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湖南省新晃縣“操場埋屍案”已徹底查清。殺害鄧世平老師的嫌疑犯杜少平及其同夥羅光忠被依法逮捕，並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提起公訴；該案涉及的黃炳松等19名公職人員分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等相應黨紀政務處分，其中10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逮捕並移送審查起訴；杜少平涉惡犯罪團伙13名成員被依法逮捕並提起公訴。

公佈的案情雖然在意料之中，但依然讓我感覺到驚訝。一位有着正當職業、美滿家庭的中年人突然人間蒸發，而且家屬一次次上告，並提供失蹤者與包工頭結怨的線索，可當地以各種方式推諉，沉冤十八年。稍微有社會經驗的人，都能判斷一定有保護傘在庇護罪惡。這次公佈的案情，讓人看到這把保護傘編織得何等細密。時任縣公安局局長、縣公安局政委、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大隊長、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新晃縣所屬的懷化市公安局刑偵支隊辦案指導大隊大隊長、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支隊長、市公安局的法醫，以及時任新晃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縣委書記、懷化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市公安局局長全部牽涉在內。

然而，人命關天的大事，就這樣被一把巨大的保護傘遮蓋過去了。杜少平的舅舅、時任新晃一中校長的黃炳松和時任新晃縣公安局黨委副書記、政委楊軍（杜少平同學）應該是這把保護傘中的關鍵人物。從級別上說，一個縣一中的校長和公安局政委，也就是科級幹部。但在一個縣城，這種級別也可以一手遮天，令人望而生畏。

由新晃縣這個大案，我想到了《水滸傳》中的鄆城縣和陽穀縣。在縣域就可讀懂中國底層生態，古今皆然。

宋江及時雨的名聲，離不開鄆城縣押司的身份

流竄江湖的劉唐，探聽到大名府梁中書有一批財寶運要送到東京，給老丈人蔡京太師做壽禮，押送隊伍將途經鄆城縣，便去投奔東溪村保正晁蓋（相當於村長），商量着一起劫了這批財寶。因爲形跡可疑，劉唐被鄆城縣都頭雷橫抓獲。於是，晁蓋出面去找雷橫說情，謊稱劉唐是自己的外甥。最後，劉唐被釋放了。

在《水滸傳》中，雷橫如此對晁蓋說：

“令甥本不曾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蹊蹺，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

要說雷橫真是個職業的巡捕，眼光狠毒，對劉唐這種嫌疑人警惕性很高。可在人情和利益面前，公家的事就算不得什麼了。釋放劉唐，不但給了當地一霸晁保正的面子，而且有現實的利益。書中說，“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士兵，再送出莊門外。”

“關係戶”劉唐

“收錢捕快”雷橫

當晁蓋、吳用、劉唐、阮氏兄弟在黃泥岡劫了生辰綱，做出了驚天大案。雷橫聯想到他釋放的劉唐，對作案者是誰肯定能猜出八九不離十。可他已經得了晁蓋的銀兩放了劉唐，那麼案件一旦破獲，他也是難逃干係的。此時，他事實上已和晁蓋在一條船上。這個案子靠鄆城縣的官府，肯定破不了。

濟州府的何觀察機緣巧合，破了此案，拿着公文前去鄆城縣拿人，碰到了縣衙押司宋江。宋江得知消息後，穩住何觀察，先去東溪村報信，讓晁蓋、吳用等人有準備。而奉知縣之命帶巡捕前去抓人的步兵都頭雷橫、馬兵都頭朱仝，他們是晁蓋的哥們，心裏盤算如何放掉晁蓋等人。書中寫道：“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

宋江的人設是“公門裏好修行”

管公文收發的縣府押司和馬、步兵兩大都頭都是晁蓋的保護傘，官府的治理效能到了縣這一級，幾乎消減得形同虛設了。

這樣的情形，在《水滸傳》中不獨是鄆城縣，有着相當的普遍性，山東陽穀縣亦是這般。在當地橫行霸道、結交官府的富商西門慶，差不多就是大宋版的杜少平。他引誘了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蓮，事發後夥同潘金蓮毒死了大郎。對收殮屍體的何九叔，西門慶送十兩銀子收買，懇求道：“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全，一牀錦被遮蓋則個，別無多言。”何九叔比湖南操場埋屍案中的市公安局法醫鄧水生有良知，當然也出於對風險的評估，他害怕武藝高強的武松，便偷偷地將武大骨殖藏了兩塊，以便日後做證據。武大郎的弟弟、該縣的都頭武松，從東京出差回來後，循正常渠道無法替哥哥伸冤。因爲陽穀縣的上上下下已經全部被西門慶打點到了，成了一張打虎英雄也破不了的網。不得已武松才血親復仇，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

武松後來的血濺鴛鴦樓，也是因爲替施恩出頭打蔣門神，介入了地方勢力爭鬥

《水滸傳》這本書裏，遍地都是鄆城、陽穀。理論上說天下州縣都是替朝廷做事，替皇帝牧民，誰授予權力便對誰負責，這是很明白的政治邏輯。帝國那麼大，到了縣這一級，是直接治理百姓的，距民近，離君遠。官員能不能盡心爲朝廷做事，對皇帝負責，一靠官員的道德自律，二靠朝廷的監察制度，但在中國古代，這兩方面都作用相當有限。對多數人而言，在利益面前，道德自律是脆弱的。古代中國社會交通、信息不便，朝廷對那麼多州縣進行監察，效能越到下面越遞減。更何況那時候是流官制，多異地爲官。空降到一個縣的知縣，對當地社情很不熟悉，必須倚仗當地的衙役、書吏，就是宋江、雷橫、朱仝這樣的“能人”來治理，且奉行“爲政不得罪巨室”。

如此，古代中國那些大大小小的州縣，雖然有“朝廷命官”，但實際上的權力，卻必須與當地的土著豪強分享。當然，這些“豪強”有樂善好施者，但更多的是魚肉鄉民之徒。一縣之豪強，有“能人”，也有“惡人”，更多的是既有能耐又橫強的人，他們通過聯姻、結拜兄弟等各種形式結成同盟。

當然時代在變，古今不能簡單地對比，然而古代社會有些醜惡的基因還是會頑固留存下來。還是以湖南新晃縣這個案子爲例，鄧世平的兒子曾在網上控訴稱：“鄧世平失蹤後，我的姨媽曾找過縣新晃縣政法委反映情況，縣政法委的楊書記對我姨媽說:‘鄧世平失蹤是離家出走，家屬要負主要責任。’”其控訴材料的一段話點出了其中的奧妙：“包工頭杜少平是黃某某的外甥，黃某某的愛人彭某某是縣政協辦公室主任，黃某某的堂兄弟是縣政法委副書記，黃某某愛人的弟弟是縣政法委的科級幹部，黃某某的弟弟在懷化市經委工作。”一位網友就此評論道：“倒是圍得風雨不透。”

“風雨不透”精準地形容了某種縣域政治、經濟的生態，一個縣由幾個或十幾個大大小小的“門閥”把持，形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利益共同體。前些年，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馮軍旗發表了論文《中縣幹部》，以河南某縣爲對象，研究了中國基層的政治生態。其中一個章節以《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爲題目，在《南方週末》上發表。這篇論文涉及到的言論包括：

中縣的一位主要領導對作者說：“如果我的妹妹在中縣工作，那麼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會處處受到關照，這是幾千年來的政治傳統。”

組織部一官員如此理解地方門閥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樣，順着架會越長越大，越長越多，同時陽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晃縣地處湖南最西部，上世紀50年代以前，這地方匪患嚴重，《烏龍山剿匪記》中田大榜的原型即是當地匪首姚大榜。農耕社會的“掃黑”就是“剿匪”；工商業社會的“剿匪”便是“掃黑”。全國範圍內進行掃黑除惡專項活動很有必要，所要特別注意的是必須嚴格依法，在法治的軌道里推進，防止走樣和擴大化，警惕某些地方的一些人藉此“尚方寶劍”來達到私人目的。更爲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剷除這種生態滋長起來的土壤，避免進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循環。