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錦濤

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雜誌||今日頭條號：樂亭故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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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丁存一，1915年出生於樂亭縣毛莊鎮於坨村。原名於佩之，爲了革命的需要，將自己的姓氏分解爲丁存一的化名。1935年從教，1942年參加革命工作，曾歷任樂亭縣文聯主任、區長，遷安縣委宣傳部長、遵化縣縣長、唐山市委工業部長、兵器工業部616廠組織部長、第七〇研究所黨委書記等職，1982年離休，行政11級。父親於1993年病故，終年78歲。

一

父親從小勤奮好學，畢業於遼寧省開源華商會私立學校。1935年開始在我縣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在三家子、於坨、常坨等學校任校長、聯校校長。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方興未艾，父親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了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8年後，他任於坨、常坨校長期間，利用學校這塊陣地，對師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暴行。組織附近學校教師趙大民、劉筠等人編寫歌曲、文娛節目，在校內演出、書寫標語、散發傳單。參加宣傳活動的人員，由學校擴大到社會上各階層進步人士，如會里劉善孚、松各莊石秀巖、毛莊學校校長劉敏儒、劉原生等人。

1946年，在八區範圍內組織了一個進步人士爲主體的小型劇團，名字叫“大衆劇社”，成員有劉筠、趙大民等30餘人，演出了很多革命節目，深受羣衆歡迎。

父親所在常坨、於坨等學校，當時成爲這個地區文化宣傳中心，多次受到縣裏的表揚。

1942年父親離開學校，脫產參加了革命工作。1945年2月父親光榮入了中國共產黨，調縣做宣傳工作。日本投降後，縣委決定在縣原抗日時期成立的知識分子救國會的基礎上改建“樂亭縣知識分子聯合會”，父親被選爲主任委員，孟松濤等六名同志被選爲副主任委員。文聯會的主要職責是：組織文藝界、教育界廣大知識分子、有識之士，密切配合黨的中心工作，開展文藝宣傳、教育活動。文聯會成立後，“七月劇社”恢復活動，編寫、排練出許多表現反帝、反封、反頑、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等內容的節目，例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淚仇》、《雷雨》等，深受羣衆歡迎。

1945年冬，“文聯會”創辦大衆書店，購進大批進步書刊，供社會各界閱讀。書店還辦起了印刷廠，購進了兩臺鉛字印刷機，和原有的十多臺石印機共同承印冀東行署編寫的中小學課本供全縣學生使用，同時還爲縣裏印製大量文件和宣傳品。

二

1947年初，國民黨21師大舉進攻樂亭，鬧得民不聊生，革命幹部大都轉移到路北和沿海一帶。父親被調到八區任區長，此時八區被壓縮到徐店、中卜、會里、於坨一帶13平方公里以內的狹長地帶，北鄰灤河，西靠汀流河敵人據點，東至何官營，南邊就是敵人盤踞的縣城。革命形勢處於最低潮。以中卜王莊王作舟爲首的反動勢力，糾集了灤河以南一批惡霸勢力、土豪劣紳、地痞流氓組建了一個反動武裝組織叫“灤南大隊”，羣衆管他們叫“夥會兒”，由王作舟任大隊長，向革命羣衆進行反攻倒算、打擊報復。他們的老窩在縣城，經常配合僞軍進行清鄉、掃蕩。因爲王作舟的老家在八區，當夥會兒的人八區範圍內也最多，八區自然成了夥會兒清鄉、掃蕩的重災區。據當時在八區工作的老幹部蔣錫銘同志介紹：敵人到八區清鄉、掃蕩，不是搶糧、搶東西就是抓人、殺人，矛頭主要指向區、村幹部和在減租減息運動中鬥爭過王作舟等惡霸地主的幹部、羣衆。在這段時間裏，有區幹部4人被殺，村幹部、革命羣衆20餘人被殺。三天兩頭跑敵情，鬧得人心惶惶，羣衆不敢接近八路軍。個別僞鄉、保政權裏的人，由兩面應酬轉向一心向敵。

革命鬥爭形勢不斷複雜、惡化，父親和八區的同志們，立場堅定不移，積極應對，一天也沒有離開八區革命陣地。他們按照毛主席“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敵駐我擾”的鬥爭策略和敵人進行了周旋，在13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和敵人開展了一場掃蕩與反掃蕩的生死搏鬥。

抓好村級黨支部建設，改造僞鄉、保政權是當時取得鬥爭勝利的關鍵。八區黨組織首先在14個村建起了黨支部，黨員發展到了100多人。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利用各種形式對幹部、羣衆進行革命教育，使幹部、羣衆認清了全國的大好形勢。在黨的領導下，八區各村還成立了“齊心會”，由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監督配合鄉、保幹部的工作，提高了廣大幹部羣衆的認識，很多人轉變了立場，堅定了對敵鬥爭必勝的信心。

1947年下半年，八區的鬥爭形勢更加嚴竣，敵人清鄉、掃蕩次數增加，手段更加兇殘。八區的同志們每個人都在羣衆中有“保壘戶”，每戶都在自己家中或村外挖好地窖。敵人突然來襲，同志們來不及撤退時可用於藏身。在於坨梁士存家、北常坨陳鳳祥家、黑坨劉任英家都備有這樣的地窖，八區的同志們不止一次用上過。

一天，父親和蔣錫銘等四人到吝家營開展工作，晚上住在該村，有個反動地主分子向王作舟告密。夥會兒隨即派馬隊包圍了吝家營，進村問村幹部吳永峯：“丁存一他們來過沒有？現在何處？”吳永峯迴答道：“丁存一、蔣錫銘等四人昨晚住在我村，早晨聽說48團的隊伍到了何官營，他們早去找48團的人去了。”敵人聽後趕忙撤回。其實父親他們當時正分散在羣衆家中隱蔽，敵人走後，他們才安全轉移。類似這樣的險情他們碰上過無數次，每次都在羣衆的保護下化險爲夷。

爲了保護羣衆，阻止敵人清鄉掃蕩，八區於組織發動羣衆沿灤河挖了一條10多華里長的封鎖溝，把八區圍了起來。封鎖溝深兩米多，寬三米，緊要路口埋下了地雷，民兵把守，田莊民兵田玉民等還研製了信號彈。區里布告羣衆不要過溝，這樣一方面切斷了內外敵人的聯繫，另一方面有力地阻止了敵人過溝掃蕩，屢遭敵人騷擾的八區從此安定多了。八區挖封鎖溝的做法得到了縣裏的肯定和推廣。

氣急敗壞的王作舟多次口出狂言：“丁存一膽大包天，讓他們等着吧！抓到他，連他家人一起滅掉！”王作舟抓不到父親他們，就派人抓家屬、燒房子，老家不能住了，母親和弟弟躲藏到馬莊子近一年，由當地幹部和父親的朋友程中等人照顧。

夥會兒得到消息，曾兩次到馬莊子村抓人。聽說有敵情，村幹部都是將母親臨時轉移到灤河北岸昌黎縣境內暫避，每次敵人都以失敗告終。我當時8歲，躲在北常坨親戚家。臘月十二日，王作舟帶領夥會兒百十人到於坨一帶清鄉掃蕩抓捕了李凡和宋瑞英夫婦。敵人將二人用馬車拉到北常坨，圍觀的羣衆很多，我也去了，因宋瑞英是父親介紹入黨後參加工作的，他倆都認識我。宋瑞英看到我後表情很緊張，用眼神示意我趕緊躲避，我知道她是怕我被夥會兒發現。我剛要離開，我村一個當了夥會兒的叫閆萬昌的騎馬過來，看到我後對夥會兒大喊：“那個小孩是丁存一的兒子，把他抓走。”在這危急的時刻，是北常坨的幹部羣衆從人羣中把我拉了出去，在大家的掩護下把我轉移到了父親的“保壘戶”陳鳳祥家，藏在了爲父親他們挖好的地窖裏，敵人撤退前一直在找我。晚上八區幹部蔣德恩叔叔從北常坨將我接走，轉移到了另一個地方。見面頭一句話就對我說：“快跟我走吧，再待在這兒小命就沒了。”我這才躲過了那場浩劫。李凡、宋瑞英夫婦被捕後，父親和於坨的村幹部以及宋瑞英家屬雖多方營救未果，最後他們光榮犧牲。

在殘酷的對敵鬥爭中，除了積極應對夥會兒的清鄉、掃蕩外，父親和八區的同志們還發現，在八區有一股地下反動勢力也非常猖狂，他們和夥會兒裏應外合、互相勾結、串通一氣、造謠惑衆，他們在暗中給夥會兒籌糧、籌錢，有一個反動地主一次就給王作舟買了幾十杆大槍。他們夥同敵人殘害幹部羣衆，有多名幹部羣衆被抓、被殺。父親他們經過多方調查發現，原來八區範圍內存在着一個地下集團，潛伏在八區的就有40餘人，王作舟兼任頭子，前黑王莊劉廣玉、於坨反動地主宋子洋等是他的幫兇。在當時的形勢下，不打掉它將給我黨的革命事業造成極大的損失。在父親的領導下，對這個地下集團進行了堅決、果斷的鎮壓，一次抓捕反動分子12人，槍決4人，以後又陸續對罪大惡極對羣衆欠下血債的反動分子分批進行鎮壓，該殺的堅決殺掉，一共槍決了20多人。對有一般罪行構不成死罪的分別提出嚴重警告、指明出路、以觀後效。這一舉措實施後，極大地震懾了敵人，同時也鍛鍊了幹部，教育了羣衆，使八區的鬥爭形勢迅速好轉。

團結爭取中間勢力也是當時對敵鬥爭的需要。那些過去被迫幹過僞事，有的人向敵自首，還有一批頑僞、夥會兒家屬等。這些人對共產黨、八路軍缺乏正確認識。八區幹部中怎樣對待這部分人也存在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八區首先在幹部和羣衆中進行形勢教育，學習黨的統戰理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亮明態度，明確宣佈：凡被迫向敵人自首，但沒暴露黨的組織機密的，只要向組織說清楚，可繼續爲黨工作。一般羣衆曾被抓被迫幹過僞事的政府概不追究，對家屬也不會另眼相看。這樣做以後，其中很多人放下了包袱，轉變了立場，積極配合、支持八路軍的工作。如王戈莊連金漢，當時在敵警備連當連長，父親和八區的同志多次作家屬的工作，家屬積極配合，在其妻的說服下，在黨的政策的感召下，連金漢帶着了一名勤務兵棄暗投明。此舉當時在全縣影響很大。有些鄉、保幹部不再爲敵人幹事了。這樣就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敵人，鼓舞了羣衆的鬥志。

父親十分注重對進步力量的培養工作，據他後來回憶，在八區工作前後，經他介紹入黨、參軍、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就達40餘人，僅父親工作過的北常坨、於坨、吝家營學校就有8名教師參加革命工作。如劉任英、張慶義、趙大民、宋瑞英等。這些人後來有的成爲了我黨的中高級幹部，有的當了藝術家，有的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當時於坨、北常坨一帶的幹部羣衆議論說：丁存一呆過的幾所學校簡直成了八路軍、革命幹部的搖籃。

1948年8月，父親被黨組織調到十三專署任宣傳委員，在此期間，他克服了業務不熟悉等重重困難，投身到了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之中，鼓勵農民羣衆加緊生產、支援前線。1949年4月，父親調到遷安縣委任宣傳部長、縣聯合社主任，解放後任遵化縣縣長，1952年調到唐山市委任工業部長。儘管環境變了，地位變了，但是父親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變，在新的領導崗位上，他嘔心瀝血，日夜奮戰，積極組織恢復經濟建設，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在開展“鎮壓反革命”和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的同時，千方百計、機動靈活地與民族資產階級周旋，在基礎差、攤子亂的情況下很快恢復生產，表現出了政策性與實踐性相統一的工作水平。

三

1954年6月，父親從唐山市委工業部調往原蘇聯援建的一個大型軍工企業616廠工作。先後任該廠分廠支部書記，廠組織部長，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等職。該廠有幹部職工兩萬多人，是我國當時最大的坦克生產企業。父親從地方調到大型軍工企業，許多工作都不熟悉。他到任後，努力學業務，學管理，虛心向他人請教，很快掌握了生產管理方面的規律和方法，併成功地把政治工作與生產管理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一整套適合軍工企業特點的工作方法，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肯定和推廣。

1958年，父親帶領該廠第30車間500多名職工和科研人員日夜奮戰，研製出我國第一臺高速柴油發動機，填補了我國發動機行業的空白，對我國坦克的更新換代做出了重要貢獻，受到了國防科工委、兵器部的通令嘉獎。

1963年，父親從616廠調到第七〇研究所任黨委第一書記。該所是一個搞兵器研發的科研院所，和616廠是一個系統。七0所是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我國搞坦克的頂尖科學家、高級工程師大都集中在這裏。

如何調動起廣大知識分子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是當務之急，也是長遠大計，關係到每個階段科研任務的完成。父親在研究所工作期間，全面貫徹執行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深入細緻地做好每個人的思想工作，及時解決了他們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難和問題，使他們放下了包袱，積極投身到了科研工作中去。

父親每到一個單位都愛護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文革”中，父親受到了嚴重衝擊，但他仍不顧個人安危，在逆境中千方百計地保護科研機密和資料，保護了大批老幹部和科研人員。1972年6月，父親被調回616廠任政治部主任，負責落實政策。在文革尚未結束，極右思潮還相當嚴重的情況下，他再一次冒着危險，排出各種阻力，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堅持平反了616廠所有冤假錯案，拯救、保護、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科研人員。父親那剛直不阿、正義凜然的風範至今令單位的幹部職工難以忘懷，不少老幹部、科研人員說：“沒有丁書記，文革期間我們就沒命了，科研事業也會遭受巨大損失。”

父親在軍工企業的30多年中，含辛茹苦，日夜操勞，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完成了國家下達的一項又一項生產、科研任務，爲國防建設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作者於錦濤，原樂亭縣教育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