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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Oswald

或許在全英倫三島沒有哪一個地方像北愛爾蘭那般一度揹負着來自舊時如此沉重的罪孽。由剛毅不屈且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組成的都柏林燧發槍團、芒斯特燧發槍團或是皇家愛爾蘭團曾在惠靈頓公爵的指揮下，在歐洲大陸取得了赫赫戰功。他們的後代也未能免俗，他們於西線戰場上向自己的新教徒戰友們和大英帝國證明了自己是忠誠的“西不列顛人”只爲向大英帝國祈求些許的自治權。

維多利亞時期著名的芒斯特燧發槍團，該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六五二年，在愛爾蘭取得獨立後於一九二二年被裁撤編制

但敬愛的國王殿下的內閣大臣們卻對此顯得不屑一顧，在這幫沉溺於維多利亞時期榮光的社會精英和大部分受狹隘民族主義薰陶的英格蘭人的眼裏愛爾蘭人不光愚鈍、貧窮還經常酗酒、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幾乎都是天主教徒。一天到晚遊手好閒，整天不務正業：一個愛爾蘭人要麼是個扒手，要麼是一個更糟的幫派分子。偶爾上帝也會開開眼，賜給他們幾個聰明點兒的，結果全是愛做炸彈搞連環爆炸案的芬尼亞主義者。總之，愛爾蘭人沒一個好東西。

由約瑟夫.登尼爾於一八六七年創作的愛爾蘭佬“福柯賽爾”（Fenian guy fawkes）這一形象無疑體現了當時不少英國人對愛爾蘭人的刻板印象:愚笨不堪且粗俗暴力

面對大英帝國那反覆無常的欺詐行徑（尤其是那場餓死了近四分之一愛爾蘭人的大饑荒，當愛爾蘭陷入饑荒的時候，迎來的卻是來自奧斯曼帝國蘇丹的救濟糧——而冷漠無情的英國人謹遵馬爾薩斯的教誨，對海峽另一邊的愛爾蘭大饑荒反應遲鈍，給予的憐憫甚至不如遠在土耳其的異教徒。置於饑荒和暴政雙重壓迫之下的愛爾蘭，只可能一步步走向絕望。）芬尼亞主義者(Fenians)開始了一系列反抗行爲。自一八五八年起在慷慨的美籍愛爾蘭同胞的資助下，他們暗殺社會名流、劫持人質或在鬧市區引爆炸彈，他們甚至一度於一八八二年成功刺殺了愛爾蘭事務首席大臣和常務次官。但這些帶有些許恐怖主義性質的反抗行爲卻並未取得什麼成效，除了激起英格蘭人的恐懼之外更多還是對愛爾蘭人的仇恨，大英帝國對愛爾蘭近七百年的統治仍堅如磐石。

爆炸後的克勒威爾（Clerkenwell）拘留所，一八六七年，芬尼亞主義者試圖引爆炸彈以釋放被當局所關押的同胞卻意外造成十二名平民的死亡。此次事件一度引發衆怒，並在全英格蘭範圍內引發了對愛爾蘭人新一波的仇視

與一九一七年發生在俄國的“震驚世界的十天”相比，由新芬黨成員（Shinners）於一九一六年發動“復活節起義”只是一場雖轟動一時卻無力的行動。英軍和皇家愛爾蘭警隊只用了五天就了結了這次戰鬥，超過四百人在這次衝突中喪生。當內閣大臣們得知新芬黨的殘黨被從用作新芬黨總部的都柏林郵政大樓中趕出來時他們不免鬆了口氣，卻不料這不過是另一段抗爭的開始。在經歷了兩年的艱苦奮戰後繼承了前人夙願的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迎來了“獨立”，愛爾蘭也相繼成爲自北美獨立戰爭以來第一個革命取得成功的英國殖民地。但遺憾的是北邊的同胞們可就沒那麼幸運了：新成立的愛爾蘭臨時政府迫於種種原因與大英帝國達成協議將愛爾蘭島一分爲二劃爲“南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也爲日後北愛爾蘭於六十年代的武裝衝突埋下了伏筆。

在一九一六年的復活節，由部分激進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與詹姆斯 · 康諾利的愛爾蘭公民軍結盟，組成了一個工團民兵組織，發動了一場反對英帝國主義對愛爾蘭統治的起義。此次起義某種程度上受社會主義者影響，有着民族解放及社會主義運動的雙重性質，對後世愛爾蘭獨立運動影響極大

一九六八，改變世界之年。那一年，西德數百萬名學生因學運領袖遭右翼分子槍殺而上街與警方對峙；巴黎的學生們也在拉丁區用鵝卵石向共和國安保隊（CRS，準軍事化防暴警察）表達了自己對“偉大的夏爾”的不滿；莫斯科的坦克開進了布拉格，只爲推翻了企圖建立“人道社會主義”而向人民讓步的理想主義者；部分激進的黑人團體也在爲金博士的遇害而鳴不平，決定將武裝鬥爭提上日程……說真的，從來沒有哪一個年代能像一九六八年那般在全世界範圍內同時出現了反叛精神的火花，聯合王國也不例外。儘管聯合王國內政部十分厭惡披頭士的搖滾樂和青年學生無趣的政治運動，但和接下來我們要談論的北愛爾蘭共和軍相比，高喊Love and Peace的披頭士和青年學生不免顯得天真可愛一些。

自一九二二年年愛爾蘭劃區分治以來，在北愛爾蘭處於弱勢地位的天主教徒受到占主導地位的新教徒和保皇派人士不同程度的歧視，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政治上無權，經濟上被壓迫。也因此在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下，大批的北愛爾蘭人走上街頭選擇抗議示威

北愛爾蘭民權協會（NICRA）等北愛爾蘭民權組織受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開始不斷的因爲天主教愛爾蘭人在就業、參政及住房分配政策上存在的種種歧視而進行遊行示威活動。該團體被先是在一九六七年進行了一次溫和的民權運動，他們借鑑了金博士在民權運動的標語和口號，希望有昭一日可以取消不公正的選區劃分、消除皇家阿爾斯特警隊（前身是皇家愛爾蘭警隊）的選擇性執法以及結束就業和住房分配方面存在的各類歧視。在政府部門中，新教徒的人數竟達到天主教徒的四倍。天主教徒在各方面都受到歧視，不僅政治上無權，在就業上也不能與新教徒一視同仁。他們很快便引起了由新教徒和保皇主義者組成的效忠派（Loyalists）的不滿，同年四月激進效忠派分子于波恩託萊特村附近發動對民權派的襲擊，很快這次衝突便演變爲了一場暴亂。儘管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不論是對由新教徒和保皇主義者組成的效忠派還是由天主教徒和民族主義者組成的民權派都採取了一視同仁的做法：亂棒伺候。也因此皇家阿爾斯特警隊也受到了來自民權派和效忠派間共同的唾罵（他們也算難得在這一點上達成一致意見）：民權派指責警隊是Peels（對警察的蔑稱，來自於倫敦警察廳創始人皮爾爵士名字的變體）；而效忠派則毫不掩飾地指責警隊高層中混入了“不忠的天主教徒”。但無論真相如何，警隊和政府在表面上卻給人以試圖維護效忠派的錯覺。

在街頭步巡的皇家阿爾斯特警隊，在當局的有選擇性地操控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從未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到了六十年代，其比例更是下降到了百分之十二。事實上基於宗教以及政治立場的不同，皇家阿爾斯特警隊確實曾與效忠派的武裝組織有過密切往來

伴隨着民權派與效忠派間矛盾衝突的越演越烈，皇家阿爾斯特警隊也因此而疲於奔命。很快警隊的第一名犧牲者出現了：維克多·阿巴克爾（Victor Arbuckle）警員在巡邏過程中被激進效忠派人士槍殺。民權派中的部分激進民族主義者、天主教徒及社會主義者在效忠派和警隊的殘酷打壓下成立了民兵自衛隊以抵抗效忠派武裝和警隊的衝擊。隨着局勢的日趨緊張，幾乎所有的警員都被授權攜帶槍支（當時英格蘭本土的警員的持槍率僅爲百分之十七左右），而警隊下屬政治部（Special Branch，用以維護國家安全的祕密警察機關）的B隊也開始頻繁出動。B隊與其說是一羣文職警察還不如說是一隻準軍事化的反暴亂部隊。儘管他們訓練有素、裝備精良，但皇家阿爾斯特警隊在愈發嚴重的暴亂面前仍顯得分身乏術。八月初，民權派與效忠派又一次發生了衝突。暴徒們打劫商店、焚燬汽車和房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爲控制局勢不得不使用催淚彈和水炮，而示威人羣則用燃燒彈和石塊回敬。整個倫敦德里的混亂局勢不禁讓人聯想起了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最後，正如衆人所料想的一樣：警察向示威人羣開槍了。局勢進一步失控，整個貝爾法斯特市已完全陷入無政府狀態，街頭上爆發了激烈的槍戰，部分新教徒試圖在這次暴亂中趁機衝擊天主教徒社區，卻被天主教社區的自衛委員會打退。當時的愛爾蘭林奇政府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並在邊境一帶設立了多個醫療點以接受傷員。林奇還建議聯合國派出一支維和部隊以維護當地秩序，最後遭英國政府拒絕。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政府爲平息這場暴亂，於八月初批准軍隊在北愛爾蘭地區的部署，由弗裏蘭中將任總指揮。到八月十六日，已有四百二十七人入院搶救，其中一百零八人是槍傷。

在示威人羣瘋狂進攻下，手持盾牌被迫撤退的B隊警員

當時威爾士親王的約克郡團纔剛從亞丁的反遊擊作戰中解脫出來，就在未得到通知的情況下從科爾切斯特被火速派往到倫敦德里的博格賽德地區和克雷根地區。一開始他們就受到了來自當地天主教徒的熱情款待，因爲當地的天主教徒認爲軍隊可使他們免遭效忠派和皇家阿爾斯特警隊的騷擾。然而在貝爾法斯特，情況卻大爲不同，當地的民族主義者將軍隊視作眼中釘並與其大打出手。

乘坐亨伯（Humber）裝甲車巡邏的英軍巡邏小組，爲了避免矛盾升級，英軍很少採取使用裝甲車進行巡邏。亨伯也因其炮塔豬鼻一樣的外觀，而被北愛爾蘭人和英軍戲稱爲“豬”

英軍自當年的愛爾蘭獨立戰爭後就從未像現在一樣頻繁進駐北愛地區，通常也就僅有兩個營級作戰單位被部署至唐郡和首府貝爾法斯特。而在“旗幟行動"（Operation Banner）的巔峯時期共有約兩萬一千名士兵被部署至北愛全境，還不算上輔助作戰的皇家阿爾斯特警隊和當地的民兵組織----阿爾斯特警備隊。相較於一戰時英軍對“民政"工作的毫不在意，這次英軍顯然加強了對“民政"工作的力度，但還是顯得笨拙，部分士兵對新教徒過度偏袒，而對天主教教徒則施加暴力。騷亂和襲擊事件進一步增加，大批的效忠派和民權派也被軍方逮捕移交由當地警方受理。與效忠派"警隊高層混入了不忠的天主教徒"相比也許民權派“警察是劊子手"的言論顯得合理，畢竟皇家阿爾斯特警隊對民權派施以刑訊逼供和選擇性執法的概率要遠高於效忠派（北愛人口有百分之五十三是新教徒，百分之四十四是天主教徒）。這種粗暴的處理方法反倒讓英軍在“民政"工作上的些許努力功虧一簣，大量的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徒開始轉向支持共和軍。到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也就是約克郡的小夥子們在享受了天主教徒熱情款待後的一年半左右，迎接他們的可不再是天主教婦女們可口的紅茶了而是石塊、燃燒瓶、冷槍甚至簡易爆炸物。民權派下屬的民兵武裝控制了非常多的地區，一度還包括整個倫敦德里，共和軍的支持者將佔領區稱之爲“自由德里”。很快倫敦德里的街頭就佈滿了街壘路障、檢查站還有簡易哨戒塔。年末，在倫敦德里，共有七名士兵和大量的平民死於共和軍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