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信息和數字技術的迅速普及可以說是我們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高效燃料。雖然信息和通信技術已成爲改造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工具，但由於人們對數字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存在着差異，數字化不平等也在全球範圍內成爲重要問題。

　　在信息時代，數字化不平等作爲一種新現象，將拉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之間的差距。過去十年中，中國見證了飛速的信息化發展和經濟增長。然而，數字化不平等作爲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組成，也逐漸顯現出來。統計表明，我國在2010年到2015年間的省級信息和通信技術發展指數（IDI）反映出了較明顯的不平等。信息和通信技術水平最高的地區主要分佈在中國東部沿海區域。相對而言，西部各省的信息和通信技術水平很低。 不過，這一情況正在慢慢改進。2016年，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量達到7.3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3.2%，手機用戶數達到6.95億人。不難想象，數字化水平的落後將會對人們帶來巨大的影響。

　　信息通信技術發展指數（IDI）的開發是爲了評估中國各省的信息化水平，相關內容也參考了2016年信息社會報告（國際電聯，2016年）和中國信息化發展年度報告（工信部，2016）。該分析體系包含了10項指標（即互聯網普及率、國際互聯網帶寬、移動寬帶普及率、計算機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電子商務比例、電子政務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學率和專利申請率），這涉及到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三個維度（即訪問、使用和收益）。所有指標在經過校正後，被設以相同的權重以計算IDI指數。

　　在這張圖中，（a）和（b）分別顯示了2010年和2015年中國的省級IDI值。兩張圖中數據均表現出很高的區域性差異。ICT水平最高的地區分佈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如果我們根據IDI值來調整各區域的大小，那麼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規模將遠遠超出實際土地面積。相反，西部省份的ICT水平非常之低。

　　儘管從視覺角度講，兩個年份中各地區數據整體空間格局變化不大，但IDI值的變異係數已經從0.30降至0.18，這說明我國的數字化不平等現象正在減弱。其原因可能在於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擴張，以及中西部地區爲實現更能被人們接受的費用，而在ICT接入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比如，四川政府就推行了有效政策，鼓勵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公共和私人在大數據、雲計算、電子商務等領域的投資。因此，四川的IDI值從2010年的43.77迅速增長到2015年的74.93。顯然，數字化不平等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密切相關。在圖（c）和（d）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對應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的空間分佈與IDI情況非常相似。不過，中國各省份的經濟差距從某種角度看已呈現出縮小的趨勢，人均GDP的變異係數亦從0.51下降到0.43。

　　在欠發達地區，由於缺乏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獲取率相對較低；反過來，由於ICT接入較少，較貧困的地區無法充分參與日益數字化的經濟和交流活動。如果這種差距越來越大，勢必也會進一步拉開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也就是說，經濟發展與信息通信技術水平之間存在着雙向的因果關係。通過深入調查，全面瞭解不同地區經濟與數字化水平不平等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將能夠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以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促進全民的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