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图伊曼斯 Luc Tuymans | 确凿的伪证

　　吕克图伊曼斯

　　Luc Tuymans

　　比利时艺术家吕克图伊曼斯，无疑是1980年代以来当代绘画界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尽管他那些模糊冷淡、粗糙随意的绘画很难让人一见倾心，却也无法忽视。粗略看去，图伊曼斯作品的苍白使画面没有任何宜人的愉悦和美感，它们仿佛长时间曝晒于日光之下，因强光和岁月而褪色、陈旧。淡薄的颜色与粗糙的轮廓线看起来漫不经心，裁切的局部和歪斜的构图则显得混乱不安。但正是这样一种平凡无奇，使图伊曼斯绘画中空茫的图像十分醒目，表象的迟钝、笨拙亦使作品变得难以捉摸。

　　Luc Tuymans Angel; 1992 Oil on Canvas, 66 x 60,8 cm

　　Luc Tuymans视频资料

　　Luc Tuymans：确凿的伪证

　　文/Azure

　　图伊曼斯准则

　　吕克图伊曼斯1958年生于比利时的摩西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图伊曼斯最初在Sint Lukas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后就读于布鲁塞尔Cambre视觉艺术高等学院以及安特卫普学院。1982年至1986年，他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艺术史。在绘画被宣判死亡的年代，1980年图伊曼斯因对绘画产生质疑而转行拍电影，五年后他在奥斯坦德举办了首次个展，由此宣告了他对绘画的回归。有趣的是，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展览，其展场是一个废弃的游泳池，作品就挂在泳池的四壁进行展出。

　　Hands, 1978. Olio su tela, 100 x 80 cm. Collezione Jan Wouters.

　　图伊曼斯的作品取材广泛，从日常物品到人的肖像、肢体，从室内环境到室外风景，从历史题材到时事政治，其绘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粗暴、直接且冷漠地触及到权力、国家机器、操纵，以及隐藏的政治结构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大屠杀、比利时的殖民史、法兰德斯的极端右翼势力、重要的历史人物、帝国主义以及天主教均能在图伊曼斯的作品中找到安身之所。他以嘲弄却看似毫无关联的方式处理意味深长的政治主题，图像本身仿佛是置身事外的看客，不经意地被艺术家扮成历史的见证。

　　Silence, 1991. Olio su tela, 87 x 79 cm. Courtesy Kunstmuseum, Berna; Stiftung Kunsthalle, Berna.

　　图伊曼斯想要避免制造出一种风格或者表达方式，但事实是他的追随者不可胜数。英国《卫报》的首席艺评员艾德里安西尔勒（Adrian Searle）曾笑言，在他有生之年，实在不想再看到另一个吕克图伊曼斯的克隆。大量取材于照片的创作，使图伊曼斯得以进入早已被里希特掌控的领域。在对待照片的态度上，他们两人都默契地承认一个前提，即所见非所得。对视觉所持有的坚决的怀疑精神，让图伊曼斯确立了被美国批评家杰瑞索茨（Jerry Saltz）称为“图伊曼斯准则”的绘画方式。他根据需要截取、放大图像，通过曝光式的色彩处理将图像精简至轮廓，并把它们置于空落的背景前。他赋予对象一种模糊感，使其宛如沉渣泛起的记忆，神秘、脆弱、晦涩，充满暗示性，并留下“无声的疤痕”。这些潜伏的伤痕使图伊曼斯的绘画，因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和暴力，而从表面的平和变得十分离奇，甚至可怕。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伊曼斯并不是一位照相写实主义艺术家，实际上，他一直试图通过绘画找出被媒体和照片图像所剥夺的真实。

　　er Architekt, 1997. Olio su tela, 113 x 145 cm. Courtesy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Galerie Neue Meister, Leihgabe der Gesellschaft für Moderne Kunst, Dresda.

　　图像的独白

　　2002年，图伊曼斯受邀参加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并被委托创作与“9.11”事件相关的作品。正如该届文献展总策展人恩威佐所言：“在一个政治、社会动荡与人类大规模迁徙的时代，艺术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强调自主介入、社会责任与政治关怀已然成为当代艺术的显性诉求。图伊曼斯创作了什么呢？一幅巨大的面目模糊的静物画。水壶与盘中的水果摆放在空旷的背景里，作品呈现出异常的“日常性”。然而，正是这样稀松平常的主题与画作悬殊的比例，极度放大了我们所熟悉的平凡，超出了我们惯常的视觉经验，更显现出一种超然的淡定。《静物》（2002）在被激进和喧嚣包裹的文献展上，以不可思议的冷静、深沉夺人眼球。图伊曼斯以最简单的方式暗示出世界理应存在的自然纯洁、未遭破坏的安稳秩序，以朴素回应了从天而降的恐怖对人类身心所造成的无能为力、无法弥合的裂缝。图伊曼斯的绘画，隐藏了许对不可见的精神素质，图像是内心独白的显影，包含了绘画、历史与人类自身的故事，并用一种冷酷的方式与之保持距离。

　　Luc Tuymans Ceiling; 1992Oil on Canvas, 43 x 34,5 cm

　　在图伊曼斯弃画从影的五年里，他从电影里获得的是关乎图像的在场与疏远，实践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他从影片剪辑中感受到暴力，而另一方面，他却在创造一个不在场的图像，并打乱其叙事逻辑。西贝尔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彼得魏斯（Peter Weiss）、大卫林奇（David Lynch），还有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这些电影导演给予图伊曼斯的是对历史的幻想、层层套叠的“中国盒子”结构、隐晦怀旧中的神奇智巧，以及叙事性在时间和历史间的辗转交合。他在电影中练就的是拿捏媒介的本事，这成为他重回绘画的有益补充，让他更清晰坚决地与过去浮夸浅薄的作品告别，从而以踏实明确、缺乏激情或同情、近乎无动于衷、忧郁混乱的姿态，把握了图像的倾向。

　　Luc Tuymans Villa; 1992 Oil on Canvas, 48 x 56,6 cm

　　图伊曼斯是一位关注问题更胜于愉悦的艺术家。他为作品倾注了一种超个人、平凡的关怀，致使普遍存在于其作品中的不安逐渐聚集升华为一种隐性的暴力。秉承着悠久的绘画传统，他似乎并不回避向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莱昂施皮利亚特（Leon Spilliaert）致敬，施皮利亚特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要比那些大冒险似的悲剧更加真实、深奥，更能反映我们人类本身。” 显然，图伊曼斯的绘画策略与文艺复兴理论家阿尔伯蒂相悖，后者在著作《论绘画》中强调绘画不仅是记录事物的外在形体，而是要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和戏剧性的内容。然而在图伊曼斯看来，历史则因注重表现不幸的平凡而更具有价值。尽管绘画仍然是具象的，但通过复制照片，图伊曼斯选择性地重建了图像元素，对其模仿、挪用、转译，隐晦地处理冲突和问题，再加上他技巧性的叙述，似乎意图让历史在其绘画中有所觉悟。

　　Luc Tuymans Lamproom; 1992Oil on Canvas, 48,5 x 55,7 cm

　　曾代表比利时参加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美丽的白人》（2000），以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子肖像，隐射了比利时对刚果殖民历史的黑暗启示。模糊的形象暗示出被刺杀的革命家的终途和引人猜测的谜案。“美丽”如同一个巨大的讽喻，直指权谋、血腥、罪恶的殖民侵略。

　　Luc Tuymans Shadow II; 1992Oil on Canvas, 60 x 50 cm

　　在2007年于安特卫普当代艺术馆举办的展览“我不懂”中，展出了图伊曼斯绘画背后的素材，包括图画、摄影、电影剧照、宝丽来照片等。图伊曼斯尤其钟爱宝丽来的成像效果，它即拍即得的图像显现出急速、粗砺、贫血般色弱的质感，这恰巧契合了图伊曼斯绘画的面貌。他需要这种“短暂”和极度的随意性：“你永远不知道一张照片会如何显影，但在摄影中你至少还保留了一点儿控制权。我看中的正是这种损失与可能失败的固有要素。”对于图像的不信任让图伊曼斯选择了一种“失真”的表达，在《架子鼓》（1998）中，他通过过度曝光来获取质量受损的图像、片断和现实的残余。可是，图伊曼斯并不迷恋摄影捕捉的“瞬间”，他在创作绘画的过程中获得满足，用自己深思熟虑的手“缓慢”地处理历史、时间与图像的纠葛。

　　Luc Tuymans Mirror II; 1992Oil on Canvas, 60 x 50 cm

　　被遮蔽的现实

　　时至今日，艺术仍然渴求承袭自19世纪以来的思想文化使命，以达到自由的诉求和文化反思。看起来，艺术并非简单拥有记录、娱乐、教化的功能，也在试图帮助人类以更好的秉性和状态生存。当代艺术家们极力想要扮演救赎者的角色，他们极尽所能，尝试了各种方式却收效甚微。图伊曼斯也许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但他不可避免地要在当代绘画领域有所建树，其艺术中所有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特点，如粗暴、苍白、模糊、虚弱、陈旧、平凡、暴力、冷酷、政治等，均可视为图伊曼斯过滤历史与当下、挑战现实与真相、“报复”媒体图像的佐证。

　　Luc Tuymans; Candycontainer; 1993 Oil on canvas; 75 x 60 cm

　　许多人将图伊曼斯视作一位历史题材画家，因为他的许多作品标注了20世纪至今重要的历史瞬间：法兰德斯国家社会党与德国的联合；1942年的“万塞会议”提出的“最终解决犹太问题”；比利时政府与刚果首任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暗杀事件的牵连；以及举世震惊的“9.11”事件。然而，期望在画面中寻找到与主题相关的蛛丝马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绘画被有意识地去除了标志性象征，从而形成对无法言表的图像内容的虚假表征。透过画面，谁会意识到一瓶娇艳的鲜花背后是一桩凶残的谋杀案？插花的女人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而令她憎恶的已故丈夫的骨灰则安静地埋藏在花瓶底部。表面的虚静安宁之下，原来暗涌着异样的波澜。艺术就像花瓶一样掩盖与伪装了事实的本质。

　　Luc Tuymans; Body; 1990Oil on canvas; 48 x 38 cm; Collection S.M.A.K., Gent

　　图伊曼斯的父母分别来自法德拉斯与荷兰，两人家庭背景的差异让家庭气氛有时并不融洽和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德斯由于地处欧洲北海地区的要冲，成为欧洲的主要战场之一。图伊曼斯属于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在他的童年，家庭餐桌上时常充斥着有关战争与大屠杀的话题，同时电视的兴盛也使得相关纪录更为频繁、直观地呈现眼前，它们顺理成章地植入图伊曼斯的记忆。战争与政治的暴戾与所引发的灾难创伤是他艺术关切的核心价值，大屠杀也成为图伊曼斯最著名的绘画主题，他在其中同时表达了残暴、绝望与空虚。

　　Luc Tuymans; München; 2012 Oil on canvas; 158 x 79 cm

　　在一组三联画《Recherches》（1990）中，办公室、眼睛与医疗所的并置暗示出有组织的迫害及暴行可能发生的地方。图伊曼斯取材于布痕瓦尔德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图像，他在那里看到用人皮做成的灯罩、用头发编织的衣服，完全是一种吃人的场景。这组画以影印般的效果和层次表现死亡，同时通过微妙的色彩过度，增加其衰败感。在图伊曼斯看来，暴力同样具有平凡琐碎的地方，因此暴行才可以若无其事、无休止地实施下去。同类题材的《毒气室》（1986）以温暖的色调描绘了一间空房间，角落里缩小的门仿佛在朝更遥远的地方退去。若不是标题的提示，我们决不会将其与血腥屠杀的处决之地相联系，相反可能会迷惑于作品所流露的悲伤气息。然而，当画面背后的故事透过标题浮出水面，镇压的信息悬浮于其中，窒息封闭的环境让人感同身受。图伊曼斯既是在刷新历史，也揭示出历史的残败和无奈。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005. Olio su tela, 45,5 x 61,5 cm. Courtes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如前所述，标题是解码图伊曼斯绘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尚曾说，标题是调色板上的另一种颜色。图伊曼斯画面的乏味时常让人匪夷所思。茶杯、灯罩、地毯、墙纸图案、空浴盆真有什么可怕的隐秘吗？看上去宁静淡泊的图像究竟暗藏了怎样的玄机？罪恶、恐慌与孤独感是如何被激发的？图像需要被文字阐释吗？图伊曼斯赋予标题最终的裁决权有何用意？无论如何，当我们在图伊曼斯的绘画面前感觉挫败的时候，那些揭晓答案的标题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弥足珍贵。“谣言”、“陪审团”、“证据”、“国务卿”……它们仿佛是图伊曼斯绘画必要的仪式，成为恐惧和暴力存在的恰当的明示。

　　Luc Tuymans, June 4, 2001, The Venice Biennale, Venice, Italy. Photo: Jason

　　一位摔倒在雪地里的滑雪男子，面孔仿佛是被白雪覆盖一般不可辨认。这幅著名的《建筑师》（1997）中的主人公其实是希特勒的建筑师、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作品表现的是他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雪橇的尺寸看上去并不合适，画面边缘的蓝色则像屏幕一样散发出幽光。雪意味着消融，正如施佩尔随希特勒一起覆灭的帝国梦想。被抹去的表情又在某种程度上否认建筑师的身份。在此，标题功不可没，可图伊曼斯并不期望靠文本来重新建构一种逻辑关系，他提供这些信息只是因为它们是有效的。旗帜鲜明的信息赋予外界的是另一种可能，与视觉呈现截然不同，却可以相互比较。图伊曼斯明确地意识到语词与图像之间的裂痕，这种分裂与他将恐怖置入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内部的绘画策略保持了高度一致。因此，在图伊曼斯的画面里，经常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它既是图像的，也是观念的。它似乎在刻意提醒权力或暴力的渗透，从最初无意识地出现，到后来变得合理化而不再被反抗。

　　Der diagnostische blick – 1992

　　绘画的凯旋

　　时过境迁，绘画是否因为媒材的局限、语言的陈旧、形式的保守和批判的衰微而不再具有活力？“绘画之死”早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批评家、理论家对绘画的责难也许正是他们对其爱的证明。他们急不可耐地展开激辩，为绘画诊断、开药方，而非采取漠视、绕行的态度，足以说明绘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个悬而未决的命题似乎从未浇灭万千画家对绘画的热忱和坚持，他们在信念摇摆、自身瓶颈和装置、影像、现场的内外夹攻下执意向前，只为有朝一日出头成为替绘画“ 平反”、成就自我的英雄。吕克图伊曼斯的出现，无疑为1980年代那些迫不及待想为绘画把脉的批评家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欢欣的症候范例。

　　The Priest,2016Paintings, Oil on canvas66.4 x 88.6 cm. (26.1 x 34.9 in.)

　　如果说批评家都爱图伊曼斯，也许稍显夸张，可他确实在这场博弈中赢得了多数票。纵然有人觉得他的语言没有章谱、叙事混乱、图像苍白得可怕，甚至图伊曼斯本人不厌其烦的阐述和宣言有时让他像一位夸夸其谈的广播员，鼓吹其画价一路飙升。但凭借机智的玩笑与谬误，图伊曼斯的确以一种伪装的谦逊让我们看到他绘画的成功。批评家们的溢美之词都抛向何处？朴素的勇气、严苛的现实、隐晦的神奇、粗暴的侵略性、威胁的密语，还是冰冷的距离感？在一种涣散、犹疑、徘徊不知出路的境况下，图伊曼斯的方式是直接有效的，他单刀直入，干净利落地“将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的癫狂摔倒在地”。

　　The Louvre, 2016Paintings, Oil on canvas100 x 148.7 cm. (39.4 x 58.5 in.)

　　图伊曼斯喜欢奇闻轶事，好读哲学。他曾受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影响，感兴趣于否定与虚无、发展与倒退的关系。但思想家图伊曼斯并不比画家图伊曼斯更受欢迎，人们追捧的是他亲手实践的手工活儿，凝神静思于他小尺幅的画作和低彩度的灰、黄二色。事实上，图伊曼斯的绘画都是一气呵成，他通常在一天内完成作品，有时会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以保持绘画的一致性。他习惯于在未绷框的、直接钉于墙面的画布上作画，并能准确把握画面的尺幅。他拒绝使用投影仪将图像投到画布上，坚持参照手中的照片直接绘制，用铅笔在未干的颜料上描绘。他在绘画中慢慢释放高度聚集的能量，过程中的失误、变形和不完美正是他所需要的。绘画于图伊曼斯而言，是潮湿的、新鲜的、明确的，具有决定性，同时也非常不安。

　　Speech, 2010Oil on canvas81 1/4 x 54 1/2 inches (206.4 x 138.4 cm)

　　当绘画成为历史、叙事性和解说的时间游戏，它便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的情境。图伊曼斯被历史环绕，却从不卷入其中。许多时候，他的疏离也撤销了对历史做出分析、审判和谴责的可能。在此意义上，图伊曼斯并不能被归类为历史题材的画家。如果人们放弃对艺术的道德期许、疗伤迷恋和宗教信仰，那绘画剩下的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本体价值。

　　Corporate, 2010Oil on canvas105 3/8 x 74 inches (267.7 x 188 cm)

　　仔细梳理图伊曼斯的绘画，我们或许还能看到范艾克（Jan Van Eyck）、莫奈、施皮利亚特、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里希特等人的身影。成就吕克图伊曼斯的是绘画艺术史演进的动力，最终亦是绘画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