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是在最初的手腦互動中，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在人與社會的互動中，在敲擊第一塊石器的實踐中，萌發了人類整個文化發展的開端。在這一考察人類有關文化的定義、概念、學說的歷史過程中，作者儘可能展開了自由廣闊的聯想，儘可能將一切人類思想的片斷在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中融會貫通起來。

性是人類社會的特殊實踐。

解決矛盾、戰勝客體、征服世界的基本旋律，深深支配着人類有關性的全部行爲。

在人類社會中，不存在純生物性的性本能，人類的性本能、性衝動、性慾都是文化化了的。

《人類時間——透視人類文化現象》

一

這部書應該說是一個思想實驗全過程的真實記錄。

它的緣起，是對“文化”這一概念的思索。

稍有哲學眼界的人都知道：

文化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全部特徵；

文化是人類社會的特徵。

當我們試圖瞭解人類的根本奧祕、根本命運的時候，在相當大程度上要憑藉對文化的透視。

人創造着文化，文化又創造着人，人和文化幾乎到了無可分別的程度。

只要談到了人，就是文化化了的人。沒有脫離文化的人，沒有脫離人的文化。

人類面對文化的巨大存在，一方面享受其成果，陶醉其成就；

另一方面卻無時無刻不在畏懼、抵制、抗拒並妄圖超越其統治。

任何對文化的深刻哲學性思索，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矛盾的產物。也就是說，追求文化和反文化兩種對立傾向的衝突與結合，造成了對文化這一命題的深思。

作者最初對文化的思索就是這樣一個潛在的、二元的、對立的思路：要透視人類文化，掌握人類文化的奧祕，運用人類文化的成果；同時又企圖掌握超越文化、剝離文化、脫離文化、尋求生命自由境界的可能性。

作者決心在一種特殊的思維狀態與思想境界中進行一次對文化的思索。

在邏輯之中，又在邏輯之外。

運用邏輯，又邏輯中斷。

把人類文化的一切都保存在視野之中，又摒除在視野之外。

既懷有探求文化奧祕的終極思想追求，又不執著於任何邏輯，放鬆自己的聯想，使思想盡可能自由馳騁。

把有關文化的概念、定義、理論、學說都放在自己的考察之中，把文化人類學在近代、當代的所有發展及流派都放在自己的考察之中，同時又不滯留在這些思想素材中。

採取禪的方針：在相又離相；無住無染；無滯無留。

人類有關文化的一切定義，一切學說，都看見了，又都沒有看見。

一切思想都在人類認識史上閃爍其光，都可以融會入我們的思想中。

而這一切思想，都是人類思想的片斷。既然是片斷，就必然有其片面性。

任何思想流派的片面性都可以說是絕對的。

這種片面性不僅表現爲它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中只具有限的意義，還常常生動地表現爲，如果沒有外加限制，它總是有着無限擴張的趨勢。任何一個思想片斷，在它無限擴張而超出自己合理性範圍的時候，就表現出了片面性和侷限性。而這片面性和侷限性，也就在後來批判它的新流派的壓力中，呈現出了它的邊界。

在這一考察人類有關文化的定義、概念、學說的歷史過程中，作者儘可能展開了自由廣闊的聯想，儘可能將一切人類思想的片斷在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中融會貫通起來。

當我們窮盡每一思想片斷的合理性，揭示每一思想片斷的侷限性，並將每一思想片斷與其他思想片斷之間的聯繫和對立都把握清楚，又不執著於急忙地建立什麼思想體系，我們的潛意識思維就會以各種靈感、直覺爲表現形式，通過一連串的跳躍、一連串的變幻，把所有的思想片斷在自然而然中整合起來。

不急於構造體系，不急於形成定論，不急於確立自己的領地，不急於建立一道圍牆將自己的思想圈定起來，始終讓其處在流動發展之中，對源源不斷的新事實、新素材、新發現都持新鮮的接受狀態，我們最終一定能夠得到重要的發現。

我們也就得到了一系列比較重要的發現。

二

在研究人類文化的時候，我們涉及到文化學的一系列流派，或者說涉及到“文化人類學”的一系列流派（在本書中，“文化學”與“文化人類學”兩個概念基本同義）。

無論是古典進化論學派，傳播論學派，美國曆史學派，法國社會學派，功能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學派，文化心理學派，新進化論學派，馬克思主義文化學學派，還是認知人類學，符號人類學，新功能主義學派，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行爲論學派，都首先有一個對待文化的研究角度問題：進化的角度，傳播的角度，功能的角度，結構的角度，行爲的角度……

而真正符合人類對待文化的最自然的角度，則是實踐的角度。

人類是生存的，行爲的，實踐的。人類觀察一切問題，包括觀察文化這樣的重大命題，就其本質上講，都要從其生存的、實踐的、行爲的角度來進行。

因此，實踐的角度是我們考察文化最自然、最恰當、最方便同時也是最深刻的角度。

如果說，我們在回答人類起源的問題時講到勞動創造了人，

那麼，我們同時也可以說，正是人的實踐創造了文化。

在人類得以從類人猿時期逐漸起源的時候，站立行走、手腳分工、手的靈活化、腦的發育、發聲器官的發展及語言的產生、思維的發展、工具的使用、勞動規模的擴大，這幾個因素是處在互動之中的。

手和腦的互動有着深刻的意義。

人與自然的互動有着深刻的意義。

單個的人與社會的互動有着深刻的意義。

這一切互動都體現了人類社會從其誕生之初就已經成熟了的社會實踐性。

我們觀察人類文化的方方面面，觀察人類後來所形成的龐大文化體系時，永遠不要忘記穿越歷史的隔離，看到人類起源時的那個基本本性。

正是在最初的手腦互動中，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在人與社會的互動中，在敲擊第一塊石器的實踐中，萌發了人類整個文化發展的開端。

正是在這個開端，人類創造最原始工具的同時，還在創造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語言符號。

在創造語言符號的最初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結構主義語言學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整個的文化建立在語言基礎上；而語言有着多層次的結構；這結構的基礎就是語言的音位系統。當把語言的音位系統放在其形成歷史中考察時，我們看到的是人類在創造語言時，最初對語音的差異與區別的把握，這種把握都是二元對立的把握。

人類文化的結構蘊藏在語言之中。

語言的結構又基礎於音位體系。

音位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又表現爲人對語音的各種區別的二元對立的掌握。

通過對語音二元對立的掌握之進一步深究，還可以發現，這是宇宙給予人類的最初思維法則。

這最初的思維法則，也是最基本的思維法則。

人類在這最基本的思維法則上建立起語言，因而也建立起人類的整個思維。這是我們透視人類文化整體結構的特別重要的基礎。

在這裏，實踐的、行爲的出發點就與結構的、體系的出發點真正統一起來了，統一在人類文化形成的本來過程性中。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特別深刻地領會到中國古文化中“伏羲造八卦”這個文化事實的重要意義，它表明人類最初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把握世界一切差別的思維基本法則。

當我們沿着文化起源、發展的歷史考察文化的時候，便能夠真正重新評價“巫術”這一文化歷史現象。

對人類歷史的深刻思想又可以使我們在更加確定的意義上宣佈，人類原始社會的巫術是那個時期人類社會實踐的最積極表現。

這個表現既有着現實的意義，又有着幻想的意義。

正是從現實和幻想兩重意義結合的巫術中，分離出了人類的科學，人類的宗教，人類的藝術。

我們在《人類時間》中對於巫術的歷史評價，無疑是十分堅定的。

當巫術分離出了科學、宗教、藝術之後，自己留下的是一副殘骸。這副殘骸在後來的人類歷史中常常表現得十分醜陋。

這正是歷史本身的辯證法。

沿着透徹的、實踐的、行爲的思路出發，

我們得以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和列維－斯特勞斯的學說予以打通。

可以毫不懷疑地說，人類是實踐的人類。

解決矛盾、戰勝客體、征服世界是人類整個歷史的最基本旋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的理論予以了重新的解釋。

當弗洛伊德用俄狄普斯情結解釋了圖騰與禁忌的起源，並且也因此解釋了宗教的起源時，一方面，弗洛伊德確有深刻之處，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忘記了人類本身的生存環境、生存需要。忘記了人類在那個原始狀態中，必須依靠集體勞動的生產實踐才得以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發展；忘記了人類在那個時候要維持羣的狀態，維持羣的生產實踐，必須對性的嫉妒實行各種各樣的抑制（羣的存在是以抑制個體的性嫉妒爲基本條件之一的）。

這樣，我們在對文化人類學的探索中，對圖騰與禁忌進行了新的歷史透視。

我們指出，倘若存在着由父權制向氏族外婚制的演變和過渡，那麼，它必定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革命，這個社會革命遠不是一個俄狄普斯情結所能夠說明的。

正是從馬克思出發，推動弗洛伊德前行，給予列維－斯特勞斯以新的曙光，我們得以真正進入人類文化的宇宙。

在這個宇宙中，沒有脫離人類實踐而單獨存在的文化時間和文化空間。

當人類的實踐表現出滲透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性質、功利性質、價值性質的時候，我們說，人類全部的判斷，從最具體、最物質化的價值判斷，到那些比較昇華的、抽象化的、轉化的價值判斷如真善美，再到那些非價值判斷，都是人類在實踐中思維的不同表現。

價值判斷是價值。

非價值判斷也建立在價值判斷的基礎之上。

沒有利益的需要，功利的需要，沒有價值，最純粹的自然科學（如數學）也蕩然無存。

人類每時每刻都在無休止地實踐着，在解決着矛盾，戰勝着客體，征服着世界。

這些最直接的表現，是生產勞動，是經濟，是科學，是技術，是政治，是教育，是軍事，是各種各樣的經濟、政治、社會行爲。

我們還必須非常透徹地說明，人類的實踐性將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打上了相同的烙印。

因此，我們也可以非常“聳人聽聞”地論證：性是人類社會的特殊實踐。解決矛盾、戰勝客體、征服世界的基本旋律，同樣深深支配着人類有關性的全部行爲。

從這個透徹的理論出發，我們推翻了弗洛伊德關於性本能的說法。

在人類社會中，不存在純生物性的性本能，人類的性本能、性衝動、性慾同樣是文化化了的。

正是對性的文化化的深刻透視，對人類性行爲的實踐性的深刻透視，使我們得以對弗洛伊德在心理學方面的理論予以批判性的新解釋、新發現。

深刻地認識人類在性行爲中的社會文化性、社會實踐性，對我們透視人類文化有着極爲重要的意義。

同樣，我們也便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夢的深刻本質。

弗洛伊德關於“夢是願望的達成”的理論是有其深刻性的。

然而，當我們今天重新改寫弗洛伊德的理論時，我們將用一個新的警句取代弗洛伊德的結論，那就是，夢是人類解決矛盾的潛實踐。

正是這個新的剖析，使得我們不僅對夢本身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對人類的潛意識思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發現，藝術是夢思維的現實化。

宗教同樣是夢思維的特殊體現。

而夢、藝術、宗教，還有神經症，這幾方面構成了人類實踐的一個特殊領域，這個領域是和人的科學實踐、技術實踐、生產實踐、經濟、政治、軍事實踐等等相對立的另一種實踐。

白天做事，夜晚做夢。

白天現實，夜晚夢幻。

生產、科技、經濟、政治的實踐與夢、藝術、宗教、神經症的實踐，構成了人類兩大實踐領域。

正、負兩個領域。

積極實踐和消極實踐兩個領域。

現實實踐和夢幻實踐兩個領域。

後者是前者的對立面，是前者必不可少的附庸和補充。

這是人類實踐的社會的一個巨大機制。

沒有人類的正實踐、積極實踐、現實實踐，就沒有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

沒有人類的負實踐、消極實踐、夢幻實踐，人類社會同樣早已爆炸，不復存在。

當講到夢、藝術、宗教、神經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潛意識的表現和產物時，這只是一個並不深刻的說法，是一個一般性的說法。

按照我們對人類文化的透視，可以說，人類的潛意識本身就是人類的實踐和行爲鑄造出來的。人類在無休止的實踐中，不僅對外開拓着自然空間，而且對內開拓着心理空間。

對自然界的征服與對心理世界的開拓相聯繫。

解決矛盾、戰勝客體、征服世界的旋律貫穿着整個人類實踐。

當這些要解決的矛盾超出了人的能力和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空間時，當人類社會無法容下更多的衝突與矛盾時，人類實踐就擠出了一個負空間，擠出了一個軟空間，在這裏容納了夢、藝術、宗教、神經症。（有時，夢、藝術、宗教、神經症還不甘於負空間的消極地位，會侵入正空間，強有力地參與現實的實踐。）

在接下來的透視中我們還發現，人類將自己的生理也開拓爲一個實踐的領域，在這裏容納與夢、晝夢、藝術、宗教、神經症一樣的存在，那就是相當多的疾病。

我們在《人類時間》中深刻剖析了疾病的文化化。

疾病的文化化與性的文化化同屬於人的生理的文化化。

因此，我們便可以說，人的強烈的實踐性表現在它對自然界的改造中，也表現在它對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改造中。

三

在《人類時間》中，由於我們充分考察了人類有關文化的各種思想片斷，同時又不滯留於任何思想片斷，我們得以做出一系列新的發現。

我們發現文化存在的六個層次。

我們發現文化可以區分爲五界，表現出它完整意義上的物理性與心理性。

我們發現在考察現實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可以運用八個系統。

我們發現傳統文化與現實經濟政治如何共同鑄造着社會行爲。

我們發現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質與根源。

我們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主要表現爲十四個本位。

我們發現世界當代文化的幾大基本矛盾。

我們發現了文學藝術創造更深刻的奧祕。

當我們面對《西遊記》、《紅樓夢》、《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文學名著時，我們在文化學的意義上給予它們全新的評判。

當我們直視人類文化深層奧祕的時候，我們發現，人類的衆多故事，大如《聖經》這樣的宗教故事，《西遊記》、《紅樓夢》這樣的文學故事，孫中山革命、列寧革命、“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故事，與人類原始文化中一些很小的故事，與我們生活中一些很小的故事，本質相通。

或者說與我們寫一篇短短的文章，一首短短的詩，本質相通。

而真正擴展開，又和整個人類文化的奧祕相通。

這個相通本質上是實踐的。

這個相通本質上是語言的。

這個相通本質上是結構的。

這個相通本質上是符合宇宙基本法則的。

我們終於可以說，人類的整個文化是一個大故事。

人類文化這個大故事中包含着無數個各種各樣的小故事。

每一個小故事都縮影着人類文化這個大故事。

四

現在，我們將《人類時間》也作爲一個思想片斷獻給朋友們。

在這部書的上部“文化學批判”中，展示的是對文化學史考察過程中的自由聯想。

作者使自己進入一種半現實半夢幻、半顯意識半潛意識的狀態中，儘可能自由充分地展開了思想。在規範與非規範之間，在邏輯和非邏輯之間，保持着張力，保持着自然狀態。在這裏，朋友們可以看到一個發現思想、形成思想的真實過程。各種各樣的見解、思路、結論、警句都自由隨意地、散亂地揮灑着，聽任其在無邊的田野上自由生長，自由雜交。

在下部“文化學新概念”中，將在上部中自由展開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整合起來，並在新的考察與探究中繼續充分展開。在整合中展開，在展開中整合。

對文化學，對文化人類學，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

它們都涉及人類文化的重大問題。

作者將從此出發，進一步深化對人類文化的探索。

在文化中開掘一個儘可能開闊的自由思想空間，用思想的光明照亮文化。

——摘自柯雲路文化人類學專著《人類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