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当中，不论是氏族部落制还是奴隶制时期，亦或是封建制度时代，实行的都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形态，都会有一套各自的决策机构或者中枢机构，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的王朝中得到完善。氏族部落制时代，国家的形态并未出现，因此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尽管被称为民主，但实际上依然是以部落首领为核心的决策机制。

随着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贫富差距在漫长的部落制时期越来越严重，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而这种阶级分化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出现。马克思说过，国家是一切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奴隶制国家即使如此。在封建时代的王朝中，君权与相权贯彻其中。

夏商周作为奴隶制国家阶段的重要王国，他们在进行这种奴隶制统治的时候，便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令以及相应的负责机构。

夏商还属于王权与神权并立的时代，甚至神权要高于王权，因此夏商两代的中央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往往是一些使职人员。他们通过大量的祭祀仪式和占卜仪式对国家的事件按照神的旨意进行处理，甲骨文中大量关于占卜的文字足可以证明这第一点。

而西周相对于夏商两代来说，有着巨大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西周的统治更加贴近现实，更加符合人类的心理，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西周将王朝的统治从遥不可及且虚无缥缈的神权世界拉回到了以国王为统治中心的现实世界。这为之后辉煌灿烂的封建文明奠定了现实基础，以秦朝为封建时代开端，在西周的中枢机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封建性质的安排。

辩证唯物主义中阐述：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是指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而旧事物则是指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处于封建王朝时代，君权是发展的前进方向，而相权的日益壮大，严重阻碍了君权的力量，必定会被新事物替代。封建王朝就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新的行政机构取代旧的，再演变为旧的行政机构，周而复始，直至明清才得到君权专制。

秦始皇能够成功一统天下，建立具有开创历史和封建时代意义的秦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还在秦国时期的一套领导班底。这个班子虽然以秦王嬴政为核心，但是在权臣李斯的实际指导下走上了统一道路。所以说秦朝建立之后李斯也就成为了新政权的丞相。秦始皇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比如三公九卿的设立就是为了制约丞相在决策与行政事务上的权力。

可以看出，即便秦始皇本人再专制，在面对丞相之时还是有所忌惮的。并且秦朝时期的三公九卿中的三公，其实也是徒有其表，太尉基本不设，御史大夫在一定程度也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说掌握实际工作的还是丞相一职。这种现象在西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时期的丞相权力更大，甚至在一些事务上的决策如果没有丞相的点头，皇帝便不能下旨。

西汉前几位皇帝都算比较随和，且容易相处，尤其是文帝、景帝，他们在和丞相合作处理朝政的时候，便会显得非常和谐。在一些出现分歧的事务上，相互退一步也是为了照顾大局。皇帝与丞相能够和睦处理关系对于国家治理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必然会爆发出来，汉武帝时期的种种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汉武帝本人富有雄才大略，因此他对于权力也是充满了渴望，加上当时的西汉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力强盛。丞相权力如此之大令武帝不能接受，因此他以日常服侍自己的侍中、中书等人作为自己的私下助理，或者成为参谋，他们没有官职，便于皇帝领导。因此区别于丞相决策的新决策机构出现了，史料称之为"内朝"。这就使君权与相权矛盾发展的直接结果。

君权与相权矛盾发展到新阶段：三省六部制的成形

汉武帝时期内朝与外朝的区分，直接导致了今后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统治者开始打压相权的政治趋势。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成立了尚书台，这是专门为了分丞相、九卿之权的，尚书台下辖的各个部门也和丞相领导的行政机构相重叠，但是重要的事情一般都由皇帝诏尚书商议，然后经过尚书下辖各台实行。相权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而君权却得到了空前加强。

之后在整个东汉时期，乃至三国时期，尚书台的地位不断上升，俨然成为了新的丞相。对此，皇帝又开始新的一轮打压尚书台的中枢调整。曹魏时期，文帝曹丕首先进行了中枢调整，建立了中书监，中书也是皇帝的亲信之人，并且品级较低，曹丕为了压制尚书的权力，便开始与中书监商议重大事务的处理。这样尚书始失去了部分决策权，权力有所缩小，但是还是名副其实的决策机构。

南朝时期，由于各朝的建立者都是庶族地主身份，因此他们更加主动对于庶族地主的选用和提拔，原来的尚书、中书职位基本上都由门阀氏族担任，因此对于这两个权力部门，南朝皇帝不予重视。南朝皇帝建立门下省，并由亲近之臣担任门下省的长官，起初门下省的官职卑微，但是和皇帝走得很近，逐渐掌握了决策权，所以门下省又成为了制约尚书、中书的中枢机构。

就这样隋唐时期的三省制逐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形了，隋朝建立后，便对之前的中枢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整合。由此形成了三省各自掌握不同职能的中枢机构，为唐朝高度成熟的中枢决策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古时期颇为制衡且高效运行的中枢机构在唐朝得到了展现，并影响到周边王朝。

以三省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制，一直都是中古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三省制的确在唐朝的政治运行机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唐朝作为中古时代的文明和政治代表者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三省制在唐朝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书门下的建立，使得三省共同决策逐渐向一省决策过渡。唐朝后期的使职系统的发展，尤其是度支使、盐铁使，又成为宋朝中枢机构变革的先声。

宋朝虽然继承了唐朝的三省机制，但是在中枢决策方面三省已经被淘汰了，准确的说是两省（门下省、尚书省）被淘汰。宋朝的中枢决策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中书门下的长官参知政事，掌握国家各方面的实际运行；枢密使掌握军队以及三司使掌握财政。从各自职能上看，参知政事无异于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宋代进行的多次变法（范仲淹、王安石）的领导人都是担任参知政事一职进行的。

到了明朝由于元朝的短暂统治，宋朝的三省变为了中书省独掌机要，明朝初年，国家大小之是全部由中书省过问，这让朱元璋难以接受。于是借助宰相胡惟庸一案直接废除了宰相，从此天下大事全由皇帝决断。但是由于事务繁重，明朝又成立了内阁，内阁首相的地位逐渐升高，成为皇帝处理政事的得力助手，俨然有宰相之意。

清朝时期，内阁一直存在，但是作用已经没有明朝那么明显，甚至逐渐被驱逐出决策机构。而议政王大臣会议由于清朝刚刚入关，因此保留了这一决策机构。康熙帝为了分该会议之权，设立了南书房，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决策职能。雍正时期由于西北边防军事需要，设立军机处，这成为清朝新的决策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君权达到了绝对的专制。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在中枢机构机制上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由于新君主一般都是比较有作为、有抱负且又有政治野心的人。因此，新王登基便要对之前的中枢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不难发现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贯彻于明朝之前历代封建王朝的机制变革当中。并且新朝皇帝进行压制相权的方式和原则基本也相同。

那就是建立一个由更为亲近、品级更低的人组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初没有正式的建制，或者政治地位比较小，但是随着皇帝将大小事务都交予这个新机构商议、处理，那么该机构就成为了分正式丞相之权的重要机构了。久而久之，丞相在决策和行政方面的权力就被削弱了。比如尚书分丞相之权、中书分尚书之权、门下分中书之权。

就在这样新一级压制旧一级的中枢演变过程中，实际上是君主专制趋势不断加强的体现。正是皇帝对于绝对专制的渴望，但是他个人不可能去对抗中央宰相领导下的决策机制，因此便需要扶持和拉拢一批新的大臣作为自己专制集权道路上的合作者。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终于在明清时期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了断，明朝还不明显，内阁在明朝中后期实际上代表了宰相的职位，真正的了断应当是清朝军机处的设立。从此真正或者名义上的宰相或者类宰相之职的现象彻底消失，皇权彻底站在了权力的顶峰。

参考文献：《史记》、《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