闻”地论证：性是人类社会的特殊实践。解决矛盾、战胜客体、征服世界的基本旋律，同样深深支配着人类有关性的全部行为。

从这个透彻的理论出发，我们推翻了弗洛伊德关于性本能的说法。

在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纯生物性的性本能，人类的性本能、性冲动、性欲同样是文化化了的。

正是对性的文化化的深刻透视，对人类性行为的实践性的深刻透视，使我们得以对弗洛伊德在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予以批判性的新解释、新发现。

深刻地认识人类在性行为中的社会文化性、社会实践性，对我们透视人类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样，我们也便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梦的深刻本质。

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的理论是有其深刻性的。

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改写弗洛伊德的理论时，我们将用一个新的警句取代弗洛伊德的结论，那就是，梦是人类解决矛盾的潜实践。

正是这个新的剖析，使得我们不仅对梦本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人类的潜意识思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发现，艺术是梦思维的现实化。

宗教同样是梦思维的特殊体现。

而梦、艺术、宗教，还有神经症，这几方面构成了人类实践的一个特殊领域，这个领域是和人的科学实践、技术实践、生产实践、经济、政治、军事实践等等相对立的另一种实践。

白天做事，夜晚做梦。

白天现实，夜晚梦幻。

生产、科技、经济、政治的实践与梦、艺术、宗教、神经症的实践，构成了人类两大实践领域。

正、负两个领域。

积极实践和消极实践两个领域。

现实实践和梦幻实践两个领域。

后者是前者的对立面，是前者必不可少的附庸和补充。

这是人类实践的社会的一个巨大机制。

没有人类的正实践、积极实践、现实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没有人类的负实践、消极实践、梦幻实践，人类社会同样早已爆炸，不复存在。

当讲到梦、艺术、宗教、神经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潜意识的表现和产物时，这只是一个并不深刻的说法，是一个一般性的说法。

按照我们对人类文化的透视，可以说，人类的潜意识本身就是人类的实践和行为铸造出来的。人类在无休止的实践中，不仅对外开拓着自然空间，而且对内开拓着心理空间。

对自然界的征服与对心理世界的开拓相联系。

解决矛盾、战胜客体、征服世界的旋律贯穿着整个人类实践。

当这些要解决的矛盾超出了人的能力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空间时，当人类社会无法容下更多的冲突与矛盾时，人类实践就挤出了一个负空间，挤出了一个软空间，在这里容纳了梦、艺术、宗教、神经症。（有时，梦、艺术、宗教、神经症还不甘于负空间的消极地位，会侵入正空间，强有力地参与现实的实践。）

在接下来的透视中我们还发现，人类将自己的生理也开拓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在这里容纳与梦、昼梦、艺术、宗教、神经症一样的存在，那就是相当多的疾病。

我们在《人类时间》中深刻剖析了疾病的文化化。

疾病的文化化与性的文化化同属于人的生理的文化化。

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人的强烈的实践性表现在它对自然界的改造中，也表现在它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改造中。

三

在《人类时间》中，由于我们充分考察了人类有关文化的各种思想片断，同时又不滞留于任何思想片断，我们得以做出一系列新的发现。

我们发现文化存在的六个层次。

我们发现文化可以区分为五界，表现出它完整意义上的物理性与心理性。

我们发现在考察现实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八个系统。

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与现实经济政治如何共同铸造着社会行为。

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与根源。

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十四个本位。

我们发现世界当代文化的几大基本矛盾。

我们发现了文学艺术创造更深刻的奥秘。

当我们面对《西游记》、《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文学名著时，我们在文化学的意义上给予它们全新的评判。

当我们直视人类文化深层奥秘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的众多故事，大如《圣经》这样的宗教故事，《西游记》、《红楼梦》这样的文学故事，孙中山革命、列宁革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故事，与人类原始文化中一些很小的故事，与我们生活中一些很小的故事，本质相通。

或者说与我们写一篇短短的文章，一首短短的诗，本质相通。

而真正扩展开，又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奥秘相通。

这个相通本质上是实践的。

这个相通本质上是语言的。

这个相通本质上是结构的。

这个相通本质上是符合宇宙基本法则的。

我们终于可以说，人类的整个文化是一个大故事。

人类文化这个大故事中包含着无数个各种各样的小故事。

每一个小故事都缩影着人类文化这个大故事。

四

现在，我们将《人类时间》也作为一个思想片断献给朋友们。

在这部书的上部“文化学批判”中，展示的是对文化学史考察过程中的自由联想。

作者使自己进入一种半现实半梦幻、半显意识半潜意识的状态中，尽可能自由充分地展开了思想。在规范与非规范之间，在逻辑和非逻辑之间，保持着张力，保持着自然状态。在这里，朋友们可以看到一个发现思想、形成思想的真实过程。各种各样的见解、思路、结论、警句都自由随意地、散乱地挥洒着，听任其在无边的田野上自由生长，自由杂交。

在下部“文化学新概念”中，将在上部中自由展开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整合起来，并在新的考察与探究中继续充分展开。在整合中展开，在展开中整合。

对文化学，对文化人类学，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

它们都涉及人类文化的重大问题。

作者将从此出发，进一步深化对人类文化的探索。

在文化中开掘一个尽可能开阔的自由思想空间，用思想的光明照亮文化。

——摘自柯云路文化人类学专著《人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