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宇的創作圍繞着今與昔的中國鐵路展開，其中的思考攪拌着情感，有種一言難盡的複雜。看他的作品，總讓我想起很多年前高倉健主演的一部電影《鐵道員》。電影裏高倉健飾演的鐵道員乙松，他獨自守護的小站已經沒什麼人了，鎮子逐漸衰落，隨着鐵路電氣時代和日本新幹線高速鐵路系統的推進，那條蒸汽機車的老舊線路也即將被取消，但他依然一個人堅守在小站。老式火車頭，鐵軌、信號燈，瞬間將人帶入那個時代濃厚的氛圍，耳邊彷彿已經響起汽笛的鳴響。其中有一句非常令人感傷的臺詞：想打架就搖搖旗子；想哭的時候，就吹吹哨子；想大叫，就放聲痛哭。 梁宇是踩在中國改革開放鉅變的時間軸上，來體會他這個鐵路人後代與時代的關係的。他說：“那個把火車頭當玩具、把鐵路當遊樂場的少年已經長大。”梁宇離開他少年時代的遊樂場很多年了，一路南下，他長大後大部分時間在深圳。由於技術的快速迭代，當年老式火車標誌性的車頭、沿着鐵路散佈的廠房逐漸被取代，工業文明留下的體積龐大造型特異的設施，在進入城市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後被改造利用，成爲新的文化娛樂空間，成爲真的玩具、真的遊樂場，在梁宇身上，這裏似乎形成一個頗有意味的輪迴。如果說東北的鐵路爲梁宇的藝術帶來鄉愁具體清晰的意象，那麼深圳站在開放前沿的視野，則爲他提供了“料理”這些意象不一樣的思路。而在這個過程中，鐵路像一條貫通時間線的紐帶，梁宇的藝術，沿着鐵路的牽引回到從前，再開往未來。可以說，離開他的遊樂園之後，他藝術中那些反芻的情感、物化的記憶、留白的願景在繼續爲他的生命提供動能與滋養。 誠然，從前與未來的張力成爲了梁宇創作的源泉。這並非是個特例，進入新世紀之後，大家反倒開始做與回憶相關的創作和展覽。所有回憶的過程都是對未來的一次前瞻——無論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還是孔子提倡的恢復周禮，這是每當人類遇到大變局時一個“有趣”的態度，是一個通過以往累積的經驗爲未來尋找支撐的動作。梁宇的動作是反覆探索與個人記憶相關的物象，童年記憶是非常個人化的感悟，成年之後他如反芻一般一遍遍重新咀嚼，從個人化感悟中截取信息片段，反覆疊加，那些由表層經驗深入到理念認知的作品，增加了刻錄歷史的深度，爲曾經頗爲粗糲的工業景象賦予了一種詩意的闡釋，而這種闡釋不僅與他自己相關，還有邏輯地串起了這個國家多年發展的脈絡，他爲同代人創造出迅速提取過往生活秩序的索引，也讓未曾有此番經歷的人更容易地進入相似的情感體驗。 這裏不得不關聯到梁宇的另一重身份，他在文藝界任職多年，面對深圳的快速發展，他不僅僅是一個觀察社會變化的體驗者，也是深圳乃至廣東文藝界的領導者，面對這個國家的發展，他有更大的責任感來思考個人敘事與國家敘事的聯繫，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國家甚至世界的發展變化對個體經歷的影響。這種視角促使他洞察那些發生在個體身上，卻鏈接着國家宏大敘事的節點。在鐵路這個主線脈絡之下，他構建了語義豐富的物化記憶形象，這些形象的脈絡可以在他2019年於武漢美術館舉辦的個展“信號·2019·梁宇”中看到。這個展覽的地點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選擇。作爲九省通衢，武漢正好處於中國高鐵網絡的中心，高鐵直達城市覆蓋全國主要經濟區和重要中心城市，成爲中國的“高鐵之心”。武漢美術館的建築是在原來漢口的“金城銀行”舊址基礎上擴建而成，這棟建於1930年的民國老建築由中國第一代建築師莊俊設計，是一個新舊交匯對話的絕佳場域。而處於五四運動100週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的2019年，站在現在回看，更成爲一個歷史發展的重要節點，2019年底開始的新冠疫情，不知道會將世界格局導向何方。梁宇的敏銳在於能夠準確找到這些變化的節點，繼而符號化，符號的背後是複雜的細節與細膩的個人感受，爲鏈接大趨勢和主題性的表述增添了情感的溫度和人文的厚度。 展覽對梁宇而言是一個整體的場域，他不單是去羅列一幅幅的作品，而是在理解和預想觀衆走進一個空間時那種既有好奇心又有陌生感的狀態，從理念到實施，其實已經不僅僅在做藝術家這個角色了，他整合了藝術家與策展人的雙重角色，這可能也是他作爲文藝界領導帶來的與其他藝術家不一樣的思維方式。梁宇的表達由心而發，隨心而動。他不受材料限制，並不因爲自己是一個很好的油畫家、版畫家就用油畫、版畫來表達看到的一切。展廳裏一字排開的枕木，堆在牆角的道釘，擺在舊木箱上的手搖電話機，甚至春運時高鐵站人來人往的影像……當他用一種綜合的表述方式去組織展覽，或者說把展覽當作作品的一部分時，展覽空間成爲情境化的傳播過程。這些不同媒材、不同表達方式看起來完全沒有違和感，並不會讓人覺得是一個大雜燴，因爲無論“搖旗子”還是“吹哨子”，都是以他強烈經驗爲中心的感知集合，他所有感知鐵路過往、現在和未來的鏈接都集中到展覽這個場域。情境再造在這裏起到很大作用，物本身所包含的豐富信息和相關聯想，會幫助更年輕的觀衆進入陌生世界，也會迅速將有過往經歷的觀衆拉入回憶的世界。情境構建了一個合理的、可被理解的傳播系統，並提供複雜的認知信號。 聚焦到具體的創作中，我想關注幾個主要的意象，來理解梁宇面對現在和未來的姿態。譬如在《月臺》這個系列裏，畫面或是帶着鏡頭飛移的模糊感，或是把目光放到“重要”的場景之外，有時是彷彿抬眼一瞥的站名，有時是一隻剛剛踏上火車的腳。這些細節抓拍一樣的框景給人以身臨其境的代入感，它們都處在變化將發未發的臨界點，正如冀少峯館長所講：“鐵路把我們推向了加速的未來，把我們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藝術表達方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梁宇在作品中抓住了對於加速世界的思考，這個也是中國在邁向現代性的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整個社會所普遍存在的焦慮意識。”對於梁宇的創作而言，他一直在直面這種快速發展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進一步而言，這個展覽有一個內在的矛盾體，由鐵路引發的速度變化當然是一部分，從東北到深圳南北地域、時代情境變化是另外一部分，多重反差讓這個作品貫穿的系統變得更有意味。再有，“信號燈”是一個最有錨定意義的意象，梁宇回憶小時候在寒冷的東北，看到信號燈就像是看到希望。當下中國的高鐵也是中國發展的信號燈，因爲其長度與效率，因爲其涉及領域的廣泛與國際化，梁宇用多視角、多屏的方式提供了高鐵時代的影像。往來乘客在站點進進出出熙熙攘攘，這是如今的現實，我想這也是梁宇比我們更早意識到的“信號”。高鐵確實變成中國快速發展、走向世界的信號。 總之，“信號·2019·梁宇”這一展覽本身就具有信號性!其單純、直接、易於傳播。信號之所以能形成被廣泛認知的關鍵點，背後蘊藏的是複雜的細節和細膩的人的感受。儘管從梁宇對鐵路的描繪中能清晰地看到過去和現在，但對於未來的願景，於展覽的最後在他作品裏其實是留白的，這種留白不是因爲沒有考慮和觸及，而是來自如中國畫中“留白”一樣的經營，中國畫裏的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爲更豐富的想象營造空間。這種意味可以很好地從那幅黑白水墨畫裏感知，畫面中縱向與橫向的墨色鋪開，留下一組一組散點的圓形空白，是他典型的“信號燈”象徵物。那份若有所思的回味，是梁宇對鐵路、對生活、對藝術的無限願景。 相關鏈接: 個展“信號·2019·梁宇”亮相武漢美術館

個展“信號·2019·梁宇”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