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齐下”的威逼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归返红四方面军总部——茂县。他路经下东门时，见了徐向前。

“会开得怎样？”徐向前关切地问。

张国焘不愿意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问，他一直被张国焘控制使用，处境非常尴尬。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难鸣”形容自己在四方面军的地位：

自从在鄂豫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实行家长制统治，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

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

毛泽东曾与张国焘商量，鉴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和红四方面军干部少、文化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中央从中直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部分文化程度、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

根据这一认识，中央抽调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李卓然、陈赓等军、师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但是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特别是李维汉和陈赓。

李维汉，党内公认统战工作的能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部长长达16年。中央先是任命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接着任命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均被张国焘直接挡回。

陈赓，由于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中央希望发挥他熟悉红四方面军的优点，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派他去担任领导职务。

刚到杂谷脑，张国焘找上门来，问：“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觉得哪个部队好些？”

陈赓正面回答：“依我看，两家各有优、缺点。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好，政治工作不错；四方面军打仗好，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也好，只是政治工作、群众纪律比较差。”

“你有什么资格谈政治工作？”张国焘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离开鄂豫皖到上海，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状，二是被捕入狱，然后被蒋介石释放。你给我交待清楚，蒋介石杀害了我党那么多同志，为什么单单释放你？我看你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

陈赓曾经在1925年东征战役中救过蒋介石一条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狱后，蒋介石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开释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报，同时想以此影响中共的黄埔学生。陈赓出狱后，曾向组织汇报过此事，组织上进行了查实，证明陈赓没有问题。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在狱中凡四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手段），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张国焘余怒未消，下令川陕省委对陈赓进行审查和处理。周恩来担心陈赓有危险，派人送信给他，令他立即回红一方面军。

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

会师之前，毛泽东一再强调两军会合要搞好团结。为此，他甚至细到称呼上。杨尚昆与张国焘1928年在莫斯科相识，1931年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是上下级关系，在上海白区住在一起，对外以表兄弟相称进行掩护，两人关系很随便。毛泽东叮嘱杨尚昆：“不要总是国焘长国焘短的，要尊敬他，称他张主席。”

天下红军是一家，两个方面军中指战员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帮助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添乱子的人。博古、凯丰等人对红四方面军有些作风看不惯，批评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这一点被张国焘利用。他召开干部会议，以弥合两军缝隙为借口，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红军，一面又公开披露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和“苛求”，不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还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戴眼镜”“提饭盒”“坐轿子”，瞧不起红四方面军这些“老土”。这些言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军中，激起红四方面军的义愤。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动下，红四方面军也反唇相讥，使两军关系蒙上了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权。

早在离开两河口的第二天，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初，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慰问团由李富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林伯渠（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组成，任务是慰问红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他们受到了张国焘异常“热情”的接待：吃饭有人请，散步有人陪，谈话有人记，目的只有一个：限制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干部接触。

7月5日夜，张国焘把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请来住处。

“两军会合后，部队多了，摊子大了，当务之急是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统一指挥作战，也没有把握攻下松潘、消灭胡宗南。”

“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李富春一时转不过弯来。

“解决了？”张国焘明知故问，“我怎么不知道。”

李富春说：“中央常委不是决定增补你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吗？”

“把三个人加进军委，就算是解决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了。这样未免太简单了！”张国焘冷笑道，“再说，军委是决策机构，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这样不好统一指挥。”

事关重大，李富春不敢吱声。

张国焘继续说：“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我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当时，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

李富春急不择言：“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设常委嘛。”张国焘有一整套方案，“中央军委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李富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说完，张国焘就插断了：“你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管组织，说话的分量不轻哟。”

李富春不敢表态，7月6日凌晨通过电报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七月六日一时

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都感到一惊。

周恩来脱口而出：“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忧心忡忡：“一定还会有后文的。”

“三管齐下”的威逼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归返红四方面军总部——茂县。他路经下东门时，见了徐向前。

“会开得怎样？”徐向前关切地问。

张国焘不愿意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问，他一直被张国焘控制使用，处境非常尴尬。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难鸣”形容自己在四方面军的地位：

自从在鄂豫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实行家长制统治，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

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

毛泽东曾与张国焘商量，鉴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和红四方面军干部少、文化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中央从中直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部分文化程度、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

根据这一认识，中央抽调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李卓然、陈赓等军、师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但是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特别是李维汉和陈赓。

李维汉，党内公认统战工作的能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部长长达16年。中央先是任命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接着任命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均被张国焘直接挡回。

陈赓，由于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中央希望发挥他熟悉红四方面军的优点，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派他去担任领导职务。

刚到杂谷脑，张国焘找上门来，问：“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觉得哪个部队好些？”

陈赓正面回答：“依我看，两家各有优、缺点。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好，政治工作不错；四方面军打仗好，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也好，只是政治工作、群众纪律比较差。”

“你有什么资格谈政治工作？”张国焘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离开鄂豫皖到上海，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状，二是被捕入狱，然后被蒋介石释放。你给我交待清楚，蒋介石杀害了我党那么多同志，为什么单单释放你？我看你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

陈赓曾经在1925年东征战役中救过蒋介石一条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狱后，蒋介石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开释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报，同时想以此影响中共的黄埔学生。陈赓出狱后，曾向组织汇报过此事，组织上进行了查实，证明陈赓没有问题。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在狱中凡四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手段），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张国焘余怒未消，下令川陕省委对陈赓进行审查和处理。周恩来担心陈赓有危险，派人送信给他，令他立即回红一方面军。

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

会师之前，毛泽东一再强调两军会合要搞好团结。为此，他甚至细到称呼上。杨尚昆与张国焘1928年在莫斯科相识，1931年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是上下级关系，在上海白区住在一起，对外以表兄弟相称进行掩护，两人关系很随便。毛泽东叮嘱杨尚昆：“不要总是国焘长国焘短的，要尊敬他，称他张主席。”

天下红军是一家，两个方面军中指战员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帮助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添乱子的人。博古、凯丰等人对红四方面军有些作风看不惯，批评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这一点被张国焘利用。他召开干部会议，以弥合两军缝隙为借口，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红军，一面又公开披露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和“苛求”，不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还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戴眼镜”“提饭盒”“坐轿子”，瞧不起红四方面军这些“老土”。这些言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军中，激起红四方面军的义愤。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动下，红四方面军也反唇相讥，使两军关系蒙上了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权。

早在离开两河口的第二天，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初，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慰问团由李富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林伯渠（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组成，任务是慰问红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他们受到了张国焘异常“热情”的接待：吃饭有人请，散步有人陪，谈话有人记，目的只有一个：限制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干部接触。

7月5日夜，张国焘把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请来住处。

“两军会合后，部队多了，摊子大了，当务之急是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统一指挥作战，也没有把握攻下松潘、消灭胡宗南。”

“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李富春一时转不过弯来。

“解决了？”张国焘明知故问，“我怎么不知道。”

李富春说：“中央常委不是决定增补你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吗？”

“把三个人加进军委，就算是解决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了。这样未免太简单了！”张国焘冷笑道，“再说，军委是决策机构，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这样不好统一指挥。”

事关重大，李富春不敢吱声。

张国焘继续说：“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我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当时，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

李富春急不择言：“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设常委嘛。”张国焘有一整套方案，“中央军委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李富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说完，张国焘就插断了：“你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管组织，说话的分量不轻哟。”

李富春不敢表态，7月6日凌晨通过电报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七月六日一时

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都感到一惊。

周恩来脱口而出：“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忧心忡忡：“一定还会有后文的。”

川陕省委和陈昌浩相继“逼宫”

就在中央对张国焘索权要求置之不理的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少共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凯丰的一篇文章，让争论公开化。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长期领导青年运动和宣传工作。这是一个不信邪、敢碰硬、喜欢挑战强手的人。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众口一词的批判，而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凯丰又把火力对准了张国焘，撰写了长文《列宁论联邦政府》，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主要内容是：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西北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在已经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下，有另立政府之嫌，而且颁布的各项政策与苏维埃路线相违背。

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张国焘的主张。他借机生事，找到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已经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吗？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同志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登载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闻天提醒张国焘：“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主席，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这你是知道的。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恼火地批评了凯丰：“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毛泽东想息事宁人，张国焘继续将事件升级。7月8日，他召开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又称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再次以凯丰的文章为例，诉说中央对他的攻击和对红四方面军政策的批评，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以“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是否正确”为题，讲了四个问题：第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后来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也是对的。第二，肃反路线也是正确的。第三，红四方面军党的领导和提拔工农干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第四，特委对政权问题的了解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

“现在有种倾向，一方面赞扬红四方面军作战英勇，一方面又批评红四方面军领导不正确。”张国焘作总结，“中央政治局应当反对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打击这种贬低红四方面军的错误言行。”

他的话激起了部分干部的怒气，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意见，统一认识。

就在这天，川陕省委致电中央，不仅直接批评凯丰的文章，而且要求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清查“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不等中央做出反应，第二天，川陕省委又发来关于《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的电报：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布礼。

这份电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省一级的党组织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直接拟定具体人选，并且要求速决速行，立即答复。

中央政治局十分愤怒：“他们胆子太大了，竟然敢逼宫？”

宽容大度的朱德也诧异不已：“特立怎么搞的？也玩军阀这一套！”

中央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没有回复这封电报。

这时，在三路北上的部队中，由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进展最快，已经按计划占领芦花等地，而由红四方面军为主担任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仍然进展缓慢。

7月10日，中央电促张国焘北上，提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不应一再延迟。对于张国焘反复提到的人事问题，电文只原则地提到“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

张国焘不满足这种纸面上的敷衍，继续按兵不动。

又过了5天，中央仍然对川陕省委的两封电报不做答复。

到了第六天，陈昌浩突然给中革军委发出电报：

朱、张、周、徐：

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中央仍然不做表态。

两天后，按捺不住的陈昌浩干脆直接致电中央，推荐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焘、向并转朱总：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陈昌浩要求面见中央领导人陈述意见，中央政治局再也不能置之不理。

张闻天接到一封笔迹潇洒的请柬：

闻天同志如晤：

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违，每思同窗之谊，悬念殊深。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欣幸之至。

此致

布礼！

陈昌浩即日

陈昌浩与张闻天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有同窗之谊。接到请柬后，张闻天判断：“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

“好啊，你也可以做做他的工作嘛！”毛泽东说，“目前军情如火，还是打松潘重要。”

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设在一栋藏族人的小楼里，二楼是他的住处。陈昌浩十分健谈，从带兵打仗谈到亲自坐飞机扔炸弹，从鄂豫皖苏区谈到川陕苏区……

张闻天点头称赞：“确实成绩很大！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

陈昌浩说：“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同国焘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公正地说，国焘同志确实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是足以肩负大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听到一点闲言碎语，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

张闻天委婉地解释道：“这样说，自然不好，可是国焘同志也是有缺点的。大家都清楚，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他往往是掌握得不大稳的。”

陈昌浩的脸色由晴转阴，尖锐地逼问：“什么地方不稳？”

张闻天和缓地说：“我说的不大稳，指的是在根本路线上，有时‘左’了，有时又偏右了。”他举出大革命时期，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陈昌浩年少气盛，打断张闻天的话说，“我觉得，看人应当看主流。国焘同志是拥护国际的，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也并不过分！”

“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张闻天勉强地笑着说，“国焘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的岗位上了。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下面指战员早就急了……”

“我心里何尝不急！”陈昌浩的语气越来越硬，“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

“还有什么组织问题要解决？”张闻天感到奇怪。

陈昌浩含混地说：“国焘同志早说了，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是要整个的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

甜蜜的叙旧最后变成了政治谈判，张闻天心中不是滋味。回到住所，发现毛泽东在房间等候。

“怎么样，谈得如何？”毛泽东满怀期待地问道。

“不佳！”张闻天摇摇头，“有些人就是这样，只晓得追随个人，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真理。”

毛泽东底线的学问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他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谋略：“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起初作为疟疾来治，后来发现他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不得不卧床休息。

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尽管人数上占绝对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在军委和总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仍不满足，把眼光又盯住党中央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还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毛泽东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做结论：“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三天内，张国焘急如星火地接连发出三个决定。

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把军委对于战役的具体指挥权授予徐向前、陈昌浩，这种配置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因为四方面军力量占优，在随后的战役中他们将担负主攻任务。

另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布置的决定》，命令在松潘战役期间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指挥部，任命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指挥和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

第三个决定是向红一方面军调剂部分兵力。两军会师后，徐向前、陈昌浩根据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的状况，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起初，张国焘压住不办，到当上总政委后，他开始以统筹全局的心态落实这件事，从第四军抽调第三十二团（1100余人）、第三十军抽调第二七○团（1600余人）、第三十三军抽调第二九四团（1100余人）补充红一、红三军团。这三个整编团共3800余人，相当于增强了红一方面军四分之一的兵力。同时，中央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等人，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短短三天，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总部。

这种威慑全军的魄力、敢于任事的意志、辗转腾挪的身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改组军委和统一前委后，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和指挥权集中到了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四个人手上。在张国焘看来，朱德为人谦逊，不擅争权；徐向前精通军事，对政治闻达不以为意，而且长期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用；陈昌浩则是自己忠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