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和阿育王是东方两个大国杰出的皇帝，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展宏图，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他们虽然相隔百年，但是所处历史环境却非常相似。他们的统治思想，看上去不同，实质却是相同的，如果把这两个帝王进行对比研究，或许我们能够理解，所谓的君权神授，是那个时代共有的选项，而且还是必选项。

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第三代国王，印度学者把他看成是印度历史上最为卓越的帝王。汉武帝是西汉时期的第5代皇帝，是和秦始皇，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的伟大帝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汉是一体的，秦朝寿命很短，从秦帝国的建立，到汉武帝继位，其实相隔只有81年。

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就像秦始皇一样，开创了古代印度历史的帝国时代，完成了从分散的城邦，到帝国统一的转变。汉武帝和阿育王都是帝国事业的开拓者，从他们继位开始起，就开始不断对外用兵，扩大帝国的疆域。

虽然各自对外战争的性质不同，阿育王对外战争的主要对象是南印度的羯陵伽国，这也是阿育王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对外战争，羯陵伽是一个临海国家，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军事能力也非常强，整个战役非常惨烈，据碑文记载，有10万人死于这场战役，15万人和牲畜被俘虏走。

羯陵伽国被征服之后，阿育王的孔雀帝国疆域进一步扩大，除了南部的索尔，整个印度半岛悉数纳入版图。阿育王所开拓的疆域是历史空前的，这也是孔雀帝国极盛的时代。

汉武帝的对外战争主要对手是北边的匈奴，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长期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隐患。在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农业帝国，强大的匈奴游牧部落占据了广阔的塞北草原，并控制西域的一些小国，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同盟。

从秦朝开始，在北部边疆屯驻大军，并且修筑长城，以防止匈奴的南下，虽然偶有战事，但是形成了均衡的对峙形势。汉朝刚刚建立之时，由于国力空虚，匈奴借此大举进犯汉朝。而汉朝采取了与民休息，以和亲的方式换取了短暂的和平。

汉武帝继位之后，由于国力逐渐强盛，一改先前的政策，对南匈奴开始以武力还击。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90年，前前后后共计打了43年，前期战争比较顺利，在卫青、霍去病的率领下，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分别夺取了河套一带的土地，陆续设置了朔方、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

在第三次用兵当中，汉军出塞外2000多公里，并且杀死匈奴8万余人，大伤匈奴元气，匈奴随后继续往西北迁移，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王庭。这场战役带来了十几年的和平，随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修建长城，向西北开始迁居，屯边开荒，边民数量达到几十万人，有效支援了边防。

秦灭六国，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当中重要的一步。之后汉武帝战胜匈奴，迁民垦荒，不断开疆拓土，疆域到达辽东，让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又迈入新台阶。

秦汉帝国和孔雀帝国，形成的过程中非常相似，都是从分散的小诸侯国，通过逐渐的兼并形成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但是两者又是不同的，秦汉时以中原民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的统一，虽然人口众多，还是以中原王朝的单一民族为主体。这为“车同轨，书同文”打下了基础。

而孔雀帝国不同，他们是多民族统一，缺乏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体。虽然雅利安人处于领导地位，但是不能形成统一体的主导力量。实际情况是，帝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在政治经济上也有各自的结构。虽然短时间内统一了，但是离心力非常强，如同一盘散沙。

秦汉帝国是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封建帝国，帝国从中央的三公九卿到郡县乡亭，有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而孔雀帝国建立之后，地方势力依然保存了非常强的实力，即使皇室成员担任总督，地方也不稳定。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是一个以摩羯陀国为主体的政治联合体。

历史上，南亚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中华文明，由于喜马拉雅以及西北沙漠的阻隔，同西方世界长期隔绝，只有一些商人往来。打开这层壁垒的是波斯人，他们带着大批的印度人进入欧洲战场，亚历山大沿着波斯人的足迹，再度占领印度河流域。

孔雀帝国建立之后，阿育王本可以继续征伐，把南端的邻邦也纳入版图，也可以报复波斯人的入侵，但是阿育王改变了武力扩张的侵略政策，取而代之的是皈依佛教，并在有生之年积极通过发布诫令，或者周游国土来向臣民们宣扬佛法，他要通过佛教来完成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参与任何大规模的战役。

阿育王不仅向南部诸国派遣了使者，而且还向西方的塞琉古、埃及、马其顿等国都派遣到了使者，阿育王同西方世界开展了积极的外交。即使和中国隔着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依然保留着阿育王的一些记录，比如震旦的19座佛塔等。

中国直至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有联合西域国家对抗匈奴的目的，同时还有地理探险，了解世界的目的。张骞的这次西行，加强了中国同西方诸多邻国的直接联系与交往，而且还促使了丝绸之路的发展。

阿育王崇信佛法，汉武帝独尊儒术，他们在治国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两个文明之后的发展起到极其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高僧义净到达印度的时候，见到了穿着僧人衣服的阿育王的塑像，这也为南朝梁武帝三次舍身到泰寺，起到示范效应。阿育王对佛教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在国内大肆修建佛塔，据传他一共在印度修建了8万多座佛塔。玄奘西行的时候，一路见到非常多的佛塔，都受那一时期的影响。佛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阿育王功不可没。

阿育王希望通过佛法建立一整套道德规范，其中包括：少作恶，多行善，慈悲，慷慨，真诚与纯洁。”这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国儒教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阿育王所创立的佛法，作为政治信条，在全国推广，协调人际关系，教际关系，以及对外的国际关系。

汉朝在吸取秦帝国的灭亡的教训，刚开始以黄老的“无为而治”来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在高、惠、文、景四代60多年时间里，让整个国库充裕，经济也得到复苏。汉武帝不再满足于无为的黄老思想，于是召集贤良之士，询问治国安邦的策略。

之后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方针，董仲舒不仅向汉武帝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同时他还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必要性。之后汉武帝在中央建立了“太学”教授儒家经典，招收弟子。就这样，儒家学说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对儒家的影响，像阿育王对佛教的影响一样，他们分别用释迦牟尼和孔子，达到思想的统一，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这两位圣人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力量，成为植根于两国人心目中的力量，孕育了两个文明的不同性格。

汉武帝和阿育王虽然都尊儒、崇佛，但是他们并不排外，阿育王在铭文当中强调，要尊重其他的教派，不要在任何场合夸耀自己的教派，而贬低别的教派，要求各个教派活动当中，一视同仁。汉武帝在采纳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也并没有罢黜百家，在用人上也是不拘一格，比如桑弘羊，霍光等都不是儒家，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出身于寒门。

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阿育王，亦或是亚历山大、奥古斯都，虽然他们处在不同地域，彼此相隔万里，但是他们的统治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不约而同地建立了君权神授，皇权神化，让自己的君主专制合法化。

东方的大流士、秦始皇、汉武帝、阿育王，都把自己扮作受命于天，替天行道。阿胡拉马资达将左手持的象征王权的环，准备授予大流士。秦始皇、汉武帝自诩是“真命天子”，阿育王自诩是“诸神宠爱者”。而西方的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则公开宣称自己是神。

秦始皇、汉武帝、阿育王、大流士都是独断专横，为所欲为，独揽大权于一身，区别在于君主制的隐蔽与公开。

历史在同一时期，东西方虽然相隔崇山峻岭，互不来往，但是治国思想上，都有其相似性。面对强大的帝国都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及精神支柱。汉武帝尊儒，阿育王崇佛，从此佛教和儒学蓬勃发展起来,孕育着东方文明所特有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