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斗转星移，屈指人生，数十寒暑。文峰塔，旧貌新颜，沧桑不改，风彩依然。

幼时，居新街大院，在街上的环小上学，院后是南北流向的护城河，河西是老22中，站在后院门口，左手是一段儿土城墙，墙上似有瞭望的木架子，侧右后即是文峰塔。许是司空见惯吧，也没觉得什么特别，反到是对城墙边东西流向的小河（是否城河的辐射延伸模糊不能定）印象深刻。那时候环境好，常有人在河岸两边洗衣服，河里的小鱼也时常给趟河的我们来个亲密接触。

随着城市规划开发，现在的新街又涵盖了闸口街、北城河街、兴隆街、南新安街，早已今非昔比，文峰塔周围更是大面积拆迁，一个崭新的洛邑古城拔地而起，儿时的记忆反倒愈发清晰了起来！

我们大院有二十几户人家，同龄的兄弟姐妹大抵也是同学，彼此熟悉。记得一届的同学即有郭军、方强、李仁、魏国、宋庆等。临街住的叫什么汉章，他弟弟应该有病，整天带个汵水盘儿，坐在轿婆里，任蚊子叮苍蝇轰也不知驱赶。直到有一天，他家传来哭声，知道这个苦命的孩子夭折了。

悲痛是最深重的记忆。我那可怜的弟弟也未能幸免，在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走了。父亲强忍巨痛，怀抱着那幼小的身躯，在一群大人簇拥下，将他掩埋在城墙附近。我木然地看着，也不知道痛。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次，我在玩耍时，竟将小钢掀铲到大母脚趾头，至今留下一道口子，当时也不敢告诉家人。后来觉得大概是手足之痛吧。

那时候，小孩子容易饥饿。一天，我可能真的饿急了，趁父母忙着没注意，踮起脚尖，扒向了桌子上刚煮好的面条，一下把锅给拉翻扣到身上，父亲二话没说，直接把我扔到水缸里，后来多亏了厂医黄章大力施救，我最终躲过一劫。后来，母亲有病被已调瀍河医院的黄医生治疗得发生了事故，差点送命，她醒来之后仍说，人要懂得感恩，念人家救过我，咱啥不能追究。

那时侯，大家也会苦中作乐，宋庆家是经常的聚会地。他老家是豫东的，爸在东关办事处，看着比较严厉，在我们眼里属于大干部，他妈是街道主任，身体不好，家里养了几只乌鸡（给我们说是药鸡）。她拿着孵不出小鸡的蛋边剥吃，边给我们讲故事，无怪乎鬼神之类，我们看她吃，感觉难以下咽。听完故事走回家都很害怕，有时还做恶梦，但还是欲罢不能。

宋妈妈作为居委会主任，还负责组织安排每家每户站岗放哨，红袖箍轮流派送，义务巡逻。轮到谁家没一句怨言，反而很光荣，孩子们跟着大人，感到很神圣也很雀跃。

那时候，日子虽清苦，但人们单纯，团结友爱邻里互助蔚然成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总会有人乐意无私帮忙。后院的孬哥家是农民，养了只猪崽，谁家的“恶水”（刷锅水）都给他留了喂猪。一年下来，猪卖了，孬哥家人总会买上一包水果糖挨家挨户分发，双方都很喜悦、很满足。

现在想来，当时一毛钱十三个的红薯糖，确是难得美味，作为奖励品，一年也不轻易吃到。

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厂里经常开批斗会，对批斗对象充满了阶级仇恨，斗争也很无情。报社的白兴因故下放到工厂，被整的很惨，大儿子受连累几乎参不了军。部队确实看上他的篮球专长，帮助改他舅姓，才当兵。白伯落实政策回报社没多长时间就退休了，分房子坚持要顶层。老头委实可爱，说被人欺负怕了，我也要站在别人头上了，呵呵。

那年月，就在文峰塔下，发生了一件轰动的大事。22中一个学生，叫张X生的记不太准了，在课间写标语犯迷糊，把字词弄颠倒了，被同学揭发，直接被五花大绑，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押上车，游街示众。该同学脸色刷白，一直在喊受不了受不了，现在看来是笑谈了，但任何事都脱不了时代的烙印。

受大人武斗的影响，街上比我们稍大的男孩子们，由高立牵头，以瀍河为界，与东岸的孩子们为敌开仗。无怪乎打弹弓，扔石头击打对方。记得这边那个谁头被打破出血了，反而当“英雄”对待。有一次我和李仁过大石桥，还被对方的人盘问是否“在教”，场面很紧张。

院中的辉哥是老三届，老家是上海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一家人行事谨小慎微。一天，大伙看到后院烟火缭绕，才发现是辉哥在烧书，一摞一摞崭新的书顷刻化为灰烬。我看到同学魏国抢回两本小人书，是描写保尔.柯擦金的，小伙伴们争相传看，爱不释手。

玩是孩子们的天性。那时物资匮乏，经济条件有限，最高级的玩具诸如哨子、小汽车等，谁家也不舍得买，全靠孩子们自已的主观能动性了。我们就地取材，崩柿乎（柿核）、打跌卢（陀螺）、扔沙包、踢踺子、推桶箍、摔“面包”、叠飞机、丢手巾、跳皮筋儿、崩弹子儿、逮吗咋、粘马知了，扛膀子、捣鸡、藏木儿门儿（躲猫猫）、玩过三关、玩数星星、玩官打捉贼、玩东西南北……

有的一人即可，有的需要多人配合，反正只要不花钱，只要你能想到全可以，大家玩得热火朝天、玩得忘乎所以满头大汗。

灯楼和风筝作为奢饰品，寻常是见不到的。记得一天，孬哥在后院看到文峰塔下有人放的风筝，飞在城墙木架边，即跳过城河，翻过22中围墙，站在城墙，摘了风筝拽断线撒腿回跑，转眼就没影了。

那时候，尽管水系发达，离河很近，但游泳是被严格禁止的，老师家长都会谆谆教诲，反复叮嘱。夏天更是严管季节，如果外出回家，父亲总会第一时间让伸出胳膊，用指甲在上面划一下，发现异常少不了一顿严厉的日刮，连带保证如何如何。眷眷之心，由此乃尔。

当时，南关瀍河洛河交汇处，现在的朱樱塔附近是个码头，有艄公摆渡，木船是连接两岸的主要交通工具。票也不贵，小孩子可以免费蹭船。有几次坐在船上，看到大孩子们在河里戏水，心里很痒痒，但想到后果只能作罢。直到那天下猛雨，因为新街小石桥段地势低，常常会聚水成河，有齐腰深，小伙伴们趁势才能弥补一下。

那时，我们最大的乐趣恐怕就是看戏了。厂工宣队经常在临街就地搭台，也上演革命样板戏，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赵叔叔作为当然的主角，总是扮演李玉和等高大全形象，雄赳赳气昂昂，拿捏非常到位。其实，赵叔的绝活是花旦，嗓音清亮，扮相甜美，在瀍河一带拥有无数粉丝。可惜当时平台太小，没有梨园春、星光大道，传媒也没有现在丰富，不然肯定会更火。

电影是不常看的，电视更是稀罕物。记得街上民俗馆，当时我们叫大庙，购买了一台小黑白调试播放，一时街空，连附近小石桥街、吕氏街的人也纷至沓来，顷刻之间，庙里已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了。

计划经济计划供应，各种票券一应俱全，米面油、肉蛋菜，针头线脑都要票，理发洗澡也不例外，买缝纫机、自行车等大件还要“分儿”，普通人家攒几年也不一定够，需要街坊四邻借了。那时，人们既诚信还热心，团结友爱，街上没有盲流乞丐，小偷小摸也很少，社会非常稳定。

小时候，怕头发茬儿扎，理发是比较难受的事。家人给一张地方国营面值四毛五的理发票，催几天才去，就在东门口街，理完发还能找两毛，大人不回要，往往已经默许成你的私房钱了。

别小看这两毛钱，能在大石桥饭店吃碗牛肉泡馍或者两个肉包，买一碗素面还富裕，还可以到对面熟肉店大快朵颐一次。我基本上是买一毛钱冻子，一大包呢，拿回家分享，剩下的一毛作为机动，供买大绿豆、冰糕、菱角等零嘴的不时之需。怎么样，会过日子吧？

那时，人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基本健康。说到吃，大石桥会是不错的去处。大人赶会是为了添置些锅碗瓢盆之类，孩子们则想去吃一些诸如炒凉粉等平时难见的食材，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记得最美味的，是我在瀍河边玩耍幸运地挖了一大颗“麦麦棬”（蘑菇），拿回家炒了，超美！至于打虫的宝塔糖，高粱面到现在再没有见过，只剩下回忆了。

那时候，学校绝对是无产阶级的阵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充满了正能量。班干部红小兵是讲究成分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基本无望，贫下中农的后代比较吃的开。每逢填表时，出身好的都会很骄傲，公开喊着写贫农；成分高的孩子像只受伤的猫，如地下工作者悄悄地单独找老师完成一切，生怕别人知道嘲笑。学校还经常组织忆苦思甜。同学们带着家人做的豆腐渣菜叶窝头，在老师的带领下，听着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主题歌，控诉完万恶的旧社会，就开始享用自带的干粮。虽然难以下咽，但谁也不敢说不好吃。

那年月，老师都真的很负责任，不但体现在学校，还延伸到课余时间。吃罢饭，孩子们大抵是不睡午觉的，每人掂一瓶放了糖精、五颜六色的水开始出来，学校不到点是不开门的，他们就三五成群在街上转悠闲喷。这时，老师不知从哪来了，前后夹击驱赶孩子们回家，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好多年以后，在青年宫碰到小学的董老师已经白发苍苍，我送她回家到顺城西街。因为学生太多，她已经记不得我了，但我知道她对每个学生都好。

后来，由于工厂搬迁，我家才不得不暂时离开新街，离开文峰塔。

因为计划经济，房子是分给个人的，每家只许交少量房课即可，我家腾出的房子立时成了抢手货。大家其实住房都紧张，好多人来游说，承诺给什么好处都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把房子让给他。面对诱惑，家人不为所动，决定把房子无偿送给条件不好的方家。

再后来，我们又在新街买了商品房，又回到文峰塔旁。有人说风凉话，如果当时把房子给他家，再买房子可以重给我们算搬迁户少掏钱如何如何。我们觉得善良无价，一诺千金，对当初的决定并不后悔。

日月如梭，转眼我们也从蒙童步入了中老年。是文峰塔下的那段少年生活，锻造了我们坚韧的性格，奠定了我们善良的本色。回顾那份童真、童趣，丰富了我们的阅历，诠释了人生真谛，击活了我们的记忆，使我们懂得如何去发现美、创造美。

少小嘻戏地 如今洛邑城

前后谁人知 解意可有穷

瀍渠入洛处 塔上写朱婴

桨橹舞动时 飞桥应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