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数量知多少

1948 年8 月, 晋察冀、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 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两个区的社会部也合并为华北社会部, 部长许建国, 副部长杨奇清、卜盛光。下设两个室, 一室主任刘复之, 二室主任许启文, 二室下设审讯科, 科长姚伦 (后任秦城监狱第一任监狱长) 。审讯科下辖三个看守所, 主要关押解放战争初期如济南战役等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及高级特务。1948 年12 月25 日, 中共中央公布了43 人头等战犯名单后, 收押改造国民党战犯的工作加紧进行。1949 年1 月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后, 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华北军区军法处接收了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同年5 月, 华北军区社会部审讯科连同看守所也一起从河北建屏县进入北平, 驻在功德林监狱。1952 年军法处搬走后, 移交中央公安部一局四处 (执行处) , 即秦城监狱的前身。1955 年底, 相继成立了北京、抚顺、济南、重庆、西安等五个战犯管理所, 伪蒙战犯关押在呼和浩特, 伪满战犯关押在抚顺, 统一归公安部十九局管理 (1961 年后改为十三局) 。1975 年3 月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前, 局机关就驻在秦城监狱, 各地关押战犯的材料都要汇集到这里。

能查到的较早涉及战犯人数的资料是1956年1 月公安部十九局的一个统计表。

从这张表可以清楚地知道, 当时全国在押国民党战犯 (表中的中国战犯和特务两项) 共934人。但此表统计数据存在缺陷:一是有618 人还没有被判决, 这些人中有个别人会被无罪释放, 所以这个数据不能作为统计战犯人数的绝对数据;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收容的战犯没有统计。

下面是1960 年8 月的一个统计数据, 这是公安部党组给中央的《关于第二批拟特赦的和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的请示报告》, 上有毛泽东主席的亲笔批示, 数据应该相对准确。内容如下:“去年十一月以前全国关押的蒋帮战犯和伪满、伪蒙战犯, 共856 名。首批特赦了33 名, 今年刑满释放了5 名, 病亡11 名, 另作处理4 名, 目前实押战犯803 名。其中蒋帮战犯760 名 (首要55 名、军队将级305 名、校级267 名、党政人员49 名、特务84 名) , 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重庆、西安等五地;伪蒙战犯7 名, 关押在呼和浩特;伪满战犯36 名, 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里所说的“去年十一月”即1959 年11 月, 由于1959 年12 月4 日特赦释放首批战犯, 此报告中所说的856 人应被认为是全部在押战犯。与1956 年1 月尚有618 人没判刑相比, 这个数字应该相对准确。

再看一个数据, 是公安部十九局1960 年11 月统计制作的《在押蒋帮战犯和伪满、伪蒙战犯名册》, 扉页注明:共751 名:蒋帮首要战犯46 名;蒋帮将级军官300 名;蒋帮校级军官238 名;蒋帮党政人员46 名;蒋帮特务人员84名;伪蒙战犯5 名;伪满战犯32 名。

此数据与一年前相比减少了105 人, 除首批特赦释放33 人外, 即可认定是刑满释放或自然死亡、病亡。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新中国共关押改造国民党战犯856 名。

如何改造国民党战犯

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基本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公安部针对国民党战犯的自身特点, 在具体执行中采取 “思想改造为主, 劳动改造为辅”的方法。通过思想改造, 使战犯彻底摒弃旧有的反动思想, 从根本上扭转错误的思想认识;通过劳动改造, 使战犯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具体措施有:

(一) 改造战犯, 思想教育为主

这些战犯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 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 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 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 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 “君子不事二主”, 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 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 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 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 进行探索和辩论, 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蒋介石统治下, 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 在国家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组织他们到北京、天津、武汉等各大城市参观, 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下面一则简报就很能说明问题。

蒋帮战犯“五一”节参观情况简报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几天, 战犯们就纷纷议论今年是否让他们去参观。4 月29 日让他们理发刮脸时, 他们认为这就是准备参观的预兆, 都表示十分高兴, 但至第二天 (4 月30 日) 晚上学习时, 没有听到叫他们参观的消息, 读报时精神也不集中了, 表现了失望。梁培璜 (匪第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 和林伟俦 (匪62 军中将军长、天津防备司令) 说:“现在还没有消息, 天安门是去不成了!”正当这时候集合他们宣布了参观决定, 他们的情绪马上就高涨起来, 都热烈的鼓掌, 表现出非常高兴。这天夜里有的战犯兴奋的睡不着觉。徐远举 (匪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说:“太高兴了, 就是睡下也睡不着”, 林伟俦在夜里二点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

在参观中, 他们情绪都表现得很愉快。鸣礼炮和唱国歌时, 全体战犯都自动起立, 群众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 他们呼了几次口号:“坚决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战争!”“一定解放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夜晚连续参观了焰火狂欢晚会, 值到晚十点半才回来。5 月3 日组织他们座谈参观的感想, 有以下反映:

杜聿明说:“今年的五一节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庆祝的, 是祖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全胜和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庆祝的, 这一切都使我感动, 我要痛悔地向人民认罪再认罪, 进一步向党交心, 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深恩厚德。”

康泽说:“看到各界组织的游行队伍, 敲锣打鼓的潮涌而过, 无数旗帜与无数花朵, 万紫千红交织成花海人流, 当我看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时, 心里想能早日实现, 完成祖国统一, 消除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祸根, 同时也使我早日与妻儿团聚。”又说:“这一天的参观, 真是给我上了极生动的一课, 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就是八个字:万众一心, 干劲十足。”

宋希濂说:“这次参观使我感到最突出的就是教授们科学家们以及工商界人士都高呼着向党交心,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也一定响应政府的号召, 在思想改造中, 毫无保留的向党交心。”又说:“我听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时, 我内心感到十分难过。回想过去几十年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 真是死有余辜, 今天共产党和人民宽恕我, 教育我, 使我应当如何来感激党和人民的恩德啊!”

沈醉 (匪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时, 我热泪盈眶的站立着, 这个碑是多少英雄们的鲜血和伟大的生命精华的结晶, 它是我们过去滔天罪行最有力的证明。多少烈士为了争取象今天和未来的美好日子,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是亲手杀死他们的罪犯, 可是, 今天我们还生活得这样好, 内心有说不出的难过。”又说:“我听到伟大的国际歌和看到秧歌舞时, 就想起解放前, 我是专门逮捕唱国际歌和跳秧歌舞的人, 有不少人流出热血被惨杀了, 今天我越想越是罪该万死。”

王耀武在参观后给他在九龙的女儿写信说:“政府为了使我们在学习上多得益处, 不惜人力物力的消耗, 在五一那天叫我们参观了五十万人庆祝大会, 给我们搭了看台, 还在休息室预备了各种书报杂志, 对我们用食的菜饭及茶水也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仅我深深的感激政府, 让你们知道这种情况也是铭感肺腑的。”

李仙州 (匪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 当时看到游行队伍中有拿向日葵花的, 很惊奇的说:“看呀!他们拿的葵花”。郑庭笈 (匪49 军中将军长) 说:“这是表示向党交心和永远跟着党走”。庞镜塘 (匪山东省党部副主任委员) 说:“这表示向太阳”。

参观后座谈时, 多数战犯都表示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 今后在学习改造中也应来一个大跃进, 争取改造自己, 重新做人。

公安部十九局

1958年5月15日

(二) 改造战犯, 攻心为上

如何改造战犯, 党和国家领导非常关心, 周恩来总理多次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和秦城监狱看望他们, 做说服开导工作。对杜聿明、文强、徐远举、黄维等几名战犯的改造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8 年12 月25 日, 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全面决战反攻阶段, 新华社发布一份包括43 人的国民党战犯名单。这43 名头等战犯中唯一被俘的就是杜聿明。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 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8 年12 月17 日, 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没有使他觉悟。淮海战役中被俘后, 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 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 他仍不服罪, 动不动就发火。1950 年11 月, 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 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 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 必被处死无疑。因此, 他在棉裤里藏了60 余片安眠药, 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怕死的思想原因之后, 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 着重让他学习《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 只要能认清是非, 幡然悔悟, 确有实际表现的, 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 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3 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 对他启发开导, 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 立功赎罪, 争取重新做人, 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由此, 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药的来源。原来, 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期间, 以失眠为由, 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 积少成多, 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 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多年来, 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 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 杜聿明高烧不退, 医护人员为他打针、送药。管教处的姚伦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 悉心照料。这—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一次, 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 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 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 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 如今他是千古名将, 而我却走错了路, 成为千秋罪人。”后来, 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 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文强, 1907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1925 年加入共产党, 曾与林彪同在一个连队。他在革命困难的时候脱离了共产党, 去投靠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向蒋介石要了文强当他的副参谋长, 管人事, 管后勤, 加强与情报部门的关系。1949 年1 月文强和杜聿明一起战败被俘, 关在山东, 1950 年11 月转押北京。刚来北京时, 监狱领导找他谈话, 要他写个悔过书。文强说, 毛泽东是我表哥, 周恩来是我老师, 朱德是我军长, 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 要写他们写;我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员, 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23 代孙, 不写就是不写。文强坚决不认罪, 拒写悔过书, 态度一直很强硬。就这样一个顽固分子, 我们却能把他改造成功, 使他撰写了几千页交代材料和文史资料。

徐远举是白公馆、渣滓洞的最高主宰, 手操几百名政治犯的生杀大权, 仅一夜之间便下令将300 多名共产党人杀掉, 也曾亲自审讯拷打政治犯。他在坦白材料中写下了这么几句:“昨日尊贵, 今为阶囚, 刑车去处, 血洒荒丘。人生如此, 真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首也百年身啊!”一次, 徐远举居然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犯人进入监房自由的要求。听了哨兵的报告后, 管教人员厉声对徐远举说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 你自己清楚, 人民政府清楚, 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 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 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 你回答我, 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一番教育, 驳得徐远举哑口无言。在监管人员的帮助下, 徐远举转变很大, 写了很多揭发材料和历史资料。他由衷地说:“共产党的攻心手段, 的确比我们的十八般刑法厉害多啦!”

黄维是国民党战犯中当初表现最差的一个。他原是第18 军中将军长, 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被俘后, 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 对蒋介石忠贞不贰, 下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阶下囚, 就是因为打了败仗,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自己“无罪可悔”。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 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 他又拒写检查。为此, 战犯们群情激奋, 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 学习组长董益三便动手打了他, 黄维也不肯示弱, 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 及时制止。为此, 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 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同时, 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 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 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在关押期间, 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痼疾顽症, 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病倒了四年多, 这四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病愈出院后, 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样重的病, 又病得这样久, 若在过去, 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 也得一命归西。”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 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 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 他做了这样一段总结: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 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 我现在低头认罪, 诚心服法, 埋头改造, 努力耕耘, 不问收获, 以从头改造, 争取新生, 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 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 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三) 改造战犯, 劳动为辅

为创造物质富裕的生产劳动,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 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中创造的。 但是, 过去拥有高官厚禄、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国民党战犯们, 轻视劳动, 蔑视劳苦大众。把他们改造成一个新中国合格公民,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因此, 让他们反省罪行的同时, 侧重劳动改造。

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 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 谈何容易。最初, 监狱的管理干部, 只让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 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 量力而行”的办法, 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当时不到50 岁, 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沈醉虽然积极, 但毕竟干什么都“手生”, 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 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 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 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 就连忙写检讨, 请求处分。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 一次, 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战犯刮头发, 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 几乎与此同时, 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 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 便更加刻苦地练习, 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通过劳动改造, 使战犯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秦城监狱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出于这种目的, 监狱建立的同时就设置了农场, 种了果树、蔬菜, 养了禽畜。此外, 做饭、理发等都交给战犯自己干。后来又收押了会外文的犯人, 让他们翻译外国书籍, 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他们的特长。开始, 有些战犯怨声载道, 说什么“凤凰掉进水里, 连鸡都不如”。对他们来说, 什么活都是很累的, 干起活来非常吃劲。准备给果树剪枝时, 因为分不清哪个枝有用、哪个枝要剪掉, 他们站着不敢下手。管教和看守手中拿着剪刀, 教他们区分, 而后又教他们剪枝的要领。这样, 初期的劳动成了管教和看守干, 战犯在一边看, 管教和看守人员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战犯们虽然开始学得较难, 但很快就熟练了。他们毕竟有文化, 领会快, 干得又很认真。半年后, 他们的劳动都是自觉进行的。劳动是辛劳的, 可是其成果是令人高兴的。他们吃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 吃起来津津有味, 乐在其中。他们开始珍惜劳动的果实, 对农民产生理解。战犯们逐渐地成了劳动的主人, 而对他们的监视和监督成了法律上的形式。劳动时, 没有看守, 他们反而更自觉负责地干活了。一天, 去果园施肥, 突然下起了暴雨。正在组织战犯的监管人员脱下自己的雨衣, 给没有带雨衣的战犯们使用, 结果几名工作人员被雨水浇透了。事情虽平凡, 但对战犯们的教育是巨大的。有一个情况很能说明这些教育的效果。

战犯参观“五一”节晚会后的反映 (64) 公审发字第96 号

现将在押蒋帮战犯, 参观“五一”节晚会后的反映汇报如下:

一、晚会的欢乐景象, 反应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莫德宏 (四十八军中将副军长) 说:“五一晚会一片唱歌跳舞的欢乐景象, 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和共产党的卓越领导。我经历过帝皇、军阀和蒋匪的统治时代, 也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民同乐的场面。我对共产党不得不无限佩服。”张文 (中统局秘书) 说:“我参加了五一篝火晚会, 使我看到新社会的学生们都可以尽情地欢乐, 使我回忆起旧社会的学生则经常遭受特务的迫害。我自己为蒋家王朝当了二十二年的特务, 犯下了许多罪恶。今天我得到了共产党和政府的不杀之恩, 使我更加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二、 他们认为国家的形势确实好转了。杜超群 (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副区长) 说:“去年五一节参观时, 沿途看到的只有些菠菜, 今年看到市场供应的是一大筐一大筐的鸡蛋, 商店的橱窗布置得丰富多彩,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国家形势的全面好转, 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王业鸿 (保密局少将专员) 说:“报纸报导国家经济形势好转, 我还怀疑, 这次我沿途注意了这个问题, 结果看到春苗长得很好, 公社社员都在愉快地劳动, 市场商品充足, 这些都可以证明国家的经济形势, 的确一天天好起来了。”

三、战犯表示感激政府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牟中珩 (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 说:“政府干部在车上站着, 而叫我们这些战犯坐着, 我心里很难过。共产党的这种做法, 是古今中外没有的, 在反动派时期, 我们躺着, 也没有犯人的坐处。”李约勒 (中统局专员) :“政府对我们的照顾很周到, 不但叫我们吃得饱、吃得好、喝得足, 而且在汽车上, 政府人员把座位让给我们, 更使我感激不尽。”

公安部十三局

1964年5月4日

(四) 改造战犯, 保障为重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 我们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 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 提供生活必需品, 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 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 管理所组织名医会诊、抢救, 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 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 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 保证身体健康, 使他们深受感动。战犯的生活待遇高于监狱工作人员标准。他们一日三餐, 主食粗细搭配, 以细粮为主, 每餐有蔬菜, 每天有肉食。下面一个规定实在细致入微:

关于战犯供给标准的新规定

1、伙食费:北京、辽宁、内蒙地区每人每月14 元, 陕西每人每月13 元, 山东每人每月12 元, 四川每人每月11 元。

2、 服装费: 每年单衣一套7.5 元, 衬衣 (长短袖各一件) 、裤子各2 件9 元, 共计16.5 元。

棉衣:凡参加劳动的是两年一套, 不参加劳动的是三年一套, 每套棉衣按17 元计算。

布单鞋2 双5 元, 袜子3 双1.5 元, 棉鞋1双4 元, 全年共计10.5 元。

棉被、床单需添补者或四川省需添补蚊帐, 均应根据节约原则据买报销 (服装皆用平纹布做) 。

3、日用品:毛巾3 条1.2 元, 牙粉8 包1.05元, 牙刷2 把1 元, 肥皂10 块2.5 元, 手纸50张1 元, 全年共计6.75 元 (山东关押的战犯可不发日用品, 而把日用品费与洗澡理发费折为生活另用费, 每人每月发人民币3 至5 元, 不足者可在劳动生产提奖内自行调剂) 。

4、 医药费: 每人每月2 元, 全年共计24 元。

5、 文教费: 每人每月2 元, 全年共计24 元。

6、杂支费:洗澡每月2 角, 水电每月5 角, 通讯每月1 角, 理发每月2 角, 全年共计12 元。

7、烤火费:5 人以下用小炉子, 5 人以上用中炉子, 10 人以上用大炉子, 实报实销。

8、病号伙食补助:根据病号与体弱多病年老犯的实际情况, 由各单位自行掌握予以副食品补助, 每月补助数不得超过每月总伙食费5%, 实报实销。

9、遣返费、埋葬费、镶牙等费用据实报销。

10、重病号住院费据实报销。

以上各项除实报实销的以外, 每人每年共计239.45 元到277.25 元。

公安部十九局

1957年12月4日

改造战犯的影响

对于改造好的战犯, 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期进行了特赦。从1959 年12 月4 日首批特赦, 到1975 年3 月17 日全部特赦释放, 先后共进行了七批特赦。全部战犯共为856 名, “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六批, 共296 名, 其中国民党战犯263名, 伪蒙战犯五名, 伪满战犯28 名, 占战犯总数的34.5%。第七批是1975 年, 特赦全部在押战犯, 共293 名。这样, 七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 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 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改造和特赦国民党战犯, 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有助于社会安定, 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宽大处理国内战犯, 是为新中国创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考虑的, 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很多获赦罪犯改恶从善, 成为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新中国特赦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被赦对象得到的体验和认识更为深刻。特赦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认同。特赦使他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对比中体会到共产党的政策所显示的现代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 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1960 年, 特赦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陈长捷、芦浚泉、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等10 人来秦城监狱送镜匾, 匾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十三局留念:十年来, 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教育下, 承蒙各级领导精诚感召, 殷切教导, 使我们从良心上逐步地认罪忏悔, 改恶从善, 成为新人, 沐恩戴德, 感激不已!今后决心继续加紧改造, 坚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未来的岁月中, 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等16 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 还有一些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参事, 也有少数在农村和工厂工作。他们参政议政, 积极发挥作用。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 以求后代有所借鉴,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