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灭佛举措能够更好地推行,唐武宗先是命祠部调查了寺庙、僧尼数量及分布情况。发生在唐武宗会昌五年的这次打击佛教的事件,在古代史上称为“会昌灭佛”,而在佛教史上则被称为“会昌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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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因为君王的倡导,佛教一度达到了极其鼎盛的局面。唐朝全国各地都遍布着佛寺,僧尼的数量也是以往任何朝代也无法比拟的。寺庙经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势, 并在国家各类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文宗曾经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如今又加上了部队和僧佛两道,那就是一农人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即位之后,也深刻地感受到佛教兴盛的弊端,他甚至为此事大怒道: “让天下如此贫困的正是佛教!”
唐武宗颁布的《拆寺制》叙述:“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 意思说佛教的发展,使得天下人除了负担自己生活之外,还要养活不劳而获的僧尼。正因为如此,唐武宗下定决心灭佛,这也是对国家财力、人力的一种保护措施。
唐武宗的灭佛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佛、道二教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而唐武宗信奉道教,自然也就站在了佛教的对立面上。和其他的君王一样,唐武宗也十分向往长生不老,他在位时宠信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并拜他为师学“神仙之术”。
赵归真便有时诽谤佛教,目的就是想让道教一统天下。他对唐武宗说:“佛教系外传宗教,本就不是中国之教,而且蠹耗生灵,危害颇多。恳请陛下尽快将它废除。”对于赵归真的话,武宗是深信不疑。《唐语林》也记载称:上惑其说,遂下废寺之诏。意思说正是道士们的唆使,唐武宗才下旨灭佛。
除了上述的两种原因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唐武宗是为了找寻流亡在外的王叔李怡,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才以灭佛作为掩护。宣宗李怡是宪宗的第十三子,为人颇为低调,但是韬光养晦之举。唐武宗即位之后,对自己的这位叔叔十分猜忌,为了防患于未然便想将其杀死。
但当时奉旨处死李怡的宦官都很同情他,于是便偷偷将他救下,而李怡为了躲避武宗的诛杀便遁入空门,隐于江湖之中了。正因为有这样一段故事,所以猜测唐武宗大肆灭佛的真正目的,为了找到自己的这位叔叔,斩草除根,免于后患。
虽然这种说法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后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依据一位圆仁僧人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最后僧人要取代它。“十八子”组合起来就是唐朝君王所姓之“李”,而唐武宗正是唐朝自开国以来的第十八位君王。所以说这句“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是一句谶语,意思有僧人会取代唐武宗的地位,便是指云游为僧的光王李怡。
为了灭佛举措能够更好地推行,唐武宗先是命祠部调查了寺庙、僧尼数量及分布情况。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五月,祠部给唐武宗一封奏疏,称全国各地有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僧尼多达二十六万余人。在调查清楚了各地的情况之后,唐武宗便开始制订具体的推行方案,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
会昌五年七月,唐武宗正式颁布制书,宣布推行其打压佛教的政策。制书之中,唐武宗严格规定了各地所能保留的寺院和僧尼数量。例如,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可以各保留寺院两座,而每座寺院仅可保留僧人三十名,也就是说整个长安一共只允许有两座寺庙,六十名僧尼。至于地方各州,则分为三等,所留僧人依等级递减,依次是二十人、十人和五人,且不论州的等级高低,都仅允许保留一座寺院,而那些没能保留下来的寺院全部勒令拆除。
根据《唐大诏令集》中的记载,这次灭佛共拆毁四千六百余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寺庙都在这一时期被拆除了。《武宗实录》中记载的数字比这个稍微少些,但也是所差无几。寺庙被拆之后,僧尼们也被强制还俗,而寺院之前所拥有的田地和财产全部没收,佛像等佛器也被朝廷回收用于铸钱之用。
“会昌灭佛” 一经实施,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首先,拆除的寺庙不用再消耗国家资产,而且还有大批的田产和钱财充公,缓解了国库的压力。其次,这些僧尼还俗之后,便从享乐阶层直接转变为农户,自此之后便要开始向朝廷缴纳税粮,也要相应地承担徭役,这也确实给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减轻了不少负担。
“有一利必有一弊”,唐武宗的这次打击佛教的行为,伤害了百姓们的宗教感情,或多或少也给自己的统治,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不仅如此,在这次的灭佛行动中,一些其他的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等也受到了冲击,这就影响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多面发展。
发生在唐武宗会昌五年的这次打击佛教的事件,在古代史上称为“会昌灭佛”,而在佛教史上则被称为“会昌法难”。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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