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就是大臣在朝堂之上被施以杖责之罚，也就是在朝堂之上褪去裤子打屁股。至于廷杖之罚的起源，史料记载观点并不一致。

廷杖之罚的来源

有东汉之说。根据北宋的《太平御览》中记载，在东汉明帝时期，就有对大臣施以鞭杖的记载，“《后汉记》曰：明帝时政事严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珮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加以鞭杖，诚非古典。’上即除之。”

有北周之说。根据《北史》记载，说周宣帝在位时期，“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可见，周宣帝时期的这种天杖没少打人，上至朝臣下至后妃，都挨过他的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杖责地点就不仅仅是限于朝堂之上了。

有隋唐之说。此观点源于明代大学士朱国祯在他《涌幢小品》，其书描述说“廷杖始于唐玄宗时”，不过其后来又说“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廷挞人，此其征也”。由此可见，廷杖这一责罚手段，并非明朝独创，在隋唐时期已有先例，而且也有相关史料能够证明，《隋书》中记载，隋文帝杨坚曾对进谏的大臣施以杖责，而且成了家常便饭一般，“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这三天两头的在朝堂之上，棒打朝臣，各说各有理，但还是拗不过皇帝一家独大，他后来还诏书声明：“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

有明一朝的廷杖之刑。

不过，虽说廷杖早已有之，但真正“发扬光大”应该是到了大明朝之时，那确是皇帝们的首选“家法”。明朝《大明律》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刑，不过终明之世，都在搞法外用刑，突出的表现就是廷杖制度。《明史》卷95 刑法志中记载，“虽‘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朱元璋登基之后，就开始施行廷杖的先例，其亲侄子朱文正都没能幸免，那身边的大臣们就更不用说了。洪武八年（1375年），当时的刑部主事茹太素因为上疏太啰嗦，惹恼了朱元璋，因此成了大明朝接受廷杖之责的第一人。后来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书薛祥就被杖死在廷上。永乐时期，明朝迁都北京，朱棣就将午门前的西樨下（有说是午门外的御路东侧），作为了行廷杖之刑的固定场所。执行人员是锦衣卫校尉，监刑人员则是司礼监的宦官。这时候，说不定哪天朝堂上，某位大臣出言不慎惹怒的皇帝，就会被拖到门外一顿痛打。几十棍大棒下来，对那些个整日舞文弄墨的明朝文官们来说，其惨象可想而知。

到了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位时，是“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看来，这个时候廷杖之法已快成了君臣之间的家常便饭了。正统年间，王振擅权，“殿陛行杖习为故事”。 正统二年（1437年），右都御史陈智弹劾英国公张辅回奏稽延, 并弹劾科道不举奏，于是杖责御史、给事中各二十。

《明史·何观传》中记载，“景泰二年（1451年）观劾尚书王直辈正统时阿附权奸，不宜在左右。中贵见权奸语，以为侵己，激帝怒……下观诏狱，杖之”。而且，在明代宗亲生儿子死后，无人继承太子之位时，曾有大臣提议恢复被废黜的明英宗儿子的太子之位，引起明代宗猜忌，于是他乞灵于廷杖，凡是上言复储的，一律予杖，并加以贬谪。

明代焦竑的《玉堂从语》中还记载一件让人感觉离谱的事情。成化二年（1466年）元宵节时，明宪宗宣扬政绩，办个花灯烟火大展，就给阁臣们安排了个任务，让各位大臣开动大脑赋诗歌颂，结果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不配合皇上，认为明宪宗这是美化自己，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于是反对朝庭举办灯彩焰火的活动，也不愿意撰作粉饰太平的节庆诗词，反而谏阻应当停止举行。结果“言过直，上怒，杖之阔下，皆滴补外，时称三君子”。 这其实是成化朝初期，阁部大臣内部政治斗争的一次外在表现。

明朝真正无廷杖之刑的时期是在明孝宗在位的弘治时期。可惜到了后来，这种风气反而更加登峰造极，大臣们被廷杖者不计其数。这种法外之刑之残酷，亦被宦官、厂卫机构当作打压外臣的一种重要工具。朱国祯的《涌幢小品》中描述说，“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迭祀，亦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可见在成化朝之前，廷杖之刑还不会褪了裤子直接打屁，而在正德年间刘瑾专权后，这种刑罚得以花样翻新，进一步升级。到了正德、嘉靖两朝不仅次数最多，而且规模也最大。

武宗南巡之争

正德初年，内阁首辅、四朝老臣刘健因明武宗玩物丧志，刘瑾等奸佞趁机干预朝政，多次上疏，要求革除弊政，没曾想，明武宗朱厚照并不理会老师，继续我行我素，看到皇帝如此不争气，刘健、谢迁定以退休回家相谏，没曾想明武宗后来真的同意他致仕回家了。没有辅政大臣的谏阻，明武宗为人处事越来越不靠谱起来。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明武宗意欲南巡，朝野哗然。或许因为武宗从来是放荡不羁，不愿意受那些封建礼仪条条框框的管束，曾溜出宫门到处转转。此前已经到宣府、大同、太原、榆林等地巡边，民间搅的是鸡飞狗跳。结果是黄巩、陆震等大臣联名上疏劝阻，此后，又有吏部、礼部、刑部、兵部等大臣也是联名谏阻武宗的这次南巡计划。这么多的大臣来反对自己南巡，明武帝与一众宠臣读后纷纷大怒，认为要严惩这些多嘴的大臣们，于是“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明武宗以为把黄巩等人抓起来，舒芬等107位大臣午门外罚跪五天就都老实了，没想到还有大理寺正周叙等三十多个大臣敢连名上疏，反对自己。于是又把周叙等人继续追加罚跪，于是这些大臣们是白天罚跪，晚上关监狱里，弄得其他大臣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后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打算以死进谏，结果被杖刑八十下后身亡。五日罚跪结束后，前后被廷杖者达146人，各施杖刑三十下，结果当庭杖死了11人。此后，其他官员贬得贬，降薪的降薪，史称“武宗南巡之争”。

大礼议之争

而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廷杖俨然成为家常便饭。其中的大礼议之争，其规模之大，死亡大臣之多，又一次打破了明武宗的记录。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可是他没有儿子，导致皇位空着，于是在皇太后张氏和大学士杨廷和的支持下，决定把兴献王朱祐杬（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明武宗的叔叔）的儿子朱厚熜（也就是朱厚照的堂弟）过继给已经死去明孝宗。这样按照“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关系的话，朱厚熜和朱厚照就从堂兄弟变成亲兄弟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帝位了。于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朱厚熜即位，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

按照此前杨廷和等人的观点，朱厚熜即位后，是要改认自己的父亲的，就是承认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自己的亲生父母改称“本生父母”。不过朱厚熜当时十四岁的人了，让他改口不再认自己的亲爹妈，他肯定打心底不乐意。等到他顺利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旨免去了“本生”的称呼，不仅如此，嘉靖还想给亲爸兴献王朱祐杬追加皇帝的谥号。

显然，嘉靖其实不承认再做明孝宗的嗣子，这一举动显然是违背了此前皇太后和杨廷和等人的意图。因此，舆论哗然而起，守旧的群臣们认为明世宗的做法不合封建大礼，违反了皇家礼法。后来，新科进士张璁则趁机上疏支持明世宗。此后，朝野之上形成两派，嘉靖皇帝趁机大做文章。

没想到这事情成了大臣们心头的一道坎，没事就给嘉靖上疏说叨说叨，这时的嘉靖地位已经稳固，不想再听杨廷和等人的劝谏，借机同意了杨廷和致仕的请求。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以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为首的229位朝臣（《明史》中统计为此数字，史料记载不一，还有一说231人。），“俱跪伏左顺门力争。”，嘉靖皇帝起初还“追锦衣先执为首者”，想通过吓退朝臣们，没曾想这招儿不好使，“杨慎、王元正仍憾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庭”， 岂图哭劝皇上改变主意。这一下子把嘉靖皇帝给哭烦了，抓的抓、打的打，“杖五品以下丰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于是里创吮血，填满犴陛，此其最酷者矣”。这也是明朝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廷杖事件，导致其中16被杖死。

此后，嘉靖年四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廷杖之事，习故为常。有学界观点统计，总计嘉靖一朝被廷杖之官员，不下数百人次，有的父子同朝俱受杖责，有的一生遭两次甚至三次笞辱。

到了万历时期，廷杖之风仍十分炽烈。据《明史·刑法志》记载，仅万历十二年（1584年）至三十四年（1606年）间，内外宫杖戍为民者就有140人。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廷杖更加频繁，一些皇亲国戚也没能幸免。一直至崇祯明亡之时，这种制度沿袭二百多年都没有终止过。

小结

一次次廷杖事件背后，可以说是封建皇权专制的集中体现，通过廷杖笞辱，不仅打压了士大夫阶层，堵塞了言路，更导致君臣之间丧失了起码的信任，激化皇帝与大臣间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也使得宦官势力得以有机可乘，祸乱朝政，加剧了明朝吏治的黑暗与动乱。这种凌驾于正常法律体系之上的刑罚，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