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朱令46歲生日。

1994至1995年，清華大學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屬鉈鹽而中毒。後因誤診，延誤了治療時機，造成終生殘疾。此案自發生至今，已過24年。現年46歲的朱令不僅失去了錦繡青春和遠大前程，也不再擁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在這24年中，她從未被社會遺忘。每隔一段時間，其案情就會被重新提起。人們欣賞她的才華與美麗，痛心她的遭遇，更希望找出兇手，揭露真相。

然而，此案令公衆不解的是，無論警方、校方還是醫方，似乎都在有意迴避着一切細節、證據與責任。他們既不願面對公衆，也不願面對朱令的家人。這使本來就不多的證據、證言、背景信息在各種渠道的各種方式傳播中，越來越受到了各式各樣的污染。朱令案由此就像一個黑匣子，被層出不窮的說法所裹挾，依舊撲朔迷離。

某種意義上，朱令案更像是中國社會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不斷極端化繁衍的一個縮影，對其討論與追問都失去了本應有的公共原則。一方面，一些人認爲，案子破不了，必定有權力干預和見不得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社會越開放，核心信息卻越封閉；利益越多元，推論也越獨斷；很多人都堅持懷疑，卻不肯懷疑自己的懷疑。罪犯彷彿觸手可及，真相卻依舊遙遠。

面對這起至今疑點錯綜複雜的疑案，我們的職責是，經過努力，去儘量接觸與辨識能辨識到的事實。在覈心信息源一律封閉的前提下，我們當然不可能尋找到真相，但我們可以尋找到自己的信息鏈，以這些信息鏈豐富這個事件的記錄。在我們自己尋找的信息鏈基礎上，我們想討論的是這樁疑案的公共責任問題——因爲我們很少討論自己對於公民社會所應有的責任。

在我們看來，這責任應該由一個完整的體系構成：首先是質疑的權利，質疑是社會監督的基礎，沒有社會監督，公器就難有它應有的公信力。但質疑並非冷酷的定罪，質疑更不能發展爲私刑。“疑罪從無”的原則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無論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邏輯來定罪進步。

24年來，現實中的無能爲力，放大到網絡上，自然會產生“可能性邏輯”下的論戰與激憤。只是，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只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爲如此，“排除合理懷疑”纔會成爲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起點：立案時間

朱令被確診爲鉈中毒，在鉈中毒專家陳震陽教授的記憶中是“1995年4月29日”，他在北京市職業病衛生防治所完成了這個檢測。雖然時隔多年，陳震陽對於日期還是很篤定。鉈檢測並不是常規項目，陳震陽也是因爲早年間有一個關於鉈的研究項目，才購置了專門的設備。他說：“我們的課題從1983年做到1988年，做完就收攤了，課題組也散了，設備也封存了，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麼會找到我，不過那些東西都還在，找出來就能用。”

朱令青少年時期生活照

警方正式介入，根據北京市警方的公開聲明，是“1995年5月5日”，“清華大學保衛處向北京市公安局報案”。負責這個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處，後來改名爲文保處大學一處，職能範圍沒有變，依舊是處理高校案件。陳震陽第一次見到14處的辦案警察李樹森是1995年5月，“過了‘五一’之後，具體記不清了。”他回憶說，李樹森來到他的辦公室，一開始就問他“跟朱令是什麼關係，爲什麼會做這個檢測”。問話的語氣起初有些不客氣，陳震陽說他還有些不太高興，不過談話進入關於鉈的正題之後就好了。“他的態度很謙虛，對我說話也很尊重。”這是發生在中國高校裏的第一起鉈投毒案，也是有據可查的中國範圍內的第一起鉈投毒案。

作爲14處的警察，李樹森和他的同事們辦案必須從零開始。雖然記者在20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樹森的電話，但他客氣又堅定地拒絕了採訪，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細節。他說：“我只是個普通的民警，這個事情不能由我來發表意見。”陳震陽第二次見到李樹森是兩年後，1997年5月。這次也是李樹森主動來找他，不過不再是請教鉈的知識，而是希望他能“幫忙做一次檢測，確認北大的一名學生是不是鉈中毒”。陳震陽這才知道，繼清華之後，北京大學也發生了一起鉈投毒案。

1997年5月18日下午，陳震陽到301醫院參加了對北大學生小陸的會診，當天17點30分，他對小陸樣本的檢測結果出來，確診是鉈中毒。這樁投毒案中有兩名受害者，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醫院救治，陳震陽沒有參加他的診治，也沒有見過他，只是在5月19日檢測過他的樣本，同樣是鉈中毒。陳震陽對北大案件的參與也到此爲止，辦案警官李樹森並沒有給他透露更多案情。陳震陽能夠確定的，是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5月17日小陸和小江分別到301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就診，其中，投毒者王曉龍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診時，對中日友好醫院的醫生承認了是自己投毒，醫院的保衛處當即扣住了他，然後通知北大保衛處，北大方面把人領了回去，向警方報案。5月18日，14處的警察從北大帶走了王曉龍。

至於高校中的第三起鉈投毒案，2007年6月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陳震陽並不清楚。他本來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剛好朱令的檢測找上門來，單位就讓他把後續研究做完，延長了幾個月才正式退休。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時候，李樹森再來找他求助，陳震陽覺得完全是因爲朱令案的關係，雖然他退休了，還是被當成“鉈方面的專家”。但是2007年這個案子，發生在中國礦業大學的徐州校區，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樹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處，而是徐州市公安局。記者尋訪到了徐州警方的辦案人員，他們與李樹森的態度完全不同，對案件情況儘可能做了詳細回憶，唯一的要求只是匿名。

根據他們提供的材料，2007年6月1日，中國礦業大學徐海學院的3名學生出現不適症狀就診，其中一名學生被家長接回石家莊診治，6月10日在北京確診爲鉈中毒，當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報警，介入調查。從三起案件的反應速度比較，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因爲投毒者自首了。其次是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受害者在出現異常第10天得到確診，當天晚上就報了案。最令人扼腕的只有清華的朱令案，“1995年5月5日”這個報案時間，距離朱令確診鉈中毒時隔一週；距離朱令1995年3月3日身體突然不適、3月9日到協和就診，時隔兩個月；距離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現相應症狀到同仁醫院就診，時隔近5個月。

母親在爲朱令其梳理頭髮，父親在準備早餐（攝於2009年）

排查：投毒方式

陳震陽記得很清楚，李樹森第一次來找他的時候，“問了很多問題”。“他想了解鉈中毒到底是怎麼回事，中毒的途徑有哪些？要提取什麼樣的物證來化驗？是飯碗、水杯還是別的？時間過了這麼久，還能不能從物證上檢測出來？”藉助這些問題，可以嘗試着來反推當年警察的辦案思路：既然確診是鉈中毒，那麼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才能確定是自殺、意外還投毒；要找出中毒方式，就必須瞭解鉈的特性，鉈是什麼？可以通過什麼途徑作用於人體？不同的途徑如何通過物證來驗證？

鉈是什麼很容易回答，這是一種1861年發現的金屬元素，符號是TI，英文名是Thallium。常以化合物的形態出現，屬於高毒類物質。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廣泛用於電子、軍工、航天、化工、冶金、通訊、醫學等領域，在工業上主要用於製造光電管、合金、低溫溫度計、顏料、染料、焰火等等。鉈也廣泛存在於鐵、鋁、銅、鋅等礦石中，會在開採與冶煉過程中釋放出來。鉈中毒的途徑要複雜許多，陳震陽記得，他當時很詳細給李樹森做了介紹，鉈中毒一般有三種可能：“第一是通過呼吸系統，在高溫或者密閉環境下吸入中毒；第二是通過體表接觸，被皮膚吸收中毒；第三是通過消化系統，直接攝入中毒。”可是朱令具體是怎麼中毒的，陳震陽並不能通過標本檢測給李樹森唯一篤定的答案，他只能用排除法形成一個推論，首先排除吸入中毒，“因爲朱令不具備這樣的中毒環境”；然後排除體表接觸，“很早以前西方曾經把鉈用在脫毛劑裏，發現副作用之後迅速停止，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這樣的產品”。

陳震陽記得李樹森提出了一個假設，“他問我，如果雪花膏裏含有鉈，會不會通過塗抹導致中毒？”陳震陽給的答案是“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朱令的樣本檢測裏，鉈含量的濃度太高了，鉈是可以通過人體的新陳代謝每天排出一部分的，朱令已經中毒那麼久，還經過了幾次換血，體內的鉈濃度還那麼高，不太可能是體表攝入”。因此，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條中毒路徑，就是通過消化道直接攝入，“是喫進去的”。

少年朱令

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李樹森再次找到陳震陽的時候，沒有再問過這些抽絲剝繭的問題，投毒者王曉龍自首，清晰詳細交代了整個投毒過程。王曉龍的一審辯護律師馬朗寧差不多都快忘了這個案子，他根據相關材料，才慢慢回想起來，告訴本刊記者：“庭審的時候，王曉龍對投毒過程的供述很詳細。”

按照王曉龍的庭審供述，他對小江和小陸兩名同班同學的投毒過程並不一樣，他的報復目標是小江，動機是複雜的同學感情，針對他一共投毒三次，分別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亞鉈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裏。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時候，王曉龍爲了觀察鉈鹽的毒性，在自己的宿舍裏找了一名實驗對象小陸，因爲小陸有每天衝奶粉的習慣，他的奶粉剛好也放在桌上，王曉龍就把更大劑量的硫酸亞鉈粉末放到了這袋大約只剩1/4的奶粉裏。經過警方的封存取證，在小江的水杯，檢測到了鉈的存在。

北大的案子畢竟是例外，到了2007年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警方的調查其實面臨着和朱令案一樣的迷霧。參與辦案的警察告訴記者：“從石家莊得到鉈中毒的消息之後，我們已經開始懷疑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只是需要尋找到毒源來確認案件的性質。現在還能在我的筆記本上找到當時確定的思路：尋找毒源，瞭解鉈的性質，搶救藥是普魯士藍，找化學專家、農業專家等，物證檢驗。”

50名偵查人員兵分三路，一組赴北京、石家莊瞭解中毒者病情，並讓他們回憶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誰；一組現場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組把提取物連夜送到南京檢測機構送檢。“這個案子是在學校發生，比較敏感，我們接到消息趕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是6月10日晚上了，那一夜我們都沒有睡。當天晚上馬上封存了學校食堂，把當天的飯菜、調料、碗筷、桌椅等300多樣物品做了樣本提取，連夜送到南京做檢查，檢測出結果隨時通知指揮部。”“這些樣本中並沒有檢查出有毒物質，我們很快把重點轉移到宿舍，對宿舍同一樓層的其他同學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樣本，對於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學，要求學校安排其他宿舍，保護受害人宿舍的原狀。”“你不知道毒源在什麼地方，房間裏面的東西非常多，水壺、飯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喫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樣本提取，對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樣，這個階段宿舍的東西是別人不能動的，要做備檢，因爲樣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夠，還要再繼續提取。”“當時和宿舍的同學談話配合我們檢查，讓他們把抽屜櫃子打開就不允許他們再繼續動了，可以站在旁邊看，但是不能拿走。”“我們是分片分段地提取，牆面上、地板上的附着物也要做提取，因爲你鞋可能踩到了什麼地方也會提供線索，是投毒還是污染等等，我們要考慮案件的性質。”“我們取證就幾種方法，一個是抖，抖到物證袋裏；還有一種是潮溼紗布擦拭，乾的放在紙袋子裏，溼的放在小器皿裏，如果是作案當天取證，手上稍微有一點點我們也可以檢測出來。”“現在還能想起來當時宿舍的擺設，外面一圈兒是牀，中間是書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面，男同學不是太講究，杯子、飯盒也不是太乾淨。”——凡事皆有利弊，這種“不講究”反倒替這樁投毒案固定了證據——“中毒最嚴重的一個同學的杯子裏還有剩餘的水，正是在這裏檢測到了鉈，濃度比較高。”這是一個轉折點，有了這個發現，徐州警方“纔可以確認中國礦業大學案件的性質，這就是一起投毒案”。

在北大的案子裏，王曉龍並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發覺小江的發病徵兆，5月17日主動打車送小江去醫院，在出租車上甚至主動承認是自己投毒報復，願意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希望獲得原諒。小江也原諒了他，最初只跟醫生說是自己誤服鉈鹽，醫生不相信，王曉龍情急之下，才說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曉龍沒有這樣複雜的情緒，如果他只是個冷血的兇手，在小江和小陸像朱令那樣出現怪病徵兆的時候，以他化學高才生的資質，有足夠的時間去毀滅證據。就在5月17日決定打車送小江就診之前，王曉龍先去了一趟實驗室，已經從容地藏匿了鉈鹽、稱重的天平和碾鉢。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絲剝繭的推論並不能讓李樹森看到太多光亮，當他向陳震陽請教，應該到朱令的生活環境中提取什麼樣的物證、現在物證上還能否檢測出來殘留毒物的時候，陳震陽的回答是令人沮喪的。“我跟他說，鉈極易溶於水，無色無味，時間過了這麼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證可能已經很難了。下過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幾次，就乾乾淨淨了，就像你衝一杯糖水，多洗幾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慮朱令被耽誤的那些治療時間，從1995年4月29日確診，到5月5日報案，這中間已經隔了一個“五一”節，清華大學並沒有像中國礦業大學那樣，第一時間封存宿舍的相關物證。這期間發生了什麼，朱令的家人相信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失竊案，沒有任何錢財丟失，除了朱令的裝洗漱用品的小籃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竊物品清單，可是，我們無法從李樹森那裏得到關於此事更細緻的印證。不管失竊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來只能讓他們排除朱令是自殺和誤服鉈鹽的兩種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只有投毒。從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發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發病，毒到底下在哪裏？依舊是個謎。

追蹤：毒物來源

鉈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態存在。高校裏的三起鉈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亞鉈，中國礦業大學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鉈，只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辭是語焉不詳的“鉈鹽”。“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只能從朱令的檢測樣本里查出鉈含量，但是，我不能從檢測結果來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質到底是鉈的哪種化合物。”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也只是讓我檢測是不是鉈中毒，沒有提到要更具體地檢測是哪種鉈鹽。理論上是可以檢測的，鉈是陽離子，那麼就從陰離子來判斷它是什麼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還是其他陰離子。可是人體內本身也含有這些陰離子，還是很難判定。至少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從來也沒做過這種檢測，1988年以後再不做跟鉈有關的實驗了，我以前曾經帶過一個學生，他也只做了兩年就不做了，出國了。”

顯然，警方不能從陳震陽那裏得到鉈鹽具體形態的答案，此後若干年裏，警方依舊使用“鉈鹽”的說法，這隻能說明，在朱令案裏投毒方式的排查失敗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質，就更談不上檢測出導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體是什麼、來自哪裏。

警方能夠確認的只有兩點：第一，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清華老師童愛軍的課題組在試驗中需要用到硝酸鉈；第二，童愛軍課題組裏有7個學生，5個研究生，2個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孫維剛好跟朱令在同一個宿舍。

在朱令案裏一籌莫展的李樹森，兩年後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這一次很幸運，他和同事們不用大海撈針般尋找毒物來源，王曉龍不僅供述投毒用硫酸亞鉈來自北大化學系的實驗室，還帶着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來的鉈鹽、稱重天平和碾鉢。即便王曉龍如此配合，警方的辦案還是遇到了阻礙，因爲除了口供，他們無法確定王曉龍具體的投毒量——這直接關係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

和朱令案一樣，陳震陽只能給警方一個鉈鹽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過鉈含量的檢測來反推下毒的量。陳震陽告訴記者：“因爲鉈鹽在身體內是每天都會代謝的，數值都不一樣，每個人的體質不同，代謝情況也不同。”律師馬朗寧回想起來，在律師會見和庭審的時候，“王曉龍都說他被警察刑訊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給他喫飯，要他承認一次投了超過致死量的鉈鹽，這些材料庭審筆錄裏都有的”。每個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國礦業大學的案子是另外一條破案路徑，他們通過排查和技術手段，確定了毒物的來源和數量。

辦案警察回憶：“我們當時考慮了作案動機，因爲不論是殺人還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關係，受害人年齡都不大，和同學沒有什麼嚴重的矛盾，只有一個人是之前和他們關係不錯，後來疏遠了，我們開始對這個人詢問、測謊，後來在他的計算機找到了購買鉈的記錄，順着線索找到人證、物證。”“購買記錄是很重要的線索，我們找到了他購買鉈鹽的網頁、電話，和賣家討價還價的記錄，一看到這個證據，我們就高興死了。”“我們找到了賣鉈的‘上線’，他也交代了和徐州這邊的聯繫，購買的數量、寄出和收貨的地點，作案工具，這些都能和口供對得上。”從1997年6月10日接到報案，到6月12日鎖定嫌疑人，徐州警方只用了兩天時間。

回到朱令案，情況實在撲朔。根據朱令家人的說法，清華有鉈鹽的事實，並不是清華主動承認的，而是警方通過調查掌握了證據，清華纔不得不承認的。因爲清華大學方面拒絕接受採訪，我們無法證實他們當年的態度，不過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回應倒是證實了他們的調查：“專案組依據朱令的日常活動情況，深入調查走訪了130餘名相關人員，並對北京市經營、使用鉈鹽的100餘家單位開展工作。”關於警察的走訪，貝志誠的記憶裏只有一個細節，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學，後來考上了北大，因爲北大要軍訓一整年，所以大學時比在清華就讀的朱令要低一級。他最早通過互聯網爲朱令的病情診斷向國際求助，2006年孫維的自辯聲明又引發了他的質疑，開始在網上激烈論戰，把自己牢牢綁在朱令事件裏。“我只跟警察接觸過一次。”貝志誠很篤定地告訴記者，“當時我宿舍裏有個哥們兒的女朋友在清華，這個女孩傳回來了一種說法，說朱令鉈中毒，是因爲她父親在走私鉈，我很生氣，覺得必須把謠言的源頭找出來，造這個謠的人也許就是兇手。我打電話跟朱令的父母說了這個事情，過了幾天，有一位警察來找我，我只記得他姓李，他態度很好，說自己以前也在燕園派出所工作過，還誇我們北大的學生好樣的，然後問謠言的事情，我就把哥們兒的女朋友說出去了。後來我問我那哥們兒，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沒有，我的哥們兒很生氣，說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態度很不好。後來，警察再也沒有找過我。”雖然這謠言的源頭最後並沒有找到，但貝志誠提供的細節倒是可以證明一點，當年警方專案組的調查，連這樣細微的線索也沒有放過，只是依舊沒能破案。

疑點與可能性

北大的投毒案，是唯一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1998年一審，王曉龍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刑期10年。他沒有上訴，律師馬朗寧回憶起來都覺得很遺憾，“上訴不加刑，他投毒的事實是肯定的，沒什麼好辯，當時我的辯護主要是針對罪名，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兩名受害者的鑑定結果都是輕傷（上限），如果罪名是故意傷害，那麼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

在馬朗寧看來，這個案子裏最大的疑點和空間就是投毒量。王曉龍供述，他一共在實驗室裏偷偷取了3次硫酸亞鉈，他查閱書籍根據小江的體重做了一下估算，認爲500毫克是一個不會致死的劑量，就用天平稱取了500毫克，用碾鉢磨成粉末，磨完後又決定要分幾次投毒，擔心粉末掌握不好劑量，又重新用天平稱取了200毫克，單獨磨成粉。後來，這200毫克粉末下到小江的杯子裏，而500毫克粉末則下到了小陸剩的1/4袋奶粉裏。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去實驗室稱取鉈鹽，分別是200毫克和300毫克，同樣磨成粉末，只下到了小江的杯子裏。可是鉈鹽的致死量並不是一個精準數值，陳震陽說：“致死量的嚴格說法是‘半數致死量’，就是會導致半數實驗小動物死亡的劑量。鉈鹽對人體的傷害，不可能用人來做實驗，只可能做老鼠這樣的動物實驗，然後推導出一個可能會導致死亡的劑量。但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這些都是變數。”

從時間上推算，王曉龍的10年刑期應該早已完成，這個來自寧夏的曾經的化學高才生，不知道現在身處何方。小江和小陸休學修養一年後重回校園，後來與小陸同班的一名北大化學系學生回憶說：“還是能夠感覺鉈造成的傷害，他會很容易情緒激動，鉈是會影響神經系統的。”從科班學生的角度，他說，當年在學校裏聽說了這樁下毒案後，宿舍裏也有過一些討論，他們並沒有因此對鉈鹽很恐懼，只會覺得下毒者很荒謬，“化學實驗室裏有很多致命的東西，也有很多離奇的中毒事件，但絕大部分是沒有按照操作規程的操作失誤，用來害人只是極端個案”。

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破了案但並沒有起訴。投毒者常某做了兩次司法精神病鑑定，第一次是他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察機關以“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批准逮捕；第二次鑑定卻變了，結論是他患精神抑鬱症，作案時沒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方又做出了不起訴的決定。如果一定要在這個案子裏找疑點，那麼，只在於兩次結論迥異的司法鑑定，關鍵的案情本身無可置疑，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能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就算沒有常某的口供，也足以鎖定他就是投毒者。“一個案件，性質不定的時候，詢問的對象是非常多的，受害人整個樓層的同學、同班的同學、老師、老鄉、經常來這個宿舍的同學，都要問，定時定位。第一次去宿舍調查的時候，我也見到了這個投毒的小孩，但是並沒有懷疑他，還考慮他是不是也有中毒的情況，能感覺到他是個非常內向的孩子，很憂鬱，好像就是隨你怎麼說也不吱聲。”徐州的辦案警察感慨地說，“這個案子回想起來也算是比較簡單，沒有多麼複雜，但是當時如果時間拖長就很難破了，投毒者非常內向，你可能問他三天兩天他也不肯說什麼，如果沒有手機、電腦裏的證據，沒有找到作案的注射器，沒有證人，沒有檢測到杯子裏的鉈，就會很困難，沒有證據的話，人也很難審。”

曾經幸福溫馨的朱令一家

再回到朱令案。錯過了最佳破案時機才介入調查的警察們，不能確定投毒方式，不能確定鉈鹽的具體種類、來源。那能夠通過推算下毒具體時間的方式來縮小嫌疑範圍嗎？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陳震陽很遺憾地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也沒有辦法通過朱令的鉈含量檢測結果來反推中毒時間，還是同樣的問題，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從國外的資料和案例來看，鉈在人體的潛伏期問題從幾小時到幾天都有，我只能確定，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峯，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她發怪病去同仁就診，頭髮都掉光了，後來又長出來，說明一次中毒高峯完成，她靠身體的代謝挺了過來。鉈中毒在體內發作，就是一次性的，像放火燒乾草，是不回頭的，過去了就結束了。第二次就是1995年3月她到協和就診。”一次中毒高峯，可以通過幾次下毒完成？陳震陽也無法提供解答，他覺得“如果下毒時間間隔短，區分就沒有意義，只會形成一次中毒高峯”。

得知北大的投毒案裏，受害者小江是在半個月內分三次被投毒的，陳震陽也很驚訝，他當年出具的鑑定結論裏，小江是“急性鉈中毒”。問題來了：朱令是鉈中毒，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峯，朱令在清華校內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孫維可以接觸到硝酸鉈，孫維跟朱令一個宿舍。這些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完整證據鏈嗎？

一名審理過多起投毒案的刑事法官告訴記者：“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只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爲如此，“排除合理懷疑”纔會成爲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朱令的父親吳承之

“在刑事案件裏，投毒和放火案本來就是證據最難辦的。”一位北大畢業的刑事法官告訴記者，“因爲這兩類案子，要把行爲人和事件聯繫起來的客觀性的東西是非常難以查證的，毒物是種類物，沒有特殊性，不像殺人，血跡的DNA是唯一的。”他也提醒記者，在面對這種懸案討論的時候，一定要記住兩點：“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證據滅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從無。”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13年第20期封面故事《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問》。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對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採訪對象做了匿名處理）

■文/王鴻諒 韓阿潤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編輯/王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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